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佉二体钱研究小议

汉佉二体钱是古代新疆于阗(今和田)地区的自制货币,从19世纪第一次出现在人们视线中便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引发了诸多探讨。其兼有中国与希腊货币体系的特征,对于研究古代新疆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探讨于阗地区政治势力的分布、经济的往来、文化的交流有重大意义,为讨论佉卢文在于阗等地区的流传提供了实物依据,开创了将两大系统钱币特征交融并会的先河。     

于阗汉文钱币考

新疆和田古称“于阗”,历史上曾多次自行造币。于阗人制造的汉佉二体钱已广为人知,并得到充分讨论。本文介绍的是于阗自行铸造的一种汉文钱币,中国历代钱谱均未著录,文献亦无记载。迟至十九世纪末叶,这种钱币才终于重新发现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遗址,     

王涛先生向中国钱币博物馆无偿捐赠钱币

正近日,新疆钱币收藏家王涛先生向中国钱币博物馆无偿捐赠了汉佉二体钱八枚。汉佉二体钱,即俗称的和田马钱,是流行于新疆和田地区的一种打制货币,铜钱的正背面都有文字和图案,文字采用了汉文和佉卢文二体文字。无论是从制作工艺还是币面特征来看,和田马钱兼具了东西方两大钱币体系的特点,是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这八枚汉佉二体钱的入藏也将进一步丰富我馆在丝路货币方面的收藏。     

关于新疆所出汉—佉二体钵及其它

关于新疆所出汉—佉二体钵及其它土登班玛一所谓汉一二体钵,就是一种铸以汉文和卢文的钵币（Ｓｉｎｏ—Ｋｈａｒｏｓｔｈｉｃｏｉｎｓ）,旧称和阗马钵。这种钵币发现于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在新疆和阗地区（主要是约特干）、叶尔羌、库车等地出土。现存钵币３００多...     

中国文化的晴雨表——和田玉

和田,古称于阒,旧称和阗,意为"产玉石的地方"。人们大都知道,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上有一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但很多人并不了解,丝绸之路的前身就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只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玉石之路却有7000年的历史。历史证明,我国边疆与中原、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与商贸交流的第一个媒介,既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     

唐末宋初于阗王国的社会经济

唐末宋初是于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尽管摆脱了吐蕃的统治重获独立 ,但是伊斯兰教势力进入中亚却阻隔了佛国于阗与西方世界的政治与经济联系 ,与西方丝路贸易的中断对这一时期于阗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内地的各种联系反而得到了加强。总的来讲 ,这一时期于阗王国的社会经济基本处在停滞状态 ,丝绸之路的畅通对于沿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龟兹五铢钱考——兼论公元前5世纪至7世纪丝绸之路流通货币

古代东西方采用不同的货币体系,但彼此之间互有交流。西域古币龟兹五铢钱正是受中国货币体系的影响而出现的。该钱铸有汉文和婆罗谜文两种铭文,其上的两个婆罗谜文符号中,一个符号为婆罗谜文(mudrā"戳记")一词的缩写mu(=于阗塞语mura"铜钱");另一个符号则为婆罗谜文数字"50"。龟兹五铢钱大约产生于东汉末年,不晚于三国曹魏时期,至7世纪初仍在丝绸之路北道流行。     

从汉佉二体钱上佉卢文铭文看于阗国与东汉、贵霜的关系

正自西汉武帝经略西域以来,于阗国成为汉王朝的属国,称臣纳贡。但公元7世纪初,玄奘在游历中亚、印度后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则说贵霜伽腻色伽"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番维,畏威送质。"~①对此,有学者认为,在东汉时,塔里木盆地诸国有可能同时向东汉和贵霜称臣纳贡,派遣质子,即同时隶属于东汉与贵霜。~②而有学者更是将明显模仿贵霜钱币打制的汉佉二体钱及出土于和田的贵霜钱币视为贵霜国曾短暂占领过于阗国的一个实物例证。~③以下,笔者尝试从汉怯二体钱上怯卢文铭文考证于阗国与东汉、贵霜的关系。     

古代于阗国的货币

古代于阗国的货币刘文锁古代于阗国的中心相当今天的和田河绿洲地区。于阗国的立国时间,不晚于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２世纪）。于阙开始强盛是在东汉初期约公元６０年前后。于阗国的考古文化表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走廊文化”特征。其国货币既包括东方汉文化体系的汉式货币,又包括西方文化体系的货币,然而又有着于阗本地的货币─—这种货币本身又是深受了东西文化的强烈影响。迄今为止发现于以今和田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的于阗国货币,分属三种货币体系：１．中原汉市体系,Ⅱ．中亚及西方货币体系,Ⅲ．于阗国自制货币。中原汉币体系的货币,以两汉五铢钱和唐代钱币为主,此外尚有属于新莽时期（公元９－２３年）发行的货泉,以及宋代的铁、铜钱等。于阗汉式货币（五铢钱等）可能直接来自中原地区,因为于阗汉式货币与于阗国的自制货币二者有根本的差别,而且,目前在于阗考古中尚未发现有汉币的钱范资料,这只能使人认为,它们直接来自中原地区;由于丝绸之路的商业来往和使节、军旅等活动,中原地区的货币进入了于阗,而且由于汉币的良好品质和金融信誉,加之汉帝国对于间等地的政治和文化领导等因素,使得这些中原货币在于阗国被使用。属于中亚及西方货币体系的,目前考古     

浅析佉卢文在鄯善地区流行的原因

本文较为详细地梳理了汉文古籍对佉卢文的记载及其在中亚的传播线索,在此基础上,对鄯善、精绝与出土佉卢文书最多的尼雅遗址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考述,认为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地区的佉卢文字在鄯善地区流行的原因,与当时的商贸、地域、军事、政治、宗教等内外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促成了语言的演变。     

再论汉佉二体钱

自1873年英人福赛斯(T.D.Forsyth)在新疆和阗首次发现汉佉二体钱后,这种钱币在和阗及邻近地区不断被发现。截止到1987年,大约352枚汉佉二体钱面世桓龆嗍兰屠?这种重量不足4克的小铜币竟吸引了英、法、俄—苏、美、日、印度、巴基斯坦及我国,八个国家三十几位学者。他们发表的有关论文或论著多达四十余篇(卷)。这种钱币的研究在近     

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之货币─—兼论与回鹘货币之关系

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之货币─—兼论与回鹘货币之关系杨富学鄯善本名楼兰,立国于张骞奉使西域（公元前１３８年）之前,汉宣帝元凤四年（公元前７７年）始改名鄯善。东汉末年,鄯善吞并了西边的邻国且末、小宛、精绝,一跃成为与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并肩而立的西域大国...     

丝绸之路中阳性审美范式对中国壮美艺术空间的扩展与延伸

丝绸之路作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重要纽带,在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明向外传播的同时,也使西方文化得以向东传播,对传统汉文化的存在产生影响.丝绸之路承载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不断作用于两种异质文化的各个方面,使两种文化在碰撞中走向统一,丝绸之路因此也成为文化融合的重要阵地.具体到艺术领域,这种文化的对立统一集中表现为西方特有的阳性审美范式对中国既有壮美艺术空间的改造.阳性审美与壮美的艺术形态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二者的相似关联.从汉文化的角度出发,阳性审美与壮美在频繁互动中成为传统壮美艺术空间的有效补充.汉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引进了阳性审美范式,阳性审美范式也因为丝绸之路而走进汉文化的壮美艺术空间.中国壮美艺术空间在丝绸之路阳性审美范式的作用下完成了自身的扩展和延伸,体现出了更强的包容性,以更加开放的整体面貌完善并提高了自我.     

丝路交流的功能和特征:双向交流与转输贸易

正一丝绸之路的交流功能——双向共赢当我们谈到丝绸之路的文化、经济交流时,往往关注的是中国的什么东西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方,西方的什么东西又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既然是交流,肯定不是单向的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而是不断地交流、发展、融合后,再交流、再发展、再融合,从而达到了更高的发展。季羡林在谈到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时说:"佛教发展到唐初,已经越过了光辉的顶点","在印度,情况也差不多。到了7世纪初期,印度教已完成了转型任务,影     

浅析中西方山水风景画的差异

东西方艺术泾渭分明,它们的不同主要在于中国艺术表现出一种写意性,而西方艺术则强调写实性。在此,我们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对中西艺术作一个较全面的分析和比较,使我们对于中西艺术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这种比较同时有助于两种伟大的艺术的交流和发展。不管哪一种艺术,只有相互交融和吸收才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

中亚粟特人是唐代入华异域胡商中的一支最主要力量,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沟通唐代东西方之间物质化交流的过程中,还沟通了东西方之间化艺术的交流,同时,促进和巩固了唐王朝的统一,加速了粟特民族向东方的移民及其与汉民族的融合,对唐代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大干论毕加索

绘画艺术创作,就以往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总是在发现和总结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继往开来,不断发展的。但到了现代社会,便不仅仅是继承和发扬传统的问题了。随着现代明的进步与东西方化交流的扩大,距离的缩短,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固有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大门已被启开,各种艺术之间的接触、交往不断增多,     

丝路撷英 旅顺博物馆藏丝绸之路文物展(下)

<正>四.繁荣的商贸经济在漫长的丝路古道上,胡商往来频繁,商贸经济繁荣。作为丝路中枢的新疆地区,中原历朝钱币、西方钱币及当地铸造钱币,皆有大量发现,充分体现了当地商贸经济的繁荣与活跃。透过各种内容的社会文书我们也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汉佉二体钱(图25)汉—晋     

佛国于阗

和田古称于阗,于阗国的建立应该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中原王朝也就是这个时候方通过张骞知道了于阗这一神秘的国度。公元前60年,西汉政权首次在轮台设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各国,于阗也就在这时候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归属西域都护,自于阗王以下均接受汉王朝颁赐的印绶。     

隋唐时期塔里木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

隋唐时期塔里木盆地四个主要城邦国家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在统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下物质生产都在继承各自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进步,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领域也有了重大的历史变化。其中疏勒还发生了碧瞳人入主其国的人种变异,社会习俗与宗教信仰的变动尤剧。龟兹、焉耆各自经历了一段突厥化的过程,入唐后又受到汉文明的强烈影响,出现了推发型逐渐取代剪发型以及大乘佛教自东返传并且转盛的新趋势。于阗大乘佛教一度中衰而后复兴,仍占主导地位,汉语文与汉历法都已溶入当地文化。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的分野显现了城邦诸国的文化差异。龟兹乐的源头是印度北宗音乐;疏勒乐的源头是被斯袄教音乐;于阗乐不用琵琶则反映了一种西域古乐种的历史延续。此外,城邦诸国的节日、娱乐活动的异同亦共同印证了作为丝路中枢的西域地区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