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研究概述

自清末以来,在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音义》等《论语》注本,学者们通过对这些《论语》注本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新见解。     

中国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

本文就“论语”一名之来历及含义、《论语》的编纂者、历代注本、历史影响、时代价值、出土文献、海外传播等七个方面,对中国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语》研究进行了概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明代《论语》诠释研究综述

明代《论语》诠释,上承宋元之余续,下启有清一代之端倪,具有自身的时代特色.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论语》进行了各具特色的阐释、利用和发挥,建构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同时他们对《论语》的阐述、利用、发挥,又促进了《论语》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兴盛.后世学者对这一时期《论语》注本的研究,既有宏观的通史类、断代史类著作,也有微观的...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研究概述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定州八角廊村40号汉墓之中发现了大量竹简,其中包括许多《论语》残简。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论语》白文版本,也是目前唯一能够见到的《论语》的西汉抄本原件,是《论语》出土文献的代表。学者们通过对此简本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新见解。     

孔安国《论语孔氏训解》探微

孔安国是西汉的经学大师,所著《论语孔氏训解》一书被清代学者目为伪书。但事实上《论语》孔注绝非后人伪造,孔安国和《论语》有一定的联系,他确曾考论古今文字,为《古文论语训解》,但流传下来的《孔注》屡经后人的口传笔抄及增删,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孔安国对《论语》的注解,重在训诂,兼及大义。《论语孔氏训解》是迄今尚存的最古老的《论语》注本,也是儒家经典中"行于世"的最早注本。     

洪兴祖《论语说》辑补

南宋著名学者洪兴祖著有《论语说》一书,朱熹称"其说多可采",并在《四书集注》中多有采用,惜其书早佚,今已难窥其堂奥。1997年笔者曾同友人一起辑得洪氏《论语说》佚文20余条,刊于《文献》季刊。近年来,笔者又陆续新辑得洪氏《论语说》佚文50余条,并略加疏证之。凡原《洪兴祖论语说辑佚》中之阙漏者,亦一并订补之。     

论语无“此”字 三国尽单名

《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系孔子弟子及其后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有细心的学者发现,《论语》洋洋洒洒20篇13000多字,不曾出现过一个“此”字。     

《论语》英译本比较研究

《论语》是被国外学者翻译的最多的中国经典名著之一,尤其以英文翻译居多。本文以理雅各和韦利两者的《论语》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从语言风格和核心词汇的翻译两方面,对二者的英译本进行比较。     

朱熹的注释和辨伪

朱熹(1130-1200年)是南宋的著名学者,他的主要成就在于使理学的系统达到顶峰,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朱熹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典籍注释占了相当的比例,因为这是他阐发自己思想主张的一个重要途径。一、《四书章句集注》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书本不并行,《论语》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在《六艺略》     

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介绍

定州西汉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初步被认为是《论语》的汉简有约620枚,残简居多。简全长16.2(约合当时的7寸)、宽0.7厘米,满字者19～21字(不算重文符号),两端和中腰用素丝连缀,尚留痕迹。录成释文的共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其中保存最少的为《学而》,只有20字;最多的为《卫灵公》,有694字,可达今本的77％。这部《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脩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是时有《鲁论》、《齐论》、《古文论语》三种《论语》存在。它的特异之处,是研究《论语》的新材料。     

先秦儒家乐教的心性论基础

<正>儒家和乐有着密切关系。儒家以《诗》《书》《礼》《乐》为教,而尤重乐教。《论语·泰伯》云:"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98页)如学者所指出,乐是个体达到君子境界的途径,但是在"立于礼"的阶段,因要求以礼制情,生命中的情、理存在对立,道德修养还不坚定。因此,要达到个人理想的人格和"仁"的境界,还需要用音乐陶冶性情,情理相融,形成道德情感,从而克服情、理的对立,使之归于谐和统一,从而成就     

朱熹《论语集注》辨误

宋代大儒朱熹一生著述颇丰,《论语集注》更是其用力甚巨、影响极大的一部著作.该书偏重于对《论语》微言大义的阐发,兼有字词的音义训释,创见多多,因而一向受到学者的推重.但是,金无足赤,璧无纯白,《论语集注》也还有一些不确甚至错误的地方,兹谨不揣浅陋,试就"孟武伯问孝"、"子游问孝"、"子夏问孝"三章加以剖析,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新解

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可补充后代学从残存的郑玄《论语注》等材料中辨别《古论》、《鲁论》、《齐论》异同的不足。今本《论语》中属于《鲁论》的部分,或《鲁论》对古《论语》解读的一些内容,是从今本《论语》中难以辨别和看到的,但幸运的是竹简本《论语》的出土提供了一些线索,从中可看出一些端倪。竹简本《论语》“君子于义,小人踰于利。”一句与今本《论语》在字上就有差异,笔认为竹简本中此句当属《鲁论》,“踰”应理解成“超过”、“超出”的意思,这种理解是与孔子思想相符的。     

唐写本《论语皇疏》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

梁皇侃《论语疏》(以下简称《皇疏》)于南宋失传。此书的日本刻本,于清乾隆年间传入中国,曾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和争论。二十世纪初,在敦煌石窟发现了唐写本《皇疏》(伯3573号)残卷,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敦煌学专家王重民先生把敦煌写本与知不足斋翻刻本作了比较,认为日本刻本是日本人的改编本,敦煌写本才是《皇疏》的原形。此说至今似成定论。王重民先生学问渊博精深,但自云:"惜客中事冗,恨不得详考。"笔者有幸参加敦煌文书《论语》部分的整理工作,对写     

《论语》研究的新突破

《论语》是研究孔子与儒家思想的基本文献。然而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其文字产生了许多讹误;前人注释,也存在大量误说。黄怀信先生的新著《论语新校释》,在文本校勘与文义诠释方面,提出了为数众多的新说;在章节分合以及义理阐释方面,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解开了许多长期困扰学界的疑团,其在《论语》研究中的创新与贡献是空前的。     

怎样运用音韵学知识从事校勘

我国古籍在长期传抄、刻印中往往产生错误,如讹文、脱文、衍文、倒文、脱简、错简等等大量存在.历代学者,尤其清代学者如卢文弨、王念孙等人,在纠正古书的错误上做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这就是校勘之学.做校勘工作需要的知识很多,如文字学、训诂学、逻辑学、语法学等,而音韵学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因为古籍中有的是韵文,如《诗经》《楚辞》等,即使在散文中也往往用韵,如《易经》《尚书》《三礼》《三传》《老子》《庄子》《墨子》《荀子》《论语》等等.如果在韵脚处有校勘问题,往往可以根据押韵的情况,推断出原来的面貌.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知道》简初探

正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约5000支,从初步清理和保护情况看,竹简的内容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孝经》、《医书》、《六博棋谱》等文献,其中,《论语·知道》篇,很可能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1]。简报公布的图片为同一支简的正、反面(图一)。一般情况下,竹简上的文字多书于一面,此简正、反两面均书文字,当为此篇竹书的篇首简。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版本。关于《齐论语》与《论语》其他版     

著书难为稻粱谋——《论语正义》的刊行及所见清代士人生活

本文依据清代学者书札、日记等材料,钩稽了学术名著《论语正义》的刊行过程,肯定该书刊于光绪初年而非同治五年之说,且认为其延期梓行的主因并非"但求精校",而是寻求刻书资金。《论语正义》的刊行反映了清代下层士人的生活情形,也体现了汉学家的学术理念和精神追求,而其丰富蕴涵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阐释和发扬。     

目录学视野下的《论语》变迁

伴随《论语》在儒家经典的地位的上升,以目录学为观察视角探析《论语》在众多的目录著作中由最初的＂经之附庸＂,逐步发展为一个固定类目,梳理《论语》类目在目录著作中的分合衍化,在经过了先秦两汉、魏晋至隋、唐宋、明清四个阶段后,由《论语》类目发展为＂四书＂类目的脉络。     

读俄藏敦煌文书ДΧ.02174号札记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儒家文献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敦煌本《论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是敦煌古籍研究者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敦煌本《论语》有《论语白文》、《论语注》、《论语集解》等几种不同的类型,前人均有所研究,但现在又发现了新的种类,从而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研究范围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