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与北京城的空间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妓院为中心

作为妓女、妓院集中之地,八大胡同地处繁华闹市,与众多商业、娱乐设施毗邻,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空间结构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这种空间结构在清代前期已经逐步形成,其成因与此地人口密度高、男女性别比差大、流动人口与外来人口多有关,但主要是受清初"旗汉分住"以及娱乐设施被逐出内城的政策影响,亦即与因清政权结构的特殊性而外城实际成为首都全体日常性社会服务区域有关。清末新政受日本、欧洲影响的市政系统中的妓女、乐户许可、登记注册以及身体检查等规定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了"公娼"的存在,并在既有妓院分布范围内进行区域限定。其后的民国北京市政继承、细化了清末的管理条例,将"红灯区"地处闹市的这一空间特征固定下来。     

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交往——以《王文庄日记》为中心

清代乾隆朝户部尚书王际华,京官群体中代表性的人物。《王文庄日记》提供了清代乾隆朝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线索。文中对王氏家庭乾隆三十九年的家庭收入与支出进行分析,探讨其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呈现18世纪清代民众的生活图景。从个人角度文中对乾隆时期的"养廉银"制度进行印证和解读。同时,对王氏的社会交往特点进行进一步研究。     

“庚子西狩”时期电报通讯机制考析——以京师与行在的联络为中心

“庚子西狩”期间,行在与京师之间的通讯经历了复杂的变动。起初因通讯不便且两宫行止难测,留京官员只能通过亲往或转借商递等方式联络行在,行在则多通过差递将消息经保定转寄京城。两宫驻晋期间,为保障行政时效,有线电报逐渐成为京师、行在间的主要通讯载体,一度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西安、保定为两翼的电报、驿递并举机制。两宫“幸陕”后,由于京津行军线、沪沽海线的利用,西安、京师两地凭电报线便可通信。军机处主导了电奏、电旨的处理,其经手的电报视收发者情形而有“公”“私”之分,反映出行在对外电讯的实态。行在电报机制之形成,既有维系清廷有效统治的现实考量,亦是对巡幸传统的回应;虽确保了对外交涉的效率,却也加剧了各方政见歧出对决策与谈判的不利影响,并因电奏体系的调整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体现了电报的“两面性”。     

城镇与环境的互动:以宁夏地区明代军城为中心

明代宁夏地区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包括与之配套的屯田使自然环境逐步恶化,灾害逐渐增多;城镇的建设与数量增长促使边防形势得以缓和;城镇建设使多民族人口回归,但仍以汉族军民为主,形成蒙、回、汉杂居的人口结构;内地人口迁入,改变了其风俗习惯,形成"宁夏士文化"。反之环境对于城镇亦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体现在自然灾害影响城址选择,造成民众财产损失,延缓城镇发展;边防形势、民族结构和移民制约着城镇兴衰。     

朦胧的新旧易位:民国初年太炎弟子入职北大与“旧派”之动向——以朱希祖为中心

在民初北大的人事变动中,朱希祖作为正牌章太严弟子先于他人入职,颇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其入职并未引起旧派人士的强烈反应,旧派众人其后渐次离开北大,与朱希祖并无直接关系,原因亦各自不同,但均对校长何燏时主政下北大未来的趋向怀有背离之感。虽然后来更多太炎门生进入北大,代替桐城派等旧派人士居于核心地位,但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评判,此番新旧更替实有"以旧易旧"的意味。这说明在民初数年里,新旧世界虽已有移形换位之势,但"新"、"旧"之间的关系还有些朦胧,其清晰的标准尚在确立与制定之中。     

从“五卅”到“三一八”的中国知识界——以北京、上海为中心

五卅运动到三一八运动,拉开国民大革命的序幕。二者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学生运动,而是国民广泛参与的社会政治运动,其中于中国社会深具影响力的知识界,主要包括新闻界与教育界的加盟,举足轻重。新闻界在经历了从惊恐漠然到愤然而起短暂的转变过程后,全力以赴投身运动,为国人的抗争提供至关重要的舆论阵地。知识界在学识素养、社会地位、组织能力、人脉关系及应世经验诸方面,均非尚不成熟的学生界能比,故在运动中起到了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在联合战线瓦解、时移势异的三一八运动中,这一点愈加突显。而其时知识界内部的分裂,则表明历史场景正发生由对外交涉向对内政拷问的深刻转换,原有党派系别不同政治诉求间之鸿沟,因之再现;换言之,三一八运动将国民革命这一时代的课题,以急迫的形式进一步提到了国人的面前。     

灾后重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以陇南灾后重建为例

本文对陇南地震灾区灾后重建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关系到重建区域社会和谐稳定、涉及范围广、情况复杂多变、随机事件多的巨大系统工程,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陇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以灾后重建为契机,坚持科学发展观,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保证稳定有序的实施既是灾后重建工作圆满完成的关键,也是实现陇南人地关系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火烧船厂”与近代吉林城市消防变迁——以宣统三年吉林省城大火为中心

宣统三年(1911)四月,吉林省城吉林市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引起这场火灾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城市建筑风格不利防火,二是消防力量相对不足,三是官府扑救不力。火灾结束以后,吉林市进行了以消防为中心的城市重建。在政府统一规划下,拓宽街道,制订临街房屋样式,限制各种易于引火的木制品的使用,还制定了其他一系列加强消防的办法。社会各界也开始创办各类民间救火组织。     

清代地方官学的恢复与重建——以清代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学在封建王朝的教化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采取兴文教的举措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定鼎之初,便要求各地恢复战争中遭到毁坏的地方官学。但由于财政拮据,没有足够的款项资助地方官学的重建,所以地方官学的恢复和重建大多是依靠地方官员和绅士、生员的捐助来完成的。     

传统知识数字化建设的国内外动向——以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为中心

传统知识是人类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地继承和发扬传统知识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知识产权的基础上,人们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形式从过去的登记制度或文献记载发展到现今的数字化,其中尤以美国、印度和我国所建设的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最为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外传统知识数字化建设的动向进行介绍。     

慕容农与后燕兴衰——以“列入集团”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慕容农的个人沉浮入手,重新审视後燕复国运动。後燕复国运动并不能简单地视为慕容垂及其子侄们的个人壮举,实则在复国大旗下存在着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河南是丁零翟斌领导的“新安集团”,在河北是慕容农领导的“列入集团”。在复国运动初期,慕容农作为慕容氏之代表整合黄河以北的故燕势力,缔造了“列人集团”,这支势力是他赫赫武功的基石。慕容垂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在西征与北伐的掩护下密谋瓦解“列入集团”,这也正是慕容农末年境遇悲凉的原因。在君位传承与政治集团两大因素的作用下,後燕政权在内斗中丧失了支柱力量,进而丧失了华北,盘踞於龙城一隅,最终走向灭亡。     

“底层眼光”下的战争书写——以梅尔清《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为中心

梅尔清《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一书论述了太平天国战争战时的暴力与死亡以及战后的情感与记忆,无辜的平民是绝对的主角。凭借“底层眼光”这一视角,梅著走出了一条相对中立的太平天国战争研究路径。以余治、张光烈等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救时言行和苦难记忆,特别是平民群像展现出的江南下层人士所经历的战争创伤、尸体埋葬和死难纪念,凝聚成“底层眼光”下普通人的战争书写。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多元的史料运用,使得梅著呈现出精彩的学理识见,却也让它不可避免地渲染上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痕迹,虽然这是梅尔清一再回避的话题。不拘泥于所谓的理论或方法,全力倚靠档案找寻、阐释历史细节,是梅著带给我们的治史新思考。     

中世纪法国城市“公社运动”探析——以吉贝尔·德·诺让对琅城事件的记载为中心

琅城事件是12世纪法国城市公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曾经被认为是中世纪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并一直被史家当作市民革命的典型案例。本文拟从记述该事件的教会史家吉贝尔·德·诺让所写历史文本入手,结合其拉丁文原文与英、法及中译本进行比较,考察移译中的变动。继而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尤其是从教会改革、领主制形成、英法两国之争3个方面进行解读,厘清导致这个事件发生的偶然性和特殊性,还原其历史本来面目。本文强调,此一时期法国的城市公社运动是在封建体制内部进行的,不能赋予其过高的意义。     

试论甲午战争后日本蔑华观的形成——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为中心

近代的日本由于“脱亚入欧”,成为在“西力东渐”威压之下亚洲国家不断失去自我时代的唯一例外,因而学习西方,实现文明开化的合理性,为同属亚洲的诸国家所认同。但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华观也开始骤变,从“脱亚论”在甲午战争中的典型运用,以及其后蔑华观演变为日本普通民众的群体意识、以及日本对华知行变化的相承关系可以看出,“脱亚论”与...     

“新地吏”与“为吏之道”——以出土秦简为中心的考察

"新地吏"是指秦统一战争中新占领地区的官吏。从秦原有统辖地区选派新地吏是秦利用固有官吏进行地方政权建设的一项制度,既有稳定地方的积极一面,也有造成官民矛盾的消极一面。随着新地政权的巩固,推测此类新地吏将逐渐减少,选用本地人为吏则相应增多。秦虽高度重视对新地的统治,但过多的编制和严格的任命规定,往往使新地出现"缺吏"现象。为统一官吏的思想观念,也为了弥补吏员数量的不足,"为吏之道"等训吏教材从道德修养方面对官吏提出要求。但实际上,律令的执行情况才是衡量官吏品德的根本标准。一旦律令贯彻不利,就有可能导致法治的反复强化,进而衍生出暴政。这在秦推行文化整合的过程中有其突出的表现。     

武将知州与“以文驭武”——以南宋吴氏武将知兴州为中心

文臣知州是宋朝地方行政运行中的一般规则,在特殊战略形势下,南宋兴州出现长时期武将知州的特例。武将知兴州直接导致南宋以兴州为中心的地区军、政合一体制的确立,这与宋朝节制武将和实行强干弱枝的国策相违背。为此,南宋中央做出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设立宣抚使、制置使等来节制武将的权力,以期恢复宋朝以文驭武的祖宗家法。吴氏武将知兴州以及中央以文驭武对策,是一个认识宋朝国家政策地方化过程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学术传教与天主教本土化——以北京辅仁大学司铎书院为中心的考察

附设于北京辅仁大学,由教宗驻华代表创立,委托天主教圣言会管理的司铎书院(1938—1950),是为司铎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其直接目的,是为天主教中学和修院培养师资;其长远目标,则是以提高国籍司铎教育程度,达到学术传教的目的。"学术传教"作为一种传教方法,作为基督教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的进路之一,是始自利玛窦时代,民国时期由马相伯、英敛之所继承的重要思想。司铎书院承载了"学术传教"理想,为中国天主教修院储备了师资,为天主教的本地化培养了领袖人才,并发掘和造就了各类学术专才,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本地化的进程。     

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代京师(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凌辱斯文”与清代生员群体的反抗——以罢考为中心

清代生员作为功名持有者和特权群体,在面对"凌辱斯文"的责罚时,往往以罢考作为回应手段,共同进退,而在地方社会中,官员也尽量避免招惹这一同质性群体,但"凌辱斯文"之事却依然时有发生。朝廷对生员群体罢考行为的惩处,经历了"严宽之变",这是伴随着18、19世纪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强弱变化而发生的转变。在朝廷语境变化背景下,19世纪士人对于士子群体罢考行为,不再噤若寒蝉,而是敢于发声,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因此,可以说在朝廷的主导下,19世纪统治阶层完成了对生员群体的主动"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