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开展方志性质学术研究的必要性

方志性质是方志理论研究的核心和方志学的立足点与奠基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方志性质的研讨,经历了一个"之"字型。《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前,方志性质研讨十分热络,出现几十种不同观点,"资料性著述"说渐成主流认识。《条例》对方志性质给出工作定义后,方志性质研讨明显"降温"。之后,方志性质的学术研究持续,但热情远逊于前。其实,还有相当多的课题如方志性质各说的继续研讨争鸣、方志性质概念的涵义、方志性质所指为何、与方志性质相关的基本概念辨析、方志性质由什么决定等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重修还是续修

浙江王志邦在《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1期上发表《续修方志与方志学科建设》一文,认为地方志编纂的传统,重修是主流,后志接前志     

到风口浪尖去摔打──方志改革的建议

到风口浪尖去摔打──方志改革的建议新疆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锺英一（一）８０年代我国的修志工作,其理论指导体系,或者说方志学的理论体系,就主流来说,是传统的方志学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地方志书;方志编纂学成为方志学的主体;方志工作者的主...     

对续修和重修的一些看法

文章考察了方志编纂史上续修和重修的具体情况 ,并指出 ,续修和重修关键取决于前志的质量 ,续修是方志编纂的主流。新方志的编纂也是如此 ,下届修志是续修还是重修 ,涉及到对首届志书的总体评价问题 ,而首届志书从总体上看是值得肯定的。因而下届修志主要是续修 ,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志书则要重修     

2000年以来台湾的方志学研究

台湾地区的现代方志学研究始于1945年,2000～2010年间,台湾期刊发表了相当多的方志学论文,同时与方志学相关的著作成果亦是非常丰富。台湾方志学研究内容包括方志发展史研究、方志学史研究、方志文献整理、方志编纂研究、方志应用研究、方志批评等方面。台湾学术界对方志学的研究颇具特色：研究的地域范围主要以台湾为主;研究的内容尽管没有大陆广泛,但对方志学的核心分支学科已多有贡献;由于方志学研究的实践性强特点以及台湾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围绕“二战”后方志编纂形成的论文是台湾方志学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台湾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者成了方志学研究的主力军,他们给方志学研究带来了新视野与新方法,方志学科的交叉趋势日益明显。     

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

当今方志界将戴震与章学诚作为方志地理学派与历史学派的代表,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关于章学诚与戴震乾隆癸巳夏宁波道署的论争,部分方志工具书将其作为方志性质之争的标志性事件。从论争观点、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戴震与章学诚唯一的论争只是修志方法的辩论,属方法论的范畴,将其当成方志性质的论争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更无法体现地理性或历史性;并认为两者的争论是文化转型期的清中期,经世致用的非主流文化向仍然如日中天的经学主流文化的挑战在修志领域的反映。方志从宋代定型后,吸收了正史、地记、图经、家谱、杂记等多种文献的体裁与方法,属于多元、宽泛、独立的边缘学科。把方志性质窄化与其他学科趋同,对方志的发展是不利的。由此,由宁波道署争论引出的方志地理属性与方志地理学派、方志历史属性与历史学派,乃至方志性质本身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对当今和未来的地方志发展意义重大。     

“志书”概念刍议

学者喜欢用“方志”一词作为所有志书的统称,然而,是否准确值得研究。传统地方志都是记述地方（地域）或地方（地域）之上事物的,或者如梁启超所说地方志是主流。用方志一词反映了这种状况。当代地方志的记述对象已超出了记述地方（地域）范围,就不应再用“方志”一词。再说,“地方”是与国家（中央）相对应的概念,并无超出地方甚至广及地球的所谓“广义”。在方志出现之前已有分类记载名言警句的志书,应以“志书”作为所有志书的统称,地方志书只是志书大家族之一支。     

续志与前志的关系及其处理

目前 ,各地第二轮修志工作已陆续开展。对于续修方志 ,方志界有不同理解 ,其中主要有两种认识 :一种认为“续修”就是前后二轮修志工作相承相接 ,继续进行第二轮修志。如王志邦认为 ,纵观方志编纂的传统 ,重修是主流 ,后志接前志的续修是支流。“续志”应作“续修方志”解 (《续修方志与方志学学科建设———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思考》 ,《中国地方志》1 998年第 1期 )。另一种则认为“续修”是承续前志的下限 ,在第二轮修志中编纂续志。因此 ,在模式选择上便各有主张 ,前者提出应选择“统合古今”的通纪体方志模式。翟屯建在《续志应该统合古…     

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与意义选择——云南方志中星回节起源记载的忠节化倾向

云南古代至近代的地方志对星回节起源皆有记录。记录详略不一,但总体看来,附着儒家忠义贞烈观的阿南、慈善夫人、诸葛亮等传说占据重要地位,而占岁、照田及少数民族表现抗争除害等起源说则日益弱化,影响式微。忠节化成为星回节起源在云南方志记载中的绝对主流。这一忠节化倾向体现了方志编撰者基于儒家立场而对历史记忆及节俗传说进行的选择性改造和集体无意识援引转述。而如此选择与援引的根源,正是儒家思想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带来的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的认同,并反映出儒家思想传播中的多元途径与借力因素。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学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方志理论与方志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方志理论来源于方志实践,另一方面,方志理论又必须为方志实践服务,并接受方志实践检验。方志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作为人们思想认识的方志理论也必然随着方志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方志理论不能随着方志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那它就会滑到固步自封、思     

从事物的质与属性漫谈方志性质

研究方志的本质属性,是为了认识方志,从而指导我们编纂方志。方志的本质是方志区别于其他类著述的最根本的东西。方志的属性是方志与其他著述区别时表现出来的质,是方志自身所固有的性质。认识方志的本质,给方志性质下定义主要是看本质属性。     

论四库馆臣对方志的认识--以都会郡县志为例

渊阁《四库全书总日》及《存目》的史部地理类收录了大量的方志提要,其中以都会郡县之属最为典型。本试图通过对这些提要的分析,粗略揭示四库馆臣对方志的认识,以窥当时学术界之主流思想。     

论方志批评

在我国志苑中,志书多评论少,志评专著更少。新方志编修十多年来,也是志书多评论少,专论志评的文章更少。缺少的东西,恰是方志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东西。 (一) 方志批评,或称方志评论,应当是一门社会科学性质的、对以方志志书为中心的一切方志范畴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评论的科学。方志批评的对象,涉及方志领域一切范畴。包括方志志书,方志学家,方志思潮,方志流派,方志理论,方志实践。一切方志范畴都是在志书基础上产生的,又随志书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方志批评要以方志志书为中心。方志批评与方志,是同时出生的“双胞胎”。     

到风口浪尖去摔打──方志改革的建议

（一）80年代我国的修志工作．其理论指导体系,或者说方志学的理论体系,就主流来说,是传统的方志学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方志学的研究对象,是地方志书;方志编纂学成为方志学的主体;方志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编修地方志。修志工作的模式是;这个修志模式是自古皆然的,所以,笔者称之为传统的修志模式,其思想体系,可称之为传统的方志学观点。在传统的方志学观点指导下,我们已进行了14年的修志工作,造就了数万修志大军,编修出数以千计的新方志．还将有大批志书出版。对于这个成就,我们决不可以低估,决不可以妄自菲薄。但是．我们如…     

民国以来地方志编纂研究概况

民国以来．从事方志的研究者大多着眼于方志学的研究,或有讨论方志与史学之关系;或有讨论方志为史书或地理书之论;或有讨论方志之体例者等。此类论述多集中于中国方志基本理论、方志编纂理论、方志论辨评价、方志的序跋凡例、方志源流及发展史、方志考证与校勘、方志的整理利用、方志目录学研究、     

再论方志功能的历史演变及其新的内涵

方志功能,是方志这一客观事物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体现,是方志这项独特的传统文化事业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在。研讨方志功能的历史演变,科学地赋予方志功能新的内涵,是新方志编纂实践的自身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方志事业的迫切需要。方志的功能,取决于志书的价值取向。只有客观地界定方志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作用,全面、系统、深入地把握新方志的功能,才能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方志文化,科学地展示方志事业的发展前景,才能高质量高品位地编纂出经世致用的佳作良志,     

方志本体和本质论析

这里所谓方志,不是指方志文本,而是指以文本为核心的整个方志事业。方志本体和本质两问题皆为方志理论的基础课题。近年来,随着新方志学建设的不断发展,有的学者已开始思索这两个问题,也曾刊发过几篇文章。但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思索仍较肤浅,有些意见甚至还是片面的。为了促进新方志理论研究,笔者便不揣浅陋,试就方志本体和本质两问题作如下论析。一、关于方志本体有人撰文曰：“方志本体就是由方志内涵、方志外延、方志特性、方志特征四部分组成。”（王林《关于方志本体的理论探讨》,《浙江方志》1994年第4期）“方志…     

地方志编辑出版中的方志批评

加强地方志编辑出版中的方志批评,可以对方志编辑出版的专业化、规范化和学术化产生积极作用。本文辨析方志批评与方志评论的异同,对方志批评进行重新认识和界定;通过对方志批评诸现象和目前形势任务的回顾,提出方志批评正当其时;认为方志批评的主要对象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和编纂原则,方志批评应该基于具体的文本;提出方志批评要“经世致用”,学界应该更多地关注新编地方志书;主张方志界和出版界要在方志批评方面互相交流学习,互相汲取有益养分。     

方志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意义

狭义的方志文化研究是指从文化的角度,用文化、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方志与方志工作。这种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进展缓慢;2006年之后,在中指组领导及论坛、年会、《中国地方志》等平台的引导下,逐渐兴盛起来。30多年的方志文化研究,揭示了方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论证了方志文化的地位、作用,总结了传统方志文化的特征和精神,探索了传统方志文化的继承和新时期方志文化的建设问题,初步构建了方志文化理论体系。这些研究对新时期开展方志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方志文化理念使方志工作的文化属性更明确,指出了新时期方志工作的用武之地,为新时期方志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方志传播学的构建

方志传播学是方志学与传播学相互交叉、融合的产物。方志传播学应以方志和方志知识为研究对象,以传播学的视角,立足于自古至今方志与方志知识在空间与时间上的传播事实,并结合当下的信息化传播发展,探究方志与方志知识的传播历史和发展趋势,目的在于探求方志与方志知识的传播规律,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志的社会价值,提高社会传承地方志的自觉性。方志传播有直接传播、中介传播、转换传播三种,研究采用的方法除传统模式外,更要注意从时间、空间和个案三个维度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