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经洞为洪辩影堂(影窟)的一点认识

关于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的性质问题,马世长先生曾在<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画史和文献中对寺院里绘有壁画,并配置碑刻、造像等物的纪念性堂屋建筑称之为影堂,而"藏经洞中画壁画、立碑、造像,显然都是纪念洪辩的",因而藏经洞是洪辩的影窟(影堂).     

《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校记

《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校记徐在国吴福熙先生的《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版,以下简称《校注》）是敦煌文献丛书之一。全书由录文、校注和论述三部分构成。我们通过核对敦煌原卷（详台湾黄永武博士主编的《敦煌宝藏》,共１４０册...     

王重民等有关《敦煌变文集》的信函二十四通

2008年9月,国家图书馆入藏了启功先生收藏的敦煌学资料二百一十八种,一千五百馀叶.其中有王重民、王庆菽等编<敦煌变文集>过程中往来书信24通,十九通为王重民先生致启功信函,四通为王庆菽致启功信,一通为王重民致王庆菽信.内容包括校稿的"传观传校"过程、校勘中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式、<敦煌变文集>交稿日期等众多信息,充分显示整理、校勘<敦煌变文集>的过程,具有较高的文献、文物价值.兹予以整理公布,与学界共享.     

《孟姜女变文》、《破魔变》残片考辨二题

<正>以1920年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的发表为嚆矢,敦煌变文的研究已有九十年的历史,其中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以下称《校注》)后出转精,汇聚最全、校勘最精。然由于《校注》的主体完成于敦煌文献重新大规模出版之前,不少文献,尤其是《俄藏敦煌文献》(以下称《俄藏》)未能见到,因而缺漏在所难免。以下便是笔者在调查《俄藏》过程中     

《王昭君变文》再校议

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校注》对约50年的变校注学术讨论,作了相应的总结和推陈出新,而近多年来变校注讨论却大为低沉冷寂。需要在《敦煌变校注》的良好基础上,再开展热烈、扎实的学术讨论,解决存留为数尚不少的疑难。现校的《王昭君变》有20多处句或不通畅,或违事理,甚或使章的思想性、艺术性有所损伤。本详作讨论,提出新见。以此试作首倡,以见变校注远未精善,尚须敦煌学界持续研究。     

梅尧臣交游考略

梅尧臣<宛陵先生文集>是宋人别集保留至今较完整的一种,民国夏敬观曾作<梅宛陵集校注>.然此书未能毕工,夏氏便离开人世.其后朱东润先生又作<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使梅尧臣的诗作以较新的面目重现在读者面前.     

敦煌本"庄严文"初探——唐代佛教仪式上的表白对敦煌变文的影响

前言 在研究界里,法会仪式和讲唱文学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前辈学者们的注意,在敦煌文献被发现不久就开始研究了.最早入手的是罗振玉氏,罗氏在<敦煌零拾>(1924)一书里,用"佛由"的名称来介绍了他所藏的三种讲唱文学作品,即现在所谓的<维摩经讲经文>、<降魔变文>、<欢喜国王缘>,然后其跋文里把这些作品视为宋代说话四家之中佛经演说的"讲经"源流;其次有向达的<唐代俗讲考> ①,这篇论文里,向氏第一次谈到了"俗讲"一词,并论及敦煌变文与俗讲仪式的关系,还提及了押座文在仪式上的功能及其与变文之间的关系.另外,孙楷第<唐代俗讲经轨范与其本之体裁> ②,泽田瑞穗<支那唱导文学的生成> ③等论文里更加深入探讨了仪式在俗文学演变史之中的地位.     

《汉将王陵变》与《捉季布传文》校注

本文对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的《汉将王陵变》、《捉季布传文》作了校注新议。     

敦煌早期石窟空间结构中的儒家思想观念初探——以隋代以前石窟中窟顶和四壁造像为中心

关于敦煌石窟空间结构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着墨甚少,主要有:宁强<论敦煌石窟艺术的基本结构>、张法<空间形式与象征意义:佛教石窟从印度到汉地的演化>、娄婕<论敦煌石窟艺术的空间构成>等三篇论文.     

关于俄藏敦煌文献Дx.2683、2683、Дx.11074残片的定名

俄藏敦煌文献Ⅱx.2683、Ⅱx.11074残片,<俄藏敦煌文献>将其定名为<黄帝内经素问>,李应存定名为<(黄帝内经)节选残卷>.本文经过研究,认为其所抄录之内容当为<针灸甲乙经>卷六之<阴阳大论第七>与<正邪袭内生梦大论第八>残文,故将其定名为<针灸甲乙经(阴阳大论、正邪袭内生梦大论)>.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