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赞初教授眼中的《中国文武官补》

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历代王朝均将制订舆服作为其重要的制度之一。明代官服关系最为密切的,应该算是唐代的官服制度。由于唐代的官服是以不同的服色来标志其官阶和地位的高低。明代定制时,作了一些调整,即一品     

从《全唐诗》看唐代男子服饰制度及其文化特点

《全唐诗》是我国唐代文学性、纪实性甚强的诗歌总集,将其作为基本资料,辅以其他古代文献资料,可以比较清晰梳理唐代男子的基本服饰种类包括首服、衣衫、配饰、足服等,更能通过研究唐代男子典型的服色制度和佩鱼制度洞悉其文化特点。     

唐代礼官服色考——兼论《步辇图》的服色问题

传阎立本《步辇图》是一幅写实风格的艺术作品,描述了唐太宗接见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赞普使者历史场面。该作品中包涵的有关隋唐时期服饰方面的图文信息,对于中国服装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通过对唐代服色制度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与考证,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试就图中引班使者的礼官所着官服之色名、品级以及该图中所绘场面的具体时间展开研究与探讨。     

渤海国章服制度研究

服色制度和佩鱼制度是渤海国章服制度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中,服色制度分紫、绯、绿三等服色,直接借鉴了唐中后期三等服色制度的成果。与唐前期服色相比,绯服和绿服的适用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佩鱼制度主要涉及随身鱼符和鱼袋制度,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青铜鱼符,与渤海国关系不大,应是唐或五代授予朝贡的靺鞨人的。渤海国鱼袋制度也效仿唐制,分金鱼袋与银鱼袋两种,与服色制度一同是渤海王赏赐的重要手段。探讨达能信的真实身份、考察渤海国笏制以及渤海国接受唐朝服色制度的背后考量,有助于深化渤海国章服制度的有关认识。     

从团窠纹到补服

补子,绣在官服前胸和后背上,以不同的禽、兽图案起到标识官阶的作用。补服最早出现于明朝。明洪武元年（1368）,赐百官服装,礼部建议服“与唐制同”,就是说在服装制度上借鉴了唐代的制度。由此可见,明朝补服的灵感来自于唐朝官袍。那么,唐朝为何要以动物来标示官员品阶呢？     

试论朝鲜王朝时期的服色禁制

朝鲜王朝时期服色禁制的颁布主要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等各个方面原因所导致的。文章主要采用试论结合的方法对朝鲜王朝时期服色禁制进行阐述,通过中朝服饰制度对比进一步呈现朝鲜王朝时期制定服色禁制的原因。     

莫高窟唐代《维摩诘经变》中的帝王像及其冕服研究

在莫高窟23铺唐代新样《维摩诘经变》中,共存有较好的18铺帝王像,这些帝王像冕服服制、人物形象因时代而不同。对比《周礼》等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这些帝王像大多依据唐代各个阶段的冕服制度绘制而成,而且与敦煌本土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更是研究有唐一代舆服制度变迁及人物画艺术的珍贵形象史料。     

曹魏“改正朔、易服色”考

"改正朔、易服色"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曹魏的"改正朔、易服色"正是这一传统在汉晋之间发生变化的重要环节。魏文帝曹丕的"改正朔"不改历法而定服色、牺牲,奠定了由"禅让"所建的新王朝跟由"革命"所建的新王朝的不同的传统,即改历法与改服色可以不同步。此后,魏明帝"改正朔"恢复了历法和服色、牺牲同步改易的秦汉传统,这也是明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众多措施之一。魏晋禅代后晋袭用曹魏的正朔与服色,则奠定了中古"改正朔"的另一种更为现实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后的中古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只是限定在跟名分有关的领域内。     

溯源古代官服上的“补子”

"补子"作为区别官阶秩序的一个重要标志,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的出现顺应了时代发展,体现出统治阶级对等级的需要和重视。通过分析官服补子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进一步阐述它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对其他历代官服的影响。     

吉林省博物院藏阿勒楚喀副都统家族服饰概述

吉林省博物院藏有一批清代阿勒楚喀副都统家族传世服饰。这批服饰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其后人捐献给博物院的,有官服、民服、佩饰及生活用品,其中官服尤为珍贵。这批服饰种类繁多,质地优良,作工精细考究,样式时尚,可谓清代满族服饰精品。本文通过对这批服饰的简介和概述,通过一个家族精美的传世服饰,反映出清代满族服饰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装饰风格。     

技术决定颜色的贵与贱

与很多文明一样,服饰等级制度在中国古代也是区分社会阶层身份贵贱、官位高低的重要手段,历代建国之初都需要对其进行详细制定。服饰可通过样式、配件、纹样区分,自北朝以来,服饰的颜色也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区分手段之一,形成了完备规范的“品色服”制度,通过服饰颜色展示鲜明的等级序列。     

《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

《禹贡》五服制度实质是指以王城所在地为中心、从内到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圈:内圈是甸服,是王畿之地;中圈包括侯服和绥服,是大小诸侯所在地;外圈在最外边,包括要服和荒服。五服制度的实质是以理想化的图式描绘出一幅中央与地方及四邻的相互关系的网络图。这三大圈恰好与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基本吻合。可见,《禹贡》五服制度不会是古人的臆说,而是曲折地反映着龙山时代中原与四邻的相互关系。     

众妙之门——辽宁省博物馆藏唐代书法墨迹撷珍

<正>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发达的时代,其政治开明、经济繁盛,为壮丽辉煌的大唐文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其中书法艺术尤为得到唐代帝王的重视,君臣论书,经世济用,也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唐代的社会生活、文化风尚与艺术精神也都深刻地影响着唐代书法艺术,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继六     

汉初服色“外黑内赤”考

汉初服色经历了从"尚赤"到"外黑内赤"的变化。这是汉朝建立过程中先后袭用楚俗和继承秦制的结果。刘邦起事于沛,属于楚地,为获得楚人的支持,其利用了楚人尚赤的习俗。至汉二年,汉政权以秦朝的继承者自居,将水德作为汉朝的德运,意在稳定秦地、吸纳秦人。根据五德终始说,水德的服色理应尚黑,但是汉朝并未放弃尚赤的楚俗,最终导致"外黑内赤"的服色格局出现。由于"赤"和"黑"分别是楚人和秦人崇尚的颜色,"外黑内赤"这一服色格局也隐约反映了汉初政权中秦、楚两大集团间的博弈与调和。至汉文帝时期,旧的服色体系先后遭到贾谊、公孙臣等人的挑战,持"外黑内赤"说的丞相张苍遭到了罢免,"改正朔、易服色"的政治举措得到了实施。虽然文帝的改制最终由于新垣平案的发生而不了了之,但终止了对秦朝水德尚黑的因袭。这为后来汉武帝改制确定汉朝土德、服色尚黄奠定了基础。     

唐代诉讼制度的相关问题研究

唐王朝统治的时期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其中的诉讼制度,无论在遵守的原则、原理上还是在具体的操作实施中,都比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的诉讼制度更加完善。因此,唐代的诉讼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的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后代人研究、探讨和借鉴。本文以唐代诉讼制度的几个典型制度为研究对象,包括管辖制度,告诉制度,刑讯逼供制度和死刑复核程序等,以此来分析唐代诉讼制度在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以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唐代的诉讼制度的独特韵味之处。     

2010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

2010年隋唐五代史研究领域共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出版专著50余部,成果丰硕,现择要分类综述于下。 一、政治 中央政治。杜文玉、谢西川《唐代起居制度初探》（《江汉论坛》6期）论述了唐代的各类起居制度,特别指出起居制度被著于礼书及令、敕,从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被长期地执行而不偏废。谢元鲁《唐代诸王和公主出阁制度考辨》（《唐史论丛》12辑）指出,     

敦煌壁画和唐代舞蹈

敦煌壁画是我国舞蹈艺术史资料的宝库,唐代乐舞壁画更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发达、国内民族之间和中外之间文化交流频繁,在舞蹈艺术方面,也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唐代舞蹈继承周、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舞蹈艺术传统,融合中外舞蹈因素,以底子厚实,创作繁荣,形成中国古代舞蹈史上的一个高峰,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影响很大的。《旧唐书·音乐志》和《新唐     

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变化

大赦是由国家发布政令,对罪刑进行免除的一项制度。汉代以后,赦书中常伴有对臣民的赏赐和复除蠲免等内容,属于皇帝“推恩”性质。但在唐代,大赦的性质发生较大变化,赦书中开始大量出现与朝廷行政有关的申明和禁令,远远超出“推恩”范畴。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是唐代“王言”系统中出现的一种“差遣”做法,是为应对现实政治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法”,具有制度变迁和政治控制两方面的意义。     

秦汉紫色观念的演进

对于中国古代色彩体系中的紫色,已有学者有所关注。徐慧明从色彩文化角度对中国古代的紫色进行了分析(徐慧明:《中国传统色彩研究——论紫色》,《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教育研究版)》2004年第1期);朱云、朱秀芝对服色制度中紫色的流变进行了梳理(朱云、朱秀芝:《紫色在中国古代服色的流变及其文化内涵》,《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唐代量移制度考述

始于唐中期的量移 ,不仅适用于左降官 ,而且也适用于流人 ,但因左降官与流人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不同 ,所以虽同为量移 ,其途径、程序、最终结果仍有明显的区别。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唐代的量移作了考察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就唐代量移制度的产生、发展、完善进行论述 ,试图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唐代中期以后政治与社会的复杂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