中国原始音乐起源的考古学观察

本文将原始音乐分为形体艺术、时间艺术和造型艺术三种艺术形态,从考古学的角度对音乐起源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中国史前音乐萌芽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

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就以秦岭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工业区,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南方和北方又可分为不同的区域性文化类型。这为中国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多元性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略论北京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

北京地区有着较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从早期的北京直立人、中期的新洞人文化,到晚期的山顶洞人文化,经历了数十万年之久,绝对年代约从距今60万年延续至距今1万多年。北京旧石器时代文化始终以小型石片石器为特色,反映出长期以来主要从事草原一森林环境下猎取动物的经济方式。早中期文化和晚期文化间差异虽较显著,但也明显存在联系,北京直立人应当对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成有过一定影响。     

贵州黔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初步研究

黔北地区是贵州省旧石器时代遗存的重要分布区之一.研究表明,黔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可以分为两期,分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每期遗存又可细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黔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类型,可命名为“马鞍山上层文化”.     

简述甘肃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

1920年．由桑志华和德日进等在华池县境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件旧石器标本,确认我国有旧石器文化遗存。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化石人类与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是从甘肃庆阳出土第一件旧石器而肇始的。随后的八十多年中．在全省各地发现了众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地点）,时代包括从早期到晚期。还有最晚期即由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由于材料比较分散,发表的论文也不集中。故把这些材料集中于此文,并将笔者的认识和对遗址的探讨阐述如下。     

湖北丹江口杜店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遗迹现象初探

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库区的杜店旧石器时代遗址于2008年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进行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材料。极为难得的是,在该遗址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现象(编号08DDIYJ1)。本文从遗迹的形态、埋藏学以及砾石和石制品的原料、大小、类型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初步推断这是一处属于原地埋藏的石器加工场所。该遗迹的发现与研究为探讨杜店遗址以至汉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代居民的文化面貌、工业技术特点以及生业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甘肃镇原县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综述

甘肃省镇县位于陇东黄土高原泾河流域,是甘肃最早发现人类活动遗迹的地方之一。镇原县旧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其中姜家湾遗址点和寺沟口遗址点是目前甘肃境内发现唯一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镇原县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及深入研究。     

四川攀枝花市回龙湾洞穴遗址1987年发掘石制品整理简报

回龙湾洞穴遗址是一处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金沙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于1987年进行了初步试掘,获得了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磨制骨器。回龙湾洞穴遗址上文化层年代为23.8—23.4ka cal BP,下文化层目前尚无年代数据,根据其石器技术特征推测应同样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回龙湾洞穴遗址上下文化层的剥片技术均包括锤击、砸击和锐棱砸击技术,但上文化层的砸击和锐棱砸击技术的比例要略高;从工具修理特征上来看,上下文化层的工具均较为简单,以刮削器为主,相对而言,上文化层的工具尺寸要略大于下文化层,且类型更为丰富。回龙湾洞穴遗址是目前攀枝花境内唯一一处年代明确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对于研究该地区晚更新世晚期人类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玉帛之路断想

以玉为美者,早在史前。专家说,内蒙古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那一对白色玉块,表明距今1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玉业就已萌芽建立。从旧石器时代算起,玉器已在华夏热土上美丽了5000多年。     

万象更新 庚子话鼠

从广义的动物学来看,大部分啮齿目动物可称为鼠,如松鼠、竹鼠、豚鼠、田鼠等。狭义的鼠,主要是指老鼠,俗称"耗子",它们通常体小尾长、门齿发达、繁殖迅速。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约有鼠类1700多种,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鼠都是人类常见的物种,自古以来与人类有着密切的联系。鼠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捕捉鼠类作为食物。在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了许多鼠类骨骼,它们都被烧焦了,可以推断当时的鼠是北京人的果腹物。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扩大了渔猎动物的范围。     

HISTORY AND RELIGION IN THE MODERN AGE

This essay seek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religion in the modern age. It proceeds in three steps. First, it draws attention to the radical asymmetry between first‐person and third‐person statements that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rescued from the metaphysical exile to which it had been condemned by Descartes's definition of the self as a thing. Second, it argues that religion is designed to alleviate the peculiarly human kind of suffering arising from this asymmetry. Third, it maintains that history relies on the same means as relig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ame results. The turn to historical evidence performed by historians and their readers is more than just a path to knowledge. It is a religious ritual designed to make participants at home in their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Quite like the rit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Christ in the Mass, the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 underwrites the faith in human liberty and the hope in redemption from suffering. It helps human beings to find their bearings in the modern age without having to go to pre‐industrial churches and pray in old agrarian ways. History does not conflict with the historical religions merely because it reveals them to have been founded on beliefs that cannot be supported by the evidence. History conflicts with the historical religions because it is a rival religion.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系及其特点

地理环境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作用表现为对文化发展历程的影响、对文化发展速度的影响、对文化特征的影响、对文化格局的影响、对中华文明早期发生发展的影响等5个方面,中国新石器时代先民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体现在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采集渔猎经济的存在、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对居住地的选择、因地制宜的居宅建筑、生产生活用具的制造、对原有生态系统的干预等7个方面。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系具有人对地依赖性强、地对人制约严格、相互作用极为直接等特点。     

世界遗产: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证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中心主义遭到种种质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运而生。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不仅具有时间上的相关性,而且具有相同的问题背景,二者的价值取向有着惊人的一致。只有自觉地坚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才有可能有效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上的全面落实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世界遗产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实证,并可望成为实现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典范。     

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思想透视

在人类正面临生存环境的严重挑战的今天,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受到中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思想的突出特色在于,承认自然环境限制作用,强调在此前提下主动地适应自然环境,从以人为本的基点出发去保护自然环境、追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这种人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人地观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与开发利用自然环境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对现今社会的发展仍具有现实意义。     

ANALYSIS OF BONE FROM THE BRONZE AGE SITE BOVENKARSPEL-HET VALKJE,THE NETHERLANDS: A PRELIMINARY REPORT

Bones from a Bronze Age settlement in a low-lying area in The Netherlands were analysed for their content of strontium and certain other elements. Low strontium concentrations in the human bones indicate that part of the diet consisted of animal products. Milk and dairy products were probably also incorporated in the diet. This would have had a marked effect on the Sr/Ca ratio of the total diet and on the strontium content of human bones. Anomalous mean strontium concentrations for the animal species are tentatively explained in relation to the specific environment of the settlement. Different pasturing practices for cattle and sheep/goat respectively are possibly reflected by the strontium content of their bones.     

明代州县区划及其沿革

明代州县增设改置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有历史的遗留,二是有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三是有当时政治的制约。自然地理环境固然有其优势,但它不能把人完全隔绝;历史遗留和当时的政治,都是人为的因素。州县的增改、疆域的划分,无疑是人的因素起主导作用。分析明代740多个州县增改的原因,不但可以看出统治者为加强自身统治而花费的苦心,而且也可以看出州县的政治职能。     

关于极端干旱地区人地关系历史演变的初步研究——以塔里木盆地为例

纵观极端干旱地区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在气候环境自然演化的背景下,人地关系存在着时间与空间上的两种变迁。从历史时期看,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地关系大致经历了依附自然、干预顺应自然、干预自然、回归自然四个阶段。从空间上看,表现出人类"逐水而徙","依水而居"的相互关系。各个阶段以气候环境变化为背景,以水资源为主线,表现出人地关系演变的时空特征。塔里木水系的瓦解和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化以及胡杨林植被面积的缩小,说明近100年来人类活动对人地关系的演化逐步起主导作用     

论人地关系的异化与人地系统研究

以工具的使用、农业文明的出现、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工业革命为标志,人地关系发生了四次异化过程,形成了由自然环境、人类环境、社会环境和人类共同组成的、为人类所特有的人地系统。所谓的人地关系是人地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总称。人地系统受自然、技术和社会环境共同驱动,其核心是资源（自然环境）—生产（人为环境）—消费（人类）三者之间的平衡。人地关系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人地系统的驱动机制以及系统内部相互作用机制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自组织性质研究

本文根据系统自组织理论,初步地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自组织性质:一是可持续发展从萌芽到理论的逐步产生和完善是科学发现的自组织过程;二是对人地复杂巨系统来说,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是人类基于自组织客观规律的必然选择。本文认为,可持续发展有着深厚的自组织理论基础,既是人类认识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走向未来的正确实践选择,由此人类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自组织规律,科学安排自身的行为方式。     

生态文明视野下中国环境伦理建设探微

生态文明是人类正在追求的新的发展高度和境界,体现着人类正沿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演进之路向着人类与自然真正和谐相处的目标迈进。环境伦理观照了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道德意义,关注了生态环境之于人类的全方位的价值,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和生存态度与生存方式的重新而重要的选择。建设生态文明必然包括环境伦理的建设内容,中国的环境伦理建设问题需要从细微处加以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