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中)

蔚堂先生: 前日奉上"营业报告"第九号,想已收到.函内附有"善目"卷一经部二十四页,匆匆编就,不妥处颇多,尚乞细加指正为感!兹复钞就"善目"卷二史部之一部分(一至二十九页)奉上.有一部分书已装箱,查阅至为不易,因之,偶有书名不甚符者(如<宸翰录>,恐非原名).     

读《资治通鉴》随笔（四）

（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 谷永为凉州刺史,奏事京师,讫,当之部,上使尚书问永,受所欲言。永对曰：“臣闻王天下、有国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闻。……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恶日广而不自知,大命倾而不寤（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     

胡适家书选(续)

第七号吾母大人膝下:得第五号书,甚喜。又知上海之款已收到一月。甚望后此可源源而来,庶家中可无薪水之忧,而儿亦安心在外矣。儿之照片所以不常寄来者,因此间照片价昂,而儿友朋极多,每摄一影,非得二、三十张不敷分赠,故一时不能得耳。实则儿近来变易甚微,与前此摄影相差正无几,故望吾母能恕儿不寄照片之罪也。儿今复习夏课之外,尚有外事,又须卖文,故忙极,一时未及多作书寄家。此咎亦望吾母宽恕也。儿前收到全家照     

这个玩笑开得真够大的

帝制时代,统治者很爱干的一件事就是立节妇、树孝子。 1902年,20岁的广西西林人岑德固奉父亲岑春煊之命送母亲北上,不料行至汉口,其母偶感风寒,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岑德固也因病离开人世。     

陈黻宸论良史

陈黻宸 (1859— 1917)字介石 ,浙江瑞安人。曾先后在上海时务学堂、杭州养正书院、京师大学堂师范科任史学教习 ,1913年后任北京大学史学教授。陈氏的史学著述 ,有《独史》、《地史原理》、《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和《中国通史》等 (均收入《陈黻宸集》 ,陈德溥编 ,中华书局 1995年 6月版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陈氏在史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关于“良史”的标准 ,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 ,章学诚加之以“德”。陈黻宸对此仍不满足 ,他说“我谓史之所以为史 ,又不徒以其才也 ,而必以其质也 ;不徒以其识也 ,而必以其德也 ;不徒以其学…     

番汉语轻唇音反切拟音之比较

本文以《文海》《同音文海合编》所提供的反切拟音资料为基准,利用《番汉合时掌中珠》为辅助佐证材料,对番文辞书《同音》丁种本、《同音文海合编》中的252个轻唇音字与汉语进行比较和分析,看到番语与汉语在轻唇音的拟音上有很大差别,番语中反切上字与实际音值是相背离的。其中番语轻唇音微母与喉音影母、喻三、牙音疑母有联系;轻唇音奉母与喉音晓母有联系;轻唇音非母与喉音匣母有联系;喉音影母、喻三、牙音疑母之间围绕轻唇音微母又有联系,番语轻唇音的实际音值是混杂的。     

沁县御书楼和千字文

山西省沁县民俗博物馆有个二层小木楼,古为“宸翰楼”,又称为“御书楼”（图一）。御书楼内墙壁镶嵌着48块汉白玉石刻,在沁县文物馆展厅的正墙上也展有这48块汉白玉石刻的拓片。     

伪满恶警“白菜(蔡)叶”伏法记

老一辈的哈尔滨人中,一提起伪满时期哈尔滨警察界的三大恶霸“白菜(蔡)叶”,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的,这三个称“白菜(蔡)叶”的恶霸伪警在日伪时期认贼作父,作恶多端。由于他们死心塌地帮助日本侵略者作践自己的同胞而臭名昭著。想当年,只要一说“白菜(蔡)叶”来了,犹如凶神降临,恶煞转世,路人纷纷退避三舍,唯恐避之不及而招祸惹灾,甚至连哭闹中的乳儿一听“白菜(蔡)叶”三个字也会敛声屏息。“八·一五”东北光复后,这三个国人皆曰可杀人人得而诛之的恶霸伪警终于被人民政府     

关于"两头蛇"

汉代人贾谊在<新书·春秋>中说:"孙叔敖之为婴儿也,出游而还,忧而不食.其母问其故,泣而对曰:'今日吾见两头蛇,恐去死无日矣.'母亲曰:'今蛇安在?'曰:'吾闻见两头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见,吾已埋之也.'其母曰:'无忧,汝不死.吾闻之:有阴德者,天报之以福.'"南朝宋人刘义庆之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德行>载有人劝庾亮卖掉被认为是害人的"的卢马",庾曰:"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杨耀海墓碑碑文撰写前后

龙潭老人杨耀海墓碑,现存于西安碑林。墓主杨松轩之父、杨钟健之祖杨耀海先生是陕西华县龙潭堡的一位农民。墓碑碑文及铭是由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李大钊题写的。蔡、李二人同时为一位农民题碑,还是非常罕见的。据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杨钟健回忆说:“……到了北平,适逢蔡孑民先生任北大校长。其人道德学问,实足令人敬慕。尤以他在北大所表现之民主作风,影响于人者实深。又逢‘五·四’后之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的俊彦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高语罕诸先生均为我所崇敬之人物。”     

孙愐《唐韵序》中的一个问题

孙愐《唐韵序》曰: ……一诉愚心,克谐雅况,依次编记而不别番。其一字数训,则执优而尸之,劣而副之。其有或假,不失元本,以四声寻译,冀览者去疑,宿滞者豁如也。又纽其唇齿喉舌牙部仵而次之。有可纽不可行之及古体有依约之,并采以为证,庶无壅而昭其冯。…… 在今存诸种《唐韵序》中,卞令之《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仅为今存全序的上半部分,王国维考订为开元本《唐韵》序,而今存全序为开元本序与天宝本序（下半部分）之合体,这段文字抄自下半部分,因而卞氏所录无之。其它诸本中,“有可纽……以为证”一句,有的本子有,有的本子无,未知诸本孰是,姑且略述而不详论。其它各句,则诸本皆同。我们要讨论的是“纽其唇齿喉舌牙部仵而次之”一句。这句话引用者颇多,然皆未得其实。 陈澧《切韵考》卷二曰:“孙愐又曰,纽其唇齿喉舌牙部,仵而次之。仵者参错无次第也。韵有一东二冬三锺四江之次第而声则无次第,如东字冬字舌音,锺字齿音,江字牙音而皆可为韵部之首也。今於清声二十一类,浊声十九类,但以所见之先后为次第,亦所谓仵而次之也。“白涤洲《集韵声类考》（《史语集刊》三本二分）引孙愐序亦断     

王国维致沈曾植的一通信札

嘉兴博物馆藏有王国维致沈曾植的一通信札,为沈曾植之子沈慈护（1898—1963年,名颎）于1959年捐赠。该信札共四页,＂小蓬莱阁＂红印宣笺,纵23.7、横16.1厘米。按顺序二页缀合,用硬白纸托裱成二册页,册页纵28.5、横18.5厘米。首页前钤＂沈颎之印＂、＂慈护长寿＂二白文方印,后页末钤＂静俭斋藏＂白文方印,证为沈慈护所收藏。信札全文按原件释录如下：乙乡先生大人尊鉴：里闬相望,不及百里;向往之切,又逾十年。而踪迹睽违,未得一奉几杖。其为企仰,何可胜言。每从蕴公处得读书疏并及诗翰,读＂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之句,始知圣贤、仙佛去人不远。     

龙门杂考

一奉先寺小考奉先寺的造像是龙门石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组造像。群像雄伟壮观,艺术精美,驰名中外。然而对于现在奉先寺这个地方唐代是否叫奉先寺,有人提出怀疑,故有辨明之必要。我认为现在奉先寺这个地方,唐代就称为奉先寺。永淳二年(683)四月的《唐朝散大夫陈君石龛像铭》云:"……于龙门奉先寺敬造石像一铺:一佛二菩萨、迦叶、阿难、香炉、师子等……面水踈(启冋)"。该造像记就在奉先寺下,药方洞北的摩崖上,这里明确指这个地方叫奉先寺。另外,石牛溪摩崖上的《唐朝议郎行少府监主簿上柱国钜鹿魏牧谦造像记》(开元五年八月十五日)云:"乃于龙门奉先寺北为亡考妣造阿弥陀像、释迦牟尼像、弥勒像合为三铺,同在一龛。"这里称奉先寺北也说明当时这里就叫奉先寺。永淳二年(683)距上元二年(675)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完工仅八年之久,它把这里叫奉先寺当不会有误。这里称奉先寺指的是大卢舍那像龛,正如石窟寺、敬善寺指的是洞窟一样。     

石之英华,铸以为器

说起玻璃,大多数人脑海里会浮现琳琅满目、晶莹剔透的玻璃产品,诚然,玻璃已在现代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各类玻璃制品随处可见。或许很多人认为玻璃是近现代才有的一种人造材料,其实玻璃跟陶瓷一样也有较为漫长的发展历史,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玻璃制造始于公元前2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我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制品年代为春秋末战国初。虽同属硅酸盐质材料,陶瓷在古代中国的发展一直光彩夺目,颇有“带头大哥”的风范;相较之下,玻璃就处于弱势地位,但这并不代表玻璃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文化内涵不值得细细品味。相反,玻璃作为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极具代表性的品种,它的“成长之路”也可谓“玻光熠熠”。     

访美所见中国古代名画札记(下)

元人《宦迹图》卷(旧题宋人画《赵遹泸南平夷图》卷) 绢本水墨淡设色长卷,高39.3、长396.2厘米,今藏美国堪萨斯城奈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此图景物相连,画一人不同时期的事迹,无款识。卷前有佚名人书"笃恭"二大字,书于元宫廷御用明仁殿描五爪金龙黄笺上。又有明沐昕篆书"徽宗宸翰"四大字。卷后有沐昕行书跋及明宣德十年吴讷跋,都称"笃恭"二字是宋徽宗所书,而没有提到     

冯玉祥逸事两则

冯玉祥认为战祸连年,遭难的是黎民百姓.直奉战争时冯的倒戈与他的这个认识不无关系.他事后说:“直奉之战,张作霖、吴佩孚二人,全在战线后方,距离甚远.失败时,早已逃之夭夭.以我之见,在山海关建筑-大玻璃厅,每票一张售千元,任人参观.他二人在厅内赤身露体,各持枪刀,谁把谁肝肠剖出来,那才叫英雄好汉,何苦叫百姓死去多少呢.”     

康有为、沈曾植参预“丁巳复辟”

康有为以戊戌变法领袖,流亡回国,参预“丁巳复辟”。当日所谓“宗社党”者,分居青岛、旅顺两地,奉恭王溥伟、肃王善耆为帜志,二王皆亲贵中首抗逊位者也。袁氏手握钧衡,阴瞰帝位,虽阳与革党周旋,而实非同梦。地方割据者流,又皆其旧部,几同“百足之     

周代的“赐姓”制度

对《左传》隐公八年所追溯周代的“因生以赐姓,制度,一般都用传统的“因所生”、“因所由生”理解“因生”,于是就有之以其人所生地的地名、其母吞食的物名、其母所践的神迹为不同实例的解说。对于“赐姓”,则认为其为新王朝建立时,对旧有族姓或新封的诸侯、卿大夫的故姓于以再次赐的制度。杨希枚先生通过对古代姓氏制度的系统研究,在分析各家解说与史实异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观点。我接受杨先生对姓、氏的训义和对姓族、氏族所做的新解释,同意他关于“命姓、受氏与祚土是先秦政治封建制的三要素”的看法。但对杨先生用“因功臣生时而封建之,而不死后追封”来解释“因生以赐姓”,以及对所赐之姓的地位的估计,有不同意见。     

舒城九里墩墓年代与国别考

舒城九里墩墓中出土有一批战国早期青铜器物,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45年之后。墓中所出的青铜礼器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特征,墓主人应为战国早期楚国贵族,今舒城可能为其封地;墓中虽亦出蔡、钟离二国器物,但此二国距舒城甚远、时代亦不符,可能为楚灭蔡、钟离二国后所得战利品。     

《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

一、创办缘起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此犹富者家居,狗马玩好唯所嗜,固不必为衣食计也。及至国势凌夷,局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譬如蓬门华户之家,凡劳力所入先图温饱,其衣食之余则积储为他日创业之资,不敢有一文之浪费也。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