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北地区重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与反思

西北地区由于历史的、环境的、经济的因素,依靠国家政策、资金的投入,形成了重工业化结构。西北地区重工业化道路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工业奠基、新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下重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防指向下的再次重工业化等几个发展阶段。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优势与重工业布局使西北五省区形成了嵌入型、跳跃式发展的重工业化结构,对西北五省区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正>汉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封建皇朝大一统政治的建立与巩固、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以汉民族为中心、少数民族起着互动作用的民族一体性也得到了加强。在这样一种政治、思想大一统和民族一体性背景下,汉代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也明     

近代西北皮毛产地及流通市场研究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绥远、察哈尔以及陕西的北部位于我国农牧分界线以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皮毛产地,近代中国70%以上的皮毛产于这一地区。近代西北皮毛市场兴起是以天津开埠为起点。天津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和出口市场,其经济腹地不断由华北向西北延伸,带动了近代西北皮毛市场的兴起。近代中外贸易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因此,在西北皮毛市场兴起的过程中,外商、洋行、买办起了先导作用。在近代西北皮毛的市场链中,以产地市场为基础,以中转市场为枢纽,以出口市场为尾闾,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皮毛市场的勃兴,对西北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加了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因素。     

第二届西北五省区钱币学会协作会议在甘肃天水召开

第二届西北五省区钱币学会协作会议于 2 0 0 2年 8月 4日至 7日在甘肃省天水市召开。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有中国钱币学会王永生副秘书长、甘肃省钱币学会杨明基会长、人行兰州中心支行陶君道副行长、人行天水市中心支行王小平行长、甘肃省钱币学会缪普昌秘书长 ,来自西北五省区钱币界代表 6 4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 :交流西北五省区钱币学会工作的经验 ;研究西北地区货币经济、货币金融发展的历史以及丝绸之路货币在国内外的影响 ;探讨今后学会工作的发展方向和钱币学术研究如何为现实金融工作服务。会议收到钱币论文、资料 2 6篇 ,…     

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

绵延日久的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对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以及城乡手工业生产与这种市场网络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以邢台、邯郸为中心的冀南地区,长期以本地出产的土布交换西北省区出产的皮毛,形成了一条重要的长途贸易商路.鸦片战争以后,这一传统商业网络仍继续存在,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一方面,在国内外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下,冀南土布除满足当地农村部分需求外,开始"专以西北为销场",西北市场成为冀南土布生产赖以维持的关键.另一方面,冀南土布换来的西北毛皮支撑了邢台毛皮制作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促使邢台成为近代中国毛皮生产和集散的中心之一."土布换皮"的主体是冀南的农民皮毛商贩,他们遵循传统的交易方式进行活动,却同样承担着与近代经济体系相关联的商品运销,从而把近代商业体系无法触及的边地农村同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土布换皮"贸易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逐渐浸染上近代资本主义关系的特征.     

21世纪我国西北地区旅游业发展策略

本文通过对西北五省区旅游业现存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分析,指出21世纪西北地区旅游业进行旅游形象、旅游线路、旅游产品开发等的设计方向,并认为加强旅游宣传、旅游管理和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     

西北五省联合打造丝绸之路旅游品牌

<正> 2006年西北五省旅游协作会议于近日在西安举行,陕西、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北五省将联合起来共同携手,形成跨区域合作,强势打造"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品牌,共同提升西北地区的整体形象。西北五省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全,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数量多,如唐蕃古道旅游线、青藏铁路旅游线、黄河风情旅游线及自驾车、徒步探险、登山等旅游项目。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开拓,使中国、印度、希腊、波斯等文明相互融合,同时加强了汉族和西北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使中国的民族文化习俗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形式,成为西部地区人文旅游资源的精髓。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大西北的主要旅游路线,经过十几年的开发和建设,基础设施正在完善,已经成为中国诸多旅游产品中极具吸引力的一条主题线路。古老的丝绸之路如今依旧绽放魅力,神奇美丽的大西北已经成为中国旅游业的热点。国内外旅游者的至爱。为推进中国丝绸之路旅游的再次崛起,再度辉煌,西北五省共同携手,在五省区范围内打破区域限制,相互开放市场,强势打     

明清华南瓷业的生产及外销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官方势力在海洋的退缩,民间私商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泉州周边的外港安海港和附近的漳州月港逐渐成为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中心,并由此导致明清福建制瓷业向闽南的集中和转移。西方人到来并积极参与到传统的亚洲贸易网络中,进一步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明清外销瓷业的兴盛。入清以后,厦门港逐渐崛起,以德化为中心的制瓷业格局形成。明清时期,漳州窑瓷器、德化白瓷和以德化窑为中心清代华南瓷器产品从东南海港输往世界各地,揭示了早期全球贸易的兴起及清代南海贸易的繁盛,是我国古代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边疆·卫生·抗战: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医疗卫生建设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地区的国防地位日显突出,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开始推行战时西北卫生计划。为此,国民政府设立了西北卫生专员办事处,统筹西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协助各省建立地方卫生行政体系。在此基础上,西北各省开展了一系列的医疗卫生建设,以满足发展地方卫生、应对战时需求和服务国家抗战的需要。但由于中央和地...     

清代新疆的交通和邮传

清朝统一新疆后,建立以伊犁为中心的军台系统,并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营塘系统和边防要隘地区的卡伦系统为辅,构筑了当时新疆交通的主干体系。新疆建省后,与郡县制取代军府制的行政体制变革相适应,以省会迪化为中心的官办驿站系统取代纯粹军事性质的军台、营塘、卡伦交通体系,清末邮政、电报的创立是现代邮传在新疆地区的开端。在与官方控制交通系统并行的还有民间商道,纵横交错,是为前者的补充,新疆这一时期的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远远超过历代     

明清以来小城镇的历史变迁:以天津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既是经济与市场因素推动的结果,也受到政治、行政、交通等因素的潜在支配。天津地区小城镇以漕运和海河水系为主要依托,在市场交换与贸易、乡村控制与治理、地方公共事务、文化教育等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表明传统城镇的多元功能及其发展道路的部分合理性。但城镇与乡村关系的疏离,导致城镇发展的内生机制难以形成,又是不少城镇衰落的重要原因。     

“黑貂之路”质疑——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

部分俄国学者近年提出了所谓“黑貂之路” ,用来指古代经由北亚连结东北亚与中亚的贸易道路 ,以为它有别于传统的丝绸之路 ,而且更安全、可靠。这种说法目前尚难令人首肯。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形成了一个网络 ,这一网络的基础和主干是以中国的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体系 ;它为古代东北亚与世界的文化联系提供了最佳途径 ,并未因绿洲各国的政治关系变动而被取代。     

清代云贵地区的驿传体系述论

清代云贵地区的驿传体系东联内地行省与京师 ,西北通西藏、四川 ,西南接缅甸 ,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它以驿站为主构架 ,以塘、铺为补充 ,驿递合一 ,在信息传递、差役过境等方面发挥作用。在驿站的运转中 ,经费来源、官吏舞弊等问题也在本文的考察之列。     

明代“西北”的不同含义

明代"西北"一词,集中出现于两方面,一是在众多官员建议开发西北水利的计划中,一是在与蒙古诸部军事活动有关的奏疏中。这两方面出现的"西北",含义并不一样。"西北水利议"中的"西北"是与"东南"相对且利于开发水利的地区,包括今华北、晋陕内蒙和西北部分地区。以明臣奏议为出发点,军事上的"西北"则是自今辽宁到新疆的边地防区,包括今东北、华北、晋陕内蒙和西北地区。这种差异性的描述,应是基于明代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错位而形成的。     

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

一、抗战前西北的战略地位与西北交通建设的提出抗战前的西北指陕西、甘肃、宁夏、绥远、青海、新疆六省,面积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３２％,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６％,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西北地区蕴藏了发展现代工业所需的绝大部分矿产资源。西北地区的矿产以新疆、青海为最多,陕西的石油,甘肃、新疆的金、银,宁夏的盐,绥远的石炭及铁等,都极其丰富。据统计,西北六省的主要矿产年产值可达１１００多万元~①,但由于交通不便,大部分未能开发。西北同时也是国内的畜牧业中心,所产以牛、羊、马、骆驼、骡、驴、猪为大宗。西北地广人…     

近代西北皮毛贸易与社会变迁

自清代晚期以来,随着中西贸易的不断深化和扩大,皮毛贸易逐渐成了整个西北商业、金融运行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城镇布局的演变,而且还有力地改变了西北牧民的消费结构。前者主要表现在西北城镇布局从以河西走廊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沿黄河为中心的格局,也就是说,西北城镇布局由历来以东西为主转变为以南北为主的格局;后者主要表现在牧民购买粮、布等生活用品的数量和品种的急剧增加,从而使其衣食结构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如此,皮毛贸易还引起了西北牧民的思想意识和生产结构等诸方面的变化,这些也是值得关注和研讨的问题。     

聚落与交通视阈下的秦汉亭制变迁

秦汉文献中的"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是真实存在的制度设计。亭的设置原则一是不能远离聚落,二是不能脱离交通。邮亭主要设置于京师与郡国、郡国与县邑的主要交通沿线,乡亭主要设置于聚落附近和郡国辖域的次级交通道路。乡亭、邮亭的辖区称"亭部",随着亭部人口的增长和耕垦的需要逐渐形成新的聚落,此即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和三国吴简中的"丘"。新的聚落称"丘"而不称"里",说明"丘"是按地域命名的,而非乡里行政组织。丘的形成既有邑居之民外迁的路径,更有移民在国家赋民草田、赋民丘地等安置政策下通过"占垦"而聚居的渠道。随着东汉地方管理体制的变动,亭部开始对辖域内散居的聚或丘行使乡部治权,出现亭部—丘的隶属关系。亭部退出历史舞台后,丘划归所在乡或另设乡统一管理,形成乡—里、乡—丘不同的管理体系。秦汉以来以联户为目的的乡里组织在聚与丘的浪潮下逐渐松动,聚落逐渐演变为地域单位,表明国家对丘的管理已经放弃了以"里"为基础的乡里编制和多重监管的传统。乡里行政编制虽然犹存,但广大乡村行政权力弱化的历程已经开始。     

清初喀什噶尔商业贸易研究

喀什噶尔是南疆的古老城市,清进入南疆以前,就是回部以及准噶尔部的大本营,是南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随着清政府统一并经营新疆,喀什噶尔的南疆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本文试从这一时期喀什噶尔官方、民间和对外贸易三种贸易形式出发,探究清初喀什噶尔商业贸易的特点及规律。     

明代茶马贸易价格结构分析

由于明朝官方茶马贸易始终是以交易马匹为中心,遂形成以马匹为本位价格的价格体系。本文以马价为基准,着重分析茶马比价及马匹与银、钞、布、绢、米的比价关系。在价格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明朝廷因忽略茶马则例所确定的价格体系在境外贸易中的作用,最终导致明朝茶马贸易失败的价格原因,同时藉此探究价格确定的原则,价格变动趋势及茶马价格利弊诸多问题.     

近代华北花生的运销体系(1908-1937)

近代华北的花生商品进入国际市场后 ,巨大的需求刺激了花生种植和贸易的发展 ,其运销方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 ,烟台、青岛、天津和上海四个以内地中小市场为依托、以港口为龙头的外向型运销体系逐渐形成 ,从而推动了近代港口城市与腹地之间的商品交流 ,加速了农业产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