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新时期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是建设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是保护遗址、服务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科学规划,严肃论证,循序渐进,稳妥扎实。考古学家应积极支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管理部门应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热情支持,善加引导,健全规章,严格管理。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探——以大明宫遗址保护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是大遗址保护实践和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结合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最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大明宫遗址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其建设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考古发掘资料为支撑,对大明宫范围内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较科学、完整的保护展示,并因地制宜制定了绿化方案。目前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已逐步走向成熟,其组织规划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南旺枢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状调查与思考

大遗址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兴建是大遗址保护的一种新形式。南旺分水枢纽遗址与山东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作为一组成功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被正式评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对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的调查,了解遗址公园的构想,与法国Cave of I'Arago遗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田螺山遗址现场馆的公众考古实践活动对比,分析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运营面临的问题,并给出了如何推进国内公众考古实践活动的思考与建议。     

考古与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两个定位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近年来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一种创新模武.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正确理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处理好"考古遗址"与"公园"之间的关系,确保考古遗址公园的特质属性和发展走向,也要全面准确把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考古工作的定位.这种正确的定位有利于考古遗址的科学保护、深入研究及有效展示,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     

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在“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发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提出及相关法规文件的颁布是实践大遗址保护的新形式,为城市建设和大遗址保护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为城市的文化建设找到了新内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要有长期性、探索性的战略思路,要以保护为前提,以持续的、与时俱进的考古工作及不断进步的文物保护技术为支撑,并制订一定阶段的遗址保护规划和建设蓝图。要准确定性、定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筹建遗址博物馆,立足文物的文化建设,探寻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特质和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演进规律。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当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正>日前,国家文物局在成都举行2010年度大遗址保护会议暨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授牌仪式,包括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在内的12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称号     

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大遗址价值评估方法研究——兼论统万城遗址价值评估

大遗址是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价值评估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当前，大遗址价值评估主要采用主观定性的方法，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创新形式，必将在城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重新认知大遗址价值维度，并探索大遗址价值评估的新方法，有助于准确识别遗产价值载体，推进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及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的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可从“基本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区域整合价值”三个层面构建。以统万城遗址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遗址价值进行定性和定量化的评估研究，是实现遗址综合价值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论汉长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水环境建设

对于考古遗址的保护,近年提出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文章陈述了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认识,指出在汉长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加强水环境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水环境建设的表现模式给予罗列,对其促进作用进行分析。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践行“良渚共识”建设好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本文由2009年国家文物局与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良渚论坛形成的“良渚共识”探讨如何保护、利用西安大明宫遗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为大遗址保护提供借鉴。     

传播学视阈中的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策略研究

随着近年来大遗址保护和展示工作的持续开展,考古遗址公园这一表现形式逐渐引领着考古遗址走出学术界的象牙塔,成为普通公众共享的空间和场所。如何在保护遗址的同时,对遗址历史信息进行正确的理解与展示,真正实现遗址公园的普及性和公众性,使之成为一个地区或城市的亮点,是现阶段遗址公园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传播学视阈出发,通过对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策略的分析研究,探索在多元诉求下如何增强遗址的可读性和观赏性,以实现弘扬传承考古遗址价值的新思路。     

浅谈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展示

中国有着数目众多的考古遗址类文物,体现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目前,考古遗址保护已经成为文物保护领域的重头戏,各地掀起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热潮。遗址展示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手段,而文化展示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利用考古遗址公园平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对于考古遗址公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更好的展示,更好的考古遗址公园

<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如果说遗址保护是最高目标,遗址内涵和价值的阐释和展示则是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保护的重要手段。2014年,国家文物局开展了第一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工作,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估总报告(2011—2013年度)》。《报告》认为现有的考古遗址公园在遗址展示方面"总体而言......做了大力探索和有益尝试......为游客提供尽可能多元的历史信息??但距离全面、深入、生     

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历程及认识

郑州商代遗址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但由于以城垣和宫殿区为代表的各项遗址缺乏普通意义上的观赏价值,加之遗址处于城市中心区,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矛盾突出,保护难度较大。因此,强化积极保护原则,在城垣本体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展示利用,建设融考古发掘研究、遗址展示、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大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意义重大。     

基于考古遗址公园的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主要形式,不仅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也具有生态、经济方面的功能,已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鉴于分区规划对大遗址的影响,结合考古遗址公园蓬勃发展的现状,本文提出利用西安市域内的5大遗址公园和浐灞生态园构筑围绕西安核心区域的"文化-生态廊道"的规划理念,希冀能够在西安地区形成一条由西向东脉络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地标线。     

丝绸之路新疆段申遗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线路的定义纳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实施指南》之后,丝绸之路的申遗之路也拉开了序幕。在2005年至2010年间,世界遗产中心分别在阿拉木图,吐鲁番,杜尚别、西安、撒马尔罕召开由中国与中亚五国以及日本.韩国、阿富汗、印度、意大利等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协商会议,专门讨论丝绸之路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相关事宜,2006年8月,在吐鲁番会议上,中国与中亚四国共同形成了＂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吐鲁番行动计划＂,而过去六年新疆段的申遗努力也被给予高度评价。2010年10月,国家文物局公布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立项单位,北庭故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新疆是我国大遗址众多区域之一,在丝绸之路申遗的背景下,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将成为丝绸之路大遗址保护的一个方向,把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信息保护好、展示好,使之成为全社会共享的文化遗产。     

江苏泗洪韩井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

2014年春,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博物馆合作对韩井遗址进行钻探和发掘,初步确认这是一处顺山集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此次发掘解剖了环壕的北段,在残丘壕沟内发现了3个布满陶片、兽骨、烧土的活动面和1条用烧土颗粒铺垫的小路,收获了大量的陶、石、骨角器和动物骨骼.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壕沟内的主体堆积是在顺山集文化第三期形成.此次发掘,丰富了顺山集文化的内涵,为研究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地区与淮河流域文化交流,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生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悖论——以“圆明园遗址公园”为案例

"考古遗址公园"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项目名称,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涉及许多专题,但尚无探讨其名称悖论的研究成果。本文先以认可其名称为前提,阐述了"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与译名、性质与功能、保护与规划。然后以"圆明园遗址公园"为案例,分析"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悖论,并指出了由名称悖论导致的"遗址"(保护区)变质为"公园"(休闲区)的严峻问题,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者与管理者商榷。     

考古遗址公园保护研究

历史遗址是证明古人存在的最直接的证据,我们通过历史遗址的研究能直观的了解历史,了解古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换个角度来讲,考古遗址作为我国物质文明的载体,对传播民族文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新疆北庭故城将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010年开始,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城以北12公里处的北庭故城和北庭西大寺将建成集考古、科研、保护和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此工程为期三年,总投资1900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