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之功用考述(上)

社神在汉代以前是一位非常尊贵的神祗,古人以"社稷"指代国家,社神的重要可想而知.著名学者郑玄曾经说:"国中之神莫贵于社."①陈寅恪先生甚至认为,"治我国文化史者,当以社为核心".②那么社神为什么这么尊贵?社神在古人的精神生活中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下面夷考其实,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个具体明确的认识.     

汉简所见社与社祭

社与社祭是汉代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传世文献有零星的记载。上世纪以来西北出土的汉简中保留了一些资料,十分珍贵。本文根据居延、敦煌汉简中的社与社祭资料,对汉代屯戍组织中社的设立、社祭时间、主祭人员、仪式、社祭用品、社事费用的筹集方式,以及此类社的性质等问题,逐一做了考证。     

武夷山民间的神农信仰

武夷山祭神农氏活动,大都在春节期间的正月里进行,也沿袭了社日祭祀习俗。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即为春分,民间常把春分当做社日。祭杜活动以祭土地神为先,祭五谷神次之。这也体现了一种理念：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资源,没有土地,神农氏及其后人又从那儿种得五谷？因果关系,也融入了社祭礼仪中．祭社与祭神农,都是对农耕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武夷山村野民间祭社稷,还保留着吃社饭、演社戏、玩社火的遗风。     

南京市高淳区薛城古社民间诸神信仰研究

<正>薛城古社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薛城村,是当地民间信仰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空间载体。古社内供奉了祠山菩萨、五猖神、邢天大王、龙王菩萨、土地神、生育神等民间神祗,这些神祗的作用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特定的时间,对这些神祗的祭祀活动,表达了当地民众祈福禳灾的美好愿望。当地民间信仰体系保存较为传统,具有自发性、地域性、多元性、世俗性等特点。2014年5月至6月,笔者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薛城村进行了为期28天的民俗调查,现将薛城村薛城古社     

敦煌社邑文书中的“营葬”用物考

丧葬互助是社邑的基本功能,敦煌社邑文书中的"营葬"即社人赠送丧葬用物资助丧家营办丧事。敦煌社邑文书中的"营葬"用物主要包括色物、粮、饼、面、油、酒、柴、麻、车舆、祭盘等物品。全面考察这些用物的内涵、功用和性状,有助于加深对敦煌社邑文书的理解,为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研究提供鲜活资料。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祗、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柢、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何谓“社稷”

正社稷是一个特指名词。"社"和"稷",反映我国古代以农立国的社会性质。两者本来各不相干。"社"是土地神的名称,社祭的神坛也称为"社"。从天子到诸侯,凡是有土地者都可以立社,甚至乡民也可以立社祭祀土地神,社日成为睦邻欢聚的日子,同时还有各种欢庆活动,如"社戏"、"社火"。"稷",原是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在西周始被尊为五谷之长,与社并祭,合称"社稷"。根据《周礼·考工记》,社稷坛设于王宫之右,与设于王宫之左的宗庙相对,前者代表土地,后者代表     

300个傣女祭寨神

寨神是傣族村寨的保护神,即社神,傣语称“丢拉”。他们是原氏族的祖先,通常是建寨过程中有功的特权家庭成员,在氏族发展为村社以后,便被供奉为寨神,由本寨人供奉。寨神有善恶两种,善者能保佑全村,恶者则会危害本村利益,因此都要加以供奉和祭祀。寨神通常被供祭于村中的寨子中央,具有无上的权威。傣族人一生中的一切重大事件,都与寨神息息相关,都要举行一定的祈祷仪式。城子寨祭寨神时是由每户女主人参加。各家各户备办鸡、酒、蜡条、糯     

日本古代国家疫病祭祀中的鬼神观念

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是日本古代国家神祇祭祀体系中的与疫病有关的祭祀。本文主要是分析这三个祭祀中蕴含的与疫病有关的鬼神观念。镇花祭体现了日本传统的"神作祟"观念,道飨祭是一个混合了中日两种文化因素的祭祀,一方面其思想依据是鬼魅、特别是中国的疫鬼观念;另一方面,道飨祭对于鬼魅的态度并非中国式的暴力威胁,而依然采取日本原有对待神的恭敬态度。疫神祭中的"疫神"则是把中国的疫鬼改造为日本式的"神",纳入日本原有的神祇信仰的话语体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疫病祭祀的角度对三个祭祀进行整体把握,发现道飨祭和疫神祭的鬼神观念均来源于中国的"疫鬼",以及日本原有的"神"观念对中国的"疫鬼"观念的改造,从而形成国家的神道祭祀中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共存的状态。     

简论商代的社

依据甲骨卜辞和考古资料,我国目前最早的社祭遗存属于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在甲骨卜辞中,商代的社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当时的社有不同的种类,有木质或石质的主.社神的地位要低于祖先神的地位,其祭品主要是人牲、牺牲、酒等,但还没有像后世那样明显的等级差别.     

第一游波罗 第二娶老婆

南海神庙是中国古代祭海的场所,创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距今已1415年了。自隋唐以来,历代皇帝都派官员到庙中举行祭典,同时历代还封了许多称号给这座神祗。中国古代四大海神庙中,现在就只有这一座留存了,它当然地成了中国第一大海神庙。南海神诞现在已是广州市每年一届的民俗文化节,从2005年恢复祭海活动以来,今年是第五届,也是五年一大祭的大节,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在广州黄埔已连续了好几天,“第一游波罗,第二娶老婆”的风俗在广州又兴起来了。     

文史快车

<正>“社稷”一词是怎么来的社稷是一个特指名词。“社”和“稷”,反映我国古代以农立国的社会性质。两者本来各不相干。“社”是土地神的名称,社祭的神坛也称为“社”。从天子到诸侯,凡是有土地者都可以立社,甚至乡民也可以立社祭祀土地神,社日成为睦邻欢聚的日子,同时还有各种欢庆活动,如“社戏”“社火”。“稷”,     

农神崇拜与农业神系——读《商周秦汉神祗的农业神性》

对农业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源于华夏先民的原始宗教观念,拥有农业神性的神祗既包含专司农事活动的神祗,又包含本非农神但被赋予农业诉求的神祗.农业神格系统初步形成于西周时期,到东周特别是战国以来受到一定的挑战和颠覆,到两汉时期的大一统皇权时代得以逐渐稳定.《商周秦汉神祗的农业神性》一书从农业神性角度切入探讨中国文明早期阶段的祭祀...     

敦煌写本中的人神禁忌

作为中国医学的最具代表性的疗法,针灸和艾灸不仅是中国古代医学传统的重要传承,也与各个时期及地域独特的文化、信仰与习俗息息相关。在存世的敦煌写本中就保留了大量与针灸、艾灸相关的文献,其中涉及到大量"人神"禁忌的内容。人神这一概念与整个人神禁忌系统虽然都可溯及早期的医学典籍,但除此之外,敦煌写本中的人神还加入了隶属于民俗范畴的禁忌方式,在禁忌体系、文本载体两个层面带有阴阳术数等浓重的民间色彩,这也与唐宋之际民间信仰蓬勃发展及敦煌本地阴阳家的推行有关。     

盐灶“拖神”的风俗——潮汕文化中的一个奇特造神现象

潮汕沿海地区,有一个十分奇特的敬神风俗,那便是每年游神赛会,神祗被用麻绳捆缚拖着去游行,以示人们对它的最最敬重。这一风俗发生在一个叫盐灶的小村,所以,人们说:“盐灶神久拖”。     

仙游“三妃合祠”习俗的历史演变考略

福建地方神话的根本性质属于“人鬼崇拜”。这种神,一是生前为人所敬畏的巫祝方士,即所谓“法施于民”者,“以神仙显、或以巫术著”者;一是中土入闽的汉人军队中原先受崇拜的武功显赫的首领,如关帝、杨五郎、东平王等;或是地方上“以死勤事’者、“能御大留捍大患”者。在民间,生前为人所崇敬的人,死后所受的敬畏便愈增加,而对令人惧怕又求其庇护的鬼魂所行的祭法,就成为一种固定的宗教式的崇拜。 地方神祗是旧时民间村社组织的精神核心。我们如果考察流传于民间的种种神话传说,就会发现民众在本社区的生活经验中,出于自身的需要,可以十分认真地祭祀某神,也可以随意遗弃而去推崇新神。神的出现,使人与生活之间的需求交流有了一个精神中介;神格的升华,其实是人灵中自我意     

商代人祭对象问题探论

商代人祭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前人的讨论,硕果累累,不乏精当之说,自不待言,唯于商代人祭对象问题,终未予论及。本文的旨趣所在,即是以此为出发点,兼论与此有关诸问题,以就教于方家。一、商代的人祭对象为了便于问题的讨论,根据卜辞的记述,参照文献,我们把商代的祭祀对象分作天、地、人神三类。下面据此分而述之。商代卜辞中所祀之天神,名目繁多,有至上神帝,气象神云、风、雨、雷电,天象神日、月、星辰等等。这也合于文献所述。胡厚宣先生对商代所祀之天神,作了极为详尽的考证。商人所祀天神,虽然名目繁多,但施以人祭的仅有风神和雨神,其他诸神皆     

入藏五记

汽车进入西藏境内,我的心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痴迷?这片土地这片高山,离天实在太近,离太阳太近,离神祗太近。我在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神祗的存在,乃至听到他们的声音。那里,挤满了人们闻所末闻的故事,而这些远远近近的故事,更多的不是由人来叙说,而是大自然和神在向人们演示．     

论敦煌佛教文献中的孝亲思想

孝亲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石之一。在敦煌佛教文献中,就含有大量的有关孝亲思想的内容,主要有宣扬父母的养育之恩、宣扬孝子的孝行、对不孝子行为的鞭挞等三个方面。敦煌佛教文献中的孝亲观念是敦煌地区儒释交融的结果,并且与儒家所提倡的孝亲思想在目的、对象、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社神崇拜与社区重构——对中山市小榄镇永宁社区的个案考察

民间信仰不仅是维系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对于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冲击和矛盾,充当社会转型的润滑剂。以传统社神崇拜为例,虽然当前现代化、市场化等外部力量使其在结构—功能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民众仍可借助传统社神崇拜资源,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利益结构的调整,并重新界定社区的地理、心理边界,激发当地居民对地方的热爱和认同。不仅如此,社神崇拜还为恢复地域共同体的团结和凝聚力提供了有效途径。这充分反映出民间信仰对于培育现代民主政治所具有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