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日本使节在宁波上演“争贡”事件

正浙江宁波是明代时被朝廷指定的中日进行勘合贸易的唯一港口,1523年(嘉靖二年)日本大内、细川两家使团向明政府"争贡"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中日在政治、经济、文化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而其直接后果,则导致明朝政府再次宣布海禁,中日朝贡贸易走到了历史尽头。一、明朝时中日之间奇特的"勘合贸易"1368年,中国建立大明王朝后,出于海防需要,在对外贸易上,一改宋元时期积     

戚继光 横刀立马 未遭一劫

他戎马一生,南征北战,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南倭北虏”是明朝的两大边患。“南倭”是指长期侵扰东南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北虏”是指与明中央政府敌对的北方蒙古族。“两患”的性质全然不同,但都极大地影响了明朝的内政外交。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南倭”与“北虏”之祸相继解除,都要归功于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     

宁波作为我国官方海丝之路启碇港的见证——以流传域外的历史文物“嘉靖公牍集”为中心

关于明日堪合贸易,中、日双方有着较为丰富的文献类文物。但以往的研究,学术界多着眼于明朝实录、遣明使日记或文集,对宁波地方文献类文物尤其是宁波地方官府公文并无人进行研究。现被日本文物部门定级为重要文化财的“嘉靖公牍集”是关于明日贸易最重要的文献类文物,是宁波作为我国官方海丝之路启碇港的历史见证。     

宝德三年中日朝贡贸易初探

明代,日本以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多次派遣明船入明朝贡,获取高额贸易利润。其中,宝德三年的遣明船,规模为历史之最。一行在明期间,处处以经济利益为首位,甚至威胁明朝给予高价,否则不再归国。在得到高价后,仍在国内挑衅滋事。此事所反映的正是明代中日双方对待朝贡贸易的认识不同,而这种不同,势必导致明代中日交往中更多的摩擦。     

倭寇、被虏人与明代的海防军

１５世纪初的明永乐年间,日本海盗集团（倭寇）入侵中国,大肆进行掠夺。沿海军民或被杀戮,或被俘获并转卖至日本。针对倭祸的蔓延,明朝政府极力筹划海防,组织御倭。在此背景下,辽东总兵官刘江于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年）奉命出击,大破倭寇于望海（今辽宁金县东北）,使倭祸稍息。在被掳的军民中,有的后来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被送归,有的还被安排在被俘前所供职的沿海卫所,继续为海防而效命。     

抗倭关键词

倭寇 中国和朝鲜对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侵扰抢劫的日本海盗集团的称呼。最早使用"倭寇"这一名词是在朝鲜《高丽史》中。倭是古代对日本的称谓,日本海盗由日本武士、浪人以及商人组成,有时得到日本国内封建主支持。因为倭寇又可以是指倭人的一种侵略行为,凡是对外侵略的日本人通常都称为倭寇,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     

论明末援朝抗倭之得失

1592-1598年中朝两国在联合御倭战争过程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明朝也因此国力大耗,辽东边防大坏,满族乘机起兵,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致使明朝在不到半个世纪后终告灭亡。尽管如此,援朝抗倭的必要性应予以肯定,因为它不仅粉碎了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明朝的罪恶企图,而且进一步巩固了中朝关系。     

明代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与设县问题再研究

明嘉靖四十年(1561),福建漳州月港地区爆发了以张维为首"二十四将"的叛乱。这次叛乱发生在千里海疆遭遇大倭乱的背景下,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东南海疆罹祸甚巨。文章在厘清月港"二十四将"叛乱相关史实的基础上,相应探讨了月港地区的设县问题,认为叛乱发生前官府对月港地区的行政管理并未完全失控,海澄县的设置主要出于地方军事防御上的需要。月港的设县之议共有四次,分别是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靖二十八年(1549)、嘉靖三十六年(1557)和嘉靖四十三年(1564),但新县的正式批准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于县城的修建工作则迟到隆庆六年(1572)才得以完成。     

明末清初苏州商船滞日八年辨伪

明末清初,中国和日本没有官方关系,但以中国商船赴日贸易为纽带的经济关系却颇频繁。对于这一时期中日贸易情况,日本文献多有记载,一些西欧国家,尤其是锁国时期与日本保持贸易关系的荷兰的文献,材料更为详细具体。但由于我国正处明清交替之际,加之朝廷及一般文人对贩洋之事很少记载,所以我国有关这一时期中日贸易状况的记录甚为鲜见。正因如此,安双成、关嘉录     

从《高昌馆课》看西域与中原的经济交往

西域与明朝间的朝贡贸易是由明政府垄断的,这是汉唐丝绸之路发展到明代的新形式。哈密、吐鲁番等同明朝朝贡贸易最为密切,规模很大,在朝贡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明朝在西北边疆的经营乃至对西北边疆的备边政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地方势力与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以明代湖广黄安建县为例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割黄冈、麻城、黄陂三县之地设黄安县。新县设置是朝廷"量地置邑"的结果,黄安建县缘起地方盗匪难靖,其实质不外乎朝廷加强统治的举措。但黄安县的设置又与他邑有所不同,是由以地方士绅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自下而上呈请设置。新县设置处于朝廷党派斗争的政治背景下,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但通过建县,呈现出的是地方士绅的利益诉求,士绅通过婚姻、师生等关系联结社交网络,在建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直接影响上层的决策,黄安建县,折射出地方势力对地方行政区划设置有着复杂的影响。     

古代大陆移民与倭王权的形成——以难波津之歌为线索的考察

古代大陆移民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在日本列岛内创造了许多重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这些文明成果又为倭王权所利用,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并促进了倭王权走向成熟。难波津工程的建造与难波津之歌的产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倭王权的统治下,古代大陆移民在创造了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难波津工程的同时,还在劳动过程中创作了“难波津之歌”这首著名的和歌。伴随着古代日本律令国家的形成与倭王权的强大,难波津之歌便成为倭王权用来宣扬其对内外统治的精神工具。     

依戈罗华人族的形成

菲律宾碧瑶是个美丽的山村。她有大自然赋予的美貌，更有原始的依戈罗原族民和华族居民生活其间。侨史专著介绍说，依戈罗华族是华人与当地土族人通婚杂居而成的。至于形成的缘由得借助史书记载来了解。明代前期的中国在世界上负有极盛的名望。商品经济繁荣，政府也重视海外交通与贸易，大大促进了东南沿海造船业的发展，广大个体手工业者在资本经济萌芽的刺激下纷纷改行从事起海上贸易。可好景不长，从明代嘉靖中叶以后，由于日本浪人的渗人，千方百计跟海上私商私贩相勾结，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闭关自守的陈规。农村中的农民也因外来商…     

新中国成立前后日本与中国东北贸易的发展

1948—1950年,美国政府制订并实施了发展有限日中贸易的政策。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传统的贸易对象,成为美国复兴日本经济的政策中对外贸易的一个重点。美国政策制订者认为,发展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不仅对重建日本经济十分重要,同时能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更有可能借此制造中苏分裂。日本与中国东北的贸易在这一政策下有所恢复。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一政策匆匆收场。其原因首先在于政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美国国务院和军方之间始终存在着意见分歧。其次,东北解放区优先发展同苏联贸易的政策也决定了东北与日本的经贸关系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策彦周良《入明记》所见明代徐州风物考述

正策彦周良(1501~1579),号怡斋,后称谦斋,日本室町幕府后期临济宗高僧,五山文学后期代表诗人。他博学多才,通晓汉文,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与嘉靖二十六年(1547)先后两次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入明,并将见闻写成《入明记》。这是日本十九次遣明使中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汉文日记,是了解明朝社会、文化以及明代中日关系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策彦周良在沿运河往返的过程中曾三次经过徐州,留下了众多有关徐州水利和交通设施、名胜古迹和风土民情的记载,     

明朝茶马贸易的几个问题

在明朝茶马贸易的不同阶段,私茶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其作用亦不尽相同。在第一阶段,私茶产生于不合理的茶马比价,但这一时期的私茶尚不足以导致官营茶马贸易的破坏。在第二阶段,官营茶叶运输难有作为导致官营茶马贸易几近瘫痪,私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抢占了官营茶马贸易市场,直至泛滥成灾。由于私茶泛滥,不合理的茶马比价已不再是破坏官营茶马贸易的罪魁祸首。在第三阶段,新的茶马贸易引进商人参与,既解决了长期困扰朝廷的茶叶运输问题,又缓解了朝廷资金短缺之难,恢复了长期停办的"纳马差发"。而此阶段私茶主要表现为无"引"茶商增多;运输中"夹带"私茶增多;将质次价高的茶叶交与官府,好茶留给自行销售,牟取暴利。     

明代宗室法律特权及其上下分野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通过颁布《皇明祖训》规定了明代宗室不同于平民、臣僚乃至勋戚的法律特权。明中期以后,随着宗室人口增多,朝廷对于宗室的管控趋于严格。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先后颁布的《问刑条例》都载有直接约束宗室的条例,却表明宗室一直是朝廷区别对待的群体,其法律特权与洪武时期相比有所变动而没有发生颠覆性改变。嘉靖四十四年颁布的《宗藩条例》则显示出,宗室法律特权的变动依据爵位高低而呈现上下分野,亲王法律特权始终不变,郡王、将军而下宗室所受法律约束增多,并呈现出被纳入普遍法适用范围的一些迹象。     

明代茶马贸易价格结构分析

由于明朝官方茶马贸易始终是以交易马匹为中心,遂形成以马匹为本位价格的价格体系。本文以马价为基准,着重分析茶马比价及马匹与银、钞、布、绢、米的比价关系。在价格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明朝廷因忽略茶马则例所确定的价格体系在境外贸易中的作用,最终导致明朝茶马贸易失败的价格原因,同时藉此探究价格确定的原则,价格变动趋势及茶马价格利弊诸多问题.     

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签订及实施

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开始于1950年. 1949年底,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给新中国的贸易部长发出信件,要求与新中国合作,发展中日贸易.1950年2月,中国贸易部副部长沙千里复电表示,欢迎中日贸易促进会来中国洽谈贸易.3月15日,盟军总司令部决定准许日本同中国进行贸易.这样,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暂时中断的中日贸易又逐步恢复起来,到1950年底,中日双边贸易额达470万美元.然而,就在中日贸易刚刚起步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10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2月6日,盟军总司令部决定中止中日贸易,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刚刚起步的中日贸易又告中断.     

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

明朝曾采取允许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定期朝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并可在会同馆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市贸易的政策,由此而形成明代的朝贡体制。但在嘉靖年间,明世宗顽固地拒绝和蒙古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1532）以后,整个北边防线战争不断,终于酿成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是违背历史大势的非常有害的错误政策,它给明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制约了明代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