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海军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失败——以法方新档案史料为中心的研究

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后,迅速加快了向东方扩张的步伐。1853—1855年小刀会占领上海期间,以"贞德"号舰长辣厄尔为首的法国海军以保护租界为名与清军结成临时同盟,对起义军实施武力镇压,这是近代法国军事干预中国政局的开始。1855年1月6日,法军配合清军发动"北门之战",这是法国海军在近代中国的第一场热战。战后双方的照会往来,亦可视为清廷与西方列强的高级军官间首次旨在谋求"合作"而非"对抗"的直接记录,而这一"合作"成为日后清廷大规模"借师助剿"的前奏。在法国新发现的法方原始档案史料,生动地反映了华洋初交之际畸形的中法关系,同时有力地证明了法国这次军事行动对其远东战略和上海法租界扩张的深远影响。     

曾国藩对“借师助剿”的态度和立场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占领南京后,挥师向上海进军,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提出要"借师助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封疆大吏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统帅的曾国藩,原则上并不反对"借师助剿",但是由于他有强烈的"忠君报国"的情结,也有传统士大夫固有的仇夷、鄙夷的思想,同时也有个人的打算,特别是出于对"借师助剿"后果的考虑,因而他同意借师但反对助剿,主张"会防"不"会剿"。     

晚清上海陋俗治理中的司法困境与中西矛盾——以法租界内的台基案为例

"台基"指男女赁屋宿奸之所,晚清时期曾在上海盛行一时,尤以法租界为甚,被视为地方陋俗的代表。上海道台、知县和租界会审公廨谳员严加禁止,报章也多有挞伐,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禁令和舆论皆从道德出发,指斥台基毁人名节,淡化其违法属性。加之奸罪取证困难,以致法官无法严格依据清律断案,仅以薄惩示儆。此外,中西法典对通奸罪的定性不同,法租界内华洋会审体制下法国陪审和巡捕房对华人案件的干预,使得会审公廨中方谳员难以肆意对台基案犯施以重刑。台基之风折射出上海陋俗治理中道德与法律的纠结,以及华洋当局在司法观念和城市管理上的差异。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噪音治理

作为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始终交织着华洋关系,噪音治理即为典型,并以人口密集、工商业繁盛的公共租界最为显著。上海公共租界噪音治理起步伊始,就参照了欧洲的城市治理模式,但也面临本土化的困境。租界内华洋居民因文化传统不同,对噪音的认知也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侨对华人的行为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而华人对城市噪音的认知也逐渐由不解演变为理解,并深化为对都市文明的探讨,主动参与治理。华洋双方认知的趋同,促进了噪音治理共识的形成。同时,华洋问题的背后也有利益博弈,1938年上海殡葬业噪音问题的处置,较充分地展现了租界当局、商人群体、城市居民三方各自的诉求。最终,经权衡利弊、谨慎处理,在兼顾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取得了共识,有效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进展。     

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纯洁派与新教之间的谱系建构问题

纯洁派是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法国南部的一个"异端"派别,14世纪时已完全绝迹。然而,在16世纪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纯洁派却被普遍视为法国新教的先驱。当时,天主教和新教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壁垒分明,但在对这一"谱系"的认定和坚持上两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当时法国的政治宗教形势以及天主教和新教各自的论战策略密切相关。天主教学者从纯洁派被十字军镇压的历史中得到启示,更加坚定地要用武力清除新教这一"异端"。新教思想家则在罗马教会迫害纯洁派的历史中看到了自身的影子,并意外发现了在论辩中反败为胜的机会。于是,他们变被动为主动,将纯洁派和新教之间的谱系关系嵌入新教教会的历史中。     

中法越南交涉时期中国的"瓯脱"筹议

中法越南交涉时期,随着边疆形势日益危迫,"瓯脱"古法逐渐受到中国朝野重视.自1882年起,曾纪泽屡向法方阐发"隔阂"理论,法国则顺水推舟,提出有名无实的"瓯脱"方案.法国方案虽遭中方驳斥,但因越南局势变化,旋为醇亲王等人所注重.李福协定签订前后,国内请设"瓯脱"之声渐起.至《中法新约》议订时期,清廷亦开始积极谋划"瓯脱".中法勘界前夕,清朝关于"瓯脱"的呼声更是空前高涨,然终因法方强烈反对而停息.这一时期的"瓯脱"筹议,深刻地反映出晚清国人利用传统思想资源挽救边疆危局的努力,其中亦足见清朝疆土观念走向近代的曲折.     

“宁案”与中法外交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期间爆发了针对外国人的骚乱,祸及外侨生命和财产,史称"宁案"。事后国民政府与列强展开谈判。法国要求国民政府惩凶、道歉和赔偿,而国民政府则借机提出修订中法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修约议题遂成双方争论的焦点。1927年4月至1928年10月,随着国民政府推翻北洋政府逐渐统一全国,法方的态度经历了拒绝修约、有条件修约和无条件修约三个阶段。中法宁案协议的起草和历次修改,反映了法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从北伐之初的中立观望到逐步承认国民政府合法性的过程。国民党派系斗争、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北伐军事成功、中美中英宁案谈判都直接影响了中法协议的内容和谈判进程,展现了北伐期间中外关系的复杂面向。     

晚清中国商业行会对洋商的“停交”抵制活动——基于经济和法律的视角

晚清时期,在中西商贸领域,频频出现由华商商业行会倡导的对洋商的"停交"抵制活动.该种抵制活动,通常源于洋商破坏商事惯例及交易则例、赖欠货款、欺行霸市等损坏华商利益的行为,有时也因华洋商人分割市场、侵夺商利的市场竞争而起.它其实是一种扩大化的华洋商事纠纷形态,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也成为华洋商事纠纷的一种独特解决路径.而其在中西商务交往过程中的实践和运作,从经济层面来看,是当时中国被强行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华洋市场仇恨的一种表征;从法律层面来看,则是中国商人藉本土商事习惯法与洋商进行斗争的一种自救行为.     

20世纪60年代中国反对苏联援越“联合行动”缘由

<正>1961年5月,为防止胡志明在北越成立的越南人民共和国统一南越,取代法国控制南越的美国发动了所谓的"特种战争",即提供武器和金钱,派遣教官和顾问,装备、训练并直接指挥南越傀儡政权军队镇压南越人民,阻止越南南北统一。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勘分中越边界中的观念变迁与措置纠葛

清代治边、防边讲究"守在四夷"、"树表捍边",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原本辅车相依的南疆藩篱一变为卧榻之侧的西方敌国,传统观念却仍然左右时人认识。战后中法勘分中越边界,清政府为阻法国进逼边境,在如何分画边界问题上始终纠结瞻顾,勘界过程纠葛不断,由边界划留"隙地"到争取"新界",最后始定"一线为界"。时人观念也由开始竭力避免与法国为邻,演变为守定现界、与法方争利,此一时期也成为国人近代边界、边防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     

试论清代涉外司法中的“一命一抵”

鸦片战争之前,司法领域的争端与冲突始终伴随着中西之间的交往。清朝统治者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在处理华洋刑案时采用了一系列特殊的处理方式,由此激化了双方的外交矛盾。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清朝在处理华洋命案时确立的"一命一抵"原则。本文对这一特殊原则的实施与实效性进行了分析,以期揭示它在早期中西关系发展中的历史影响。     

西餐“教皇”博古斯

"发现一款新菜,比发现一颗新星对人类幸福的贡献更大。"这句法国"烹饪泰斗"保罗·博古斯的座右铭,让全世界所有以厨师为职业的人,都开始羡慕起法国人。在法国,厨师在民众中享有电影明星般的荣耀和名声。他们认为,美食绝不仅是果腹之物,而是一项需要坚决捍卫的文化传统。数百年来,法国奉烹饪为"生活宗教",佳肴无数,高手如云。保罗·博古斯,便是久负盛名的一位。41年来,他的餐厅年年都被西方餐饮界权威杂志《米其林指南》评为最高级别"三星级"。这对于一位厨师来说,无疑意味着巨大财富和荣誉。最近,《时代周刊》评出的"60年来影响世界的人物"榜上,他也成为其中之一,而另一位法国入选者,是戴高乐。     

一次中途废止的中法“科学“考察

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计划组织一次亚洲考察活动,中国是其中重要一站。因此法国方面派人来中国,商谈成立一个“中法联合科学考察团”,作为亚洲考察团的分支与协作队伍。中国的一些相关的学术团体认为可以借此对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考察。1931年初,“中法科学考察团”成立。按双方的合作协议,考察的主要对象是地理、地质、生物、民俗等。但组团后,法方团员中相关的专家学者却寥寥无几,所以舆论对法方的动机产生怀疑,认为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另有所图。实际上,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舆论的怀疑。法国组     

“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特展”综述

正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展现双方在过去50年中的文化交流成果,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法国博物馆于2014年4月11日至6月15日联合主办"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特展",为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呈现上一份特别的厚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为展览所作贺辞中指出:"中国和法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在历史发展中各自创造的独具特色、充满魅力的文化,使两国人民始终相互吸引……中法两国博物馆展示着各自民族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多彩风貌。加强中法博物馆交流在两国文化合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法国五家博物馆     

中外“反贼”的迥异下场

正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各有一场时间相隔不远、轰轰烈烈的运动。那就是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日本的西南战争,这两场运动的领袖分别是洪秀全与西乡隆盛。他们在各自的国家穿云激浪,翻覆乾坤,"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令统治阶级心惊胆寒,闻之生畏。面对这样两场几乎颠覆国家命运的巨大"暴动",当权者以牙还牙、秋后算账肯定可以想见。然而当这两场运动被镇压之后,两个国家的"反贼"们最后的命运却截然相反,令人深思。     

晚清中外船碰问题探论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条约制度"的形成,中国的江海航运权逐渐为外人所攘夺.由于西方航运势力的东侵,中国的江海航运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外船只碰撞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由船碰所生的中外交涉、华洋诉讼诸问题,则复杂多端.但中外各方,尤其是晚清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颁布的一系列防碰章程,却成为中国近代海商立法之滥觞.     

治理“妨害”:晚清上海工部局市政管理的演进

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为了处理各类城市环境污染,借用普通法传统中的"妨害"概念制订了《妨害消除法》,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工部局在管理上海租界时,借鉴了英国的《妨害消除法》修订《土地章程》及其附律,并根据上海华洋杂处的特殊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工部局通过妨害治理立法、行政制度设计和司法惩诫,基本满足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对维护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的需要。在妨害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工部局的行政制度逐步完善,最终在19世纪末分化出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机构。妨害治理为了维护西方"文明观"和公共行为规范,对租界华人居民进行规训,强迫其改变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租界中华洋居民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政变狂人”德纳尔

2007年10月13日,一个78岁的法国老头去世了。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老头生前曾以一人之力,搅乱了10多个国家的局势——他似乎专为战争而生,纵横亚非30年,在10多个国家发动了20多场政变,搞暗杀,当"太上皇"。他就是有"法国第一雇佣兵"、"政变狂人"之称的鲍勃·德纳尔。     

“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

法国新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取向削弱了传统的民族史叙事,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变迁导致民族国家意识的淡化,个别化的历史记忆、逆向的记忆和认同日益凸显,拉维斯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走向碎裂。"记忆之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皮埃尔·诺拉试图通过对记忆之场的回想,追寻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这一研究虽然受到拉维斯《法国史》的启发,但比后者更具包容性,是具有反思性的"第二层次的历史"。它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在已然"遗产化"的民族记忆中追寻身份的努力。"记忆之场"的提出,意味着法国民族史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的一种深刻变革,历史的连续性动摇了,这可视为一种新的"历史性体制"——"当下主义"的标志。     

新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群众诗歌运动——“大跃进民歌”和“天安门诗歌”述评

"大跃进民歌"和"天安门诗歌"具有共同的典型意义,但因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大跃进民歌"是自上而下,由领导者组织发动的一场全国范围配合正在开展的"大跃进"的诗歌运动;而"天安门诗歌"则是在极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群众自发地以诗歌为武器,追悼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而爆发的一场群众示威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对人们心灵的震撼,弥久不衰。两次诗歌运动真切地印证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真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也是文化创造的主体。群众文化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