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几点看法

通过对故宫现藏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系统排比,结合有关文献研究,作者认为:1、康熙的4幅半身肖像画分别为两幅朝服像的稿本;2、清代帝后朝服像可分为写生像和祭祀像,祭祀像的背景是程式化的,自康熙以后的皇帝服饰,乾隆以后的皇后服饰是写实的,与制度基本吻合,并表现出时代特征,而此前帝后朝服像中的服饰存在着虚构想象的成分;3、康熙《大清会典》记载的服饰形式是康熙青年时期的,雍正《大清会典》记载的则应是康熙晚年和雍正时期的服饰面貌。雍正元年颁布的服饰制度在康熙晚年已经付诸实施。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

清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面积实地测绘编制的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皇舆十排全图》和乾隆《皇舆全图》(即乾隆《十三排地图》),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三部清代全国大地图中的乾隆《皇舆全图》,有御制诗序,一九三二年故宫博物院重印出版时,曾由朱希祖、翁文灏进行专题研究,康熙《皇舆全览图》和雍正《皇舆十排全     

清初璧山县属合州说献疑

正《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下文简称《清代卷》)下编第19章《四川省》重庆府璧山县载:"治所即今重庆市璧山县驻地璧城街道。初属合州,雍正末直属府"。(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44页)又据是书言:康熙元年"裁安居、铜梁、定远3县入合州,裁璧山县入永川县"。附注依据为"康熙《清会典》卷19,第1册上,第197页"。(案此据《五朝大清会典》康熙刻本影印,线装书局,2006年,见《清代卷》第443页注释七及第786页"主要参考文献")今核康熙《清会典》卷     

清代盛京等省的“城守”与“城”

顺治元年八月,盛京地区初步形成八旗驻防体系。康熙《盛京通志》将这些八旗驻防机构称之为城守公署,城守所辖区域为行政区划,与州县并列,代表着省级官员对"城守"制度的认同。同时,公文中的"城"逐渐具有城守辖区的含义。乾隆年间,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将东三省与新疆的八旗驻防区域称之为"城",记录为行政区划。嘉庆、光绪两部《清会典》将这些城守辖区规范为"城",城制成为与府厅州县制具有同样法律地位的地方行政制度。城守制与城制的重新发现,为研究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四省的八旗驻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范

清初江南、湖广、陕西三省的分省,是元代实施行省制度以后较为特殊的一次分省过程。就行政区划、职官制度层面来说,三省的布按两司与巡抚员缺的增裁、辖区的调整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间逐步完成。三省保留下来的区域性巡抚职能得以调整,其与布按两司之间新的行政关系得到确立,巡抚由此全部下辖布按两司,三省事实上析分为六省。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应对区域问题的局部改革,也有全国性的政策变化,动因各不相同。此后,进入《清会典》的规范过程。"分藩"是对三省布政使司衙门及其辖区变化的记载,"分省"是对新的省行政机构(政府)和新省区的认同。乾隆十三年九月关于督抚居外官之首的讨论以及御准,表明朝廷对新省制的一种确认。康熙、雍正两朝《清会典》的规范随着认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乾隆二十三年编纂的《清会典》载全国有十八省、督抚为"外官",确立了十八省与清代省制的法定地位。     

清镇巢凤山护国禅寺

在清代康熙年间,出现一段太平盛世、国运昌隆时期,当时的政府提倡孔子的忠孝节义和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中国佛教史》说,“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尽力振兴儒教,对于佛教亦颇提倡,如顺治、雍正二帝之参禅,乾隆帝之翻译经典,则于固有之佛教,关系至深,可谓清代佛教的全盛时期”。在此时期创修的寺庙和祠堂也比较多。     

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

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省,是清代行政区划变迁史和地方行政制度变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康熙、乾隆两部《清会典》记载的省制这一角度出发,对江南等省的分省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揭示了这是一个始于顺治十八年、终于康熙六年的渐变过程,清代的省制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旧到新的转变。本文又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分省过程结束后,"江南省"、"湖广省"等省名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由乾隆《颍州府志》看摊丁入亩税制改革

乾隆《颍州府志》系清代颍州知府王敛福亲自动笔修纂,是当时唯一的一部府志,初版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全志十卷。颍州府是皖北地区重要的农业经济区,雍正六年（1728年）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后,颍州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由于执行情况不同,各地田赋、杂税和存留比例均有差异,反映了清前期颍州府各州县经济发展基本状况。     

为清代外销瓷中“满大人”纹饰正名的新证

<正>今年初,我在为《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中国清代外销瓷集锦》一书所写的代前言中,曾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是《清代外销瓷上描绘的"满大人"是褒?还是贬?》。在清代外销瓷的诸般纹饰中,有一种空前绝后的独特纹样,从康熙青花的狩猎纹起,到雍正、乾隆、嘉道时期的粉彩、广彩的"合家欢"纹饰中多见一种清装人物纹样(图1),道光以后渐少出现。     

18世纪中国物价问题和政府对策

18世纪前后100年间物价待续上涨，这种现象在当时就引起了朝野上下以至来华外国人广泛关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十月康熙帝论及田价、粮价时说：“今岁不将田未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地少故耳。”①雍正帝即位后，也注意到粮价的上涨，雍正五年的谕旨提及：“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进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②。到18世纪中，米价腾贵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至乾隆帝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将降旨令各省督抚陈奏原因和对策。地方大吏遵旨覆奏时，…     

读者 作者 编者

《文物》1978年第7期《清乾隆唐英款粉彩人物笔筒》云:"落款是‘沈阳唐英’……唐英是当时有名的工匠,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雍正六年开始至景德镇御窑厂,卒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按唐英不是工匠,而是官僚兼文人。傅惜华等编《水浒戏曲集》第一集的題记有简单的介绍:(唐)英字隽公,一字俊公,号叔子,別署蜗寄居士,晚号蜗寄老人。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历官淮关、九江关、粤海关监督。     

咸同年间文闱停科问题考订

被视为朝廷"抡才大典"、士子进身之阶的文科乡试,在清代备受朝野重视。清代前期,偶有因故停科之举,其后均予补行。咸同年间,战乱频仍,停科所涉省份及次数为清代各朝之最。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对咸同年间文闱停科及其补行情况专门予以论述,并列表说明,然而对照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二者记述并不一致。唯有逐科逐省查核档案,方能确定何者为准。     

清宫紫砂茶具漫谈

清代宫廷生活同样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社会中带有文化氛围的器物,同样会影响清宫的使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的宜兴古镇已发展成以制陶业为支柱产业的,享有“万家烟火”美誉的繁华重镇。(参见清嘉庆二年《重刊荆溪县志》)在那里生产的品茗佳器紫砂茶壶、茶叶罐等,已不再只是文人玩赏品茗的器物,由于它的日益精湛的工艺和品茗留香的作用以及文人墨客赋予它深邃的文化内涵,逐渐地被清代宫廷皇室成员所接受,使它成为贡品,进贡于内廷或皇室,有些则由宫中亲自下样定制成     

清代禁毁图书对方志编纂的影响——以乾隆《潮州府志》为例

清代禁毁图书 ,又叫做“文字狱” ,指的是清雍正、乾隆两朝 ,特别是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４４）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查上缴、抽毁销毁清廷认为是“违碍”、“悖逆”的图书 ,岭南地区以对金堡、屈大均两人的著作禁毁最为严厉 ,传闻韶关兵备道李璜在粤北丹霞山查得金堡一卷有反清文字内容的手稿 ,杀害别传寺寺僧３００余人（一说５００人） ;据《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一书记载统计 ,屈大均的著作被收缴了３２１部 ,２６６０册。上述禁毁史事 ,清季以来 ,多有传播 ,人皆知之。但禁毁图书涉及地方志书 ,特别是将已刻好并印刷过的书版 ,铲挖掉“…     

清代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空间格局

根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和不同年代刊印的《户部则例》中的记载,结合有关人口、灾害数据,恢复了清代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空间格局。通过分析发现,康雍时期,各地常平仓粮食储额的确定,依据地区规模和人口数量,较为简单和整体划一;乾隆以来,常平仓储额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和西北地区高、中部和西南地区低的格局,它的形成受到了人口数量、受灾情况、地理条件、区域脆弱性和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千山万水总相连(二)——历史上吕留良及后人对黑龙江省文化发展的影响

<正>黑龙江省和浙江省早期的文化交流,继金代之后,在清朝是一个大发展、大融合的时期。当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清代统治者将大批所谓"获罪"的汉族文人墨客,流放到黑龙江地区。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从顺治十四年(1657年)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150余年间,发配到黑龙江地区的人犯达6100余人,致使黑龙江地区文化逐渐繁荣起来,     

清代驻防旗人的生活与认同——以福州洋屿赖氏为中心

八旗制度之运作与旗人认同之变迁,是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使用民间历史文献,也较少从普通旗人的角度"自下而上"地思考此类重大问题。本文以一份普通的驻防汉军家谱——《福州洋屿颍川赖氏家谱》和其他相关文献为主要资料,较完整地呈现了清代驻防汉军的生活与认同之变迁。赖氏家族自康熙间驻防福州以来,经历了雍正间分防三江口,乾隆间部分"奉命出旗",清末出现家族整体转型的历程,清晰地展现了汉军旗人从清初驻防地方,到清中叶面临"出旗"压力和生计困境,再到清末建构家族组织和实现地方化的转变。福州赖氏由"旗人"到"族人"的转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普通汉军乃至部分满洲旗人的共同经历。     

《古今图书集成》土地数据的价值及存在问题

《古今图书集成》辑录了省、府、县三级土地数字,上限"原额"大体是明万历清丈后的数据,下限截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这种基于分县统计资料的全国性大汇总,是明清土地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断面"基准"数据。征引的方志有些现已难以查到了,故而登录的土地数字就愈显得珍贵。可是,《古今图书集成》辑录的土地数字来源于官修方志无论在统计口径,还是在数据单位内涵上均存在着繁简不一、登记纷乱的现象,误差也很大。只有对其资料来源、属性和存在的问题作切实的了解和尽可能详尽的考订,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利用价值。本文对《古今图书集成》所载土地数字存在的时间断面、土地类型、统计系统和数字属性等问题进行考证鉴别,旨在厘清土地数字的真实性、可靠性,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达到科学收集和利用历史数据的目的。     

青州市博物馆藏清乾隆瓷器赏析

<正>清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是清代社会发展的太平盛世,瓷器生产也在那个时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古铜器考》一书称赞当时的制瓷业是"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制瓷业集我国历朝名窑之大成,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云集景德镇,形成该镇"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繁荣局面。乾隆初,唐英在《陶冶图说》中也记载了当时的实况:"景德一镇……周袤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靡不借瓷资生。"体制上承袭明代,继续在景德镇设置御窑厂烧制宫廷御用瓷,并实行官搭民烧的办     

弘历皇子时期书法学习经历考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比较完整的乾隆皇帝在皇子时期的书法习作,当时称为"仿",这些习作不仅记录了从康熙六十一年冬到雍正十三年八月期间,弘历每天临摹字帖的情况,而且还保留了大量的授课老师的硃笔批阅。本文在对这些"仿"作进行整理与分期的基础上,对弘历的书法启蒙、父祖影响、选帖安排、纸张使用、老师指导以及个人喜好等几个方面再行考证和研究,以期还原一个相对真实而完整的清代皇子书法学习的情境,从而为更准确地评价弘历的书法艺术提供一些详实的资料和一个全新的角度。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书法学习是清代皇子教育中重要的组成,是每天课业的第一部分。第二,弘历的系统书法教育始于雍正元年,主要学习方法是临摹楷书,期间经历了以摹写颜真卿《多宝塔碑》打基础,以摹写唐诗、《千字文》等学习大楷,以摹写王羲之《乐毅论》学习小楷,以摹写《瑞麦赋》重新学大楷四个阶段。第三,弘历的书法学习与家庭前辈的喜好、老师的指教暨字帖选择和字体练习次序密切相关。最后,雍正皇帝的突然去世,打乱了弘历书法学习的进程,对其书法的进步造成负面影响,使得他的风格水平过早定型,难有更高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