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历史点滴

<正>1425年10月30日行在礼部奏,定科举取士之额,贵州所属有愿试者,湖广就试。背景:贵州始建行省之初,中央政府认为此地"人才未盛",无权独立举行乡试。1425年,朝廷诏令所有贵州考生若要考举人,必须到湖广参加乡试。可惜路途遥远,山路险峻,阻隔了许多考生的科举之路,贵州仕子在湖广乡试中处于劣势,全部落榜,无一人中举。     

清代的科举制度

我国的科举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置明经、进士两科,唐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宋代废明经,留进士科,同时为了使考生避免奔疲赴京应试之苦,在地方置举人科,先进行考试筛选,科举制度始渐完备。至元代一度停止科举取士。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更为完备。清代除因袭明代的制度外,更增开贡科,并仿两汉、魏、晋以来荐辟取士之举,曾在康熙、乾隆两朝,创设博学宏儒科,又称博学鸿词科。科举,就是开科举士,给予入学、入仕的资格。清代分县(州、厅)、省、中央三级科举考试的制度,各科都是三年一考,逢着省和中央开考的一年。称大比之年,考试的科目有:制义、帖经、诗词等     

晚清优拔贡的出路——兼论清末的官多为患问题

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后,继续保留了之前辅助性的优拔等考试作为善后之策,由此优拔贡考试也变得炙手可热,无形中取代了之前乡会试的作用,吸引了大量考生特别是具有新式出身的人与考。实际上,优拔考试之地位远不如科举未废前的乡会试,而且优拔贡的现实出路也并不好,多数中选者难以得到实缺,这种局面的存在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晚清以来的官多为患局面,被不少人认为是清朝灭亡的造因。     

《唐摭言》科举词汇研究

《唐摭言》是一部记载唐代科举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文人墨客的逸闻琐事和篇章字句的书。纵观全书,其最大的特点是丰富的科举词汇。按照科考顺序对这些科举词汇进行梳理、介绍,有利于更加系统完整的了解古代科举制度,从而进一步了解唐代社会文化风俗。     

唐代宗朝翰林学士考论

我研究唐代学已有多年，除了对作家进行专题论述外，很想以社会与化作为总体背景，来研究唐代士人(也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我就着手於唐代科举的研究，想以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学沟通起来，来进一步研究唐代学是在怎样的一种具体环境中进行的，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我於]984年写成、1986年於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代科举与学》一书的写作意图与主要内容。我在《唐代科举与学》的序言中曾提及，从探讨当时     

李白到过夜郎吗?

唐代大诗人李白,晚年在安史乱中因从永王磷事被流放夜郎。但,李白是否到达了夜郎贬所,是人们长期以来争论未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对李白的生平、思想和作品的研究,在对文学史和贵州古代史的研究上,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李白于流放途中遇赦而返的是宋人曾巩,其后诸如宋代薛仲邕,明代杨慎、清代王琦、郑珍、莫友芝等都沿曾说,以后学者,也多从此说。然而明清以降,有些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李白不仅到了夜郎贬所,而且还在夜郎住了较长时期。持此种观点的主要是明清时代一些贵州的和曾到过贵州的学者,如张澍、黎庶昌等。周春元先生的《李白流放夜郎考》(以下简称《周考》)(《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2期)也认为“李白到达了夜郎贬所,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对这一意见,我不敢苟同,谨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资商榷。     

唐代科举士子的文学“沙龙”与文言小说的繁荣

唐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应该得力于科举士子文学“沙龙”的积极推动。其成员结构,以科举士子为主体,松散多元,意趣相投;活动场所,大多是迷离官场和科场的清闲之地,相当随意,氛围轻松,情调浪漫;聚谈内容,则偏重于奇闻、异情和怪事等方面,由此敷衍成的文言小说也就带有这个文化羣体的符号。唐代科举制度盛行与文言小说繁荣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并不是传统以为的科举士子用文言小说行卷而致繁荣,两者之间的连接点实为一个个形式多样的科举士子文学“沙龙”。唐代科举制度的盛行造就了一大批工文善辞的科举士子,他们需要追求官场和科场以外的闲情意趣,显示与众不同的奇才异能,于是通过文学“沙龙”的聚谈,更多地介入文言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进而促成了文言小说洋洋大观的局面。     

试论李白诗之形式美

李白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气势磅礴,气韵飞动,浪漫飘逸,豪迈奔放。笔者尝试从一种新的角度——形式学来阐释李白诗歌的美,兼及阐释李白诗歌特色形成的原因。     

清代“高考”那些糗事

清代沿用前代科举取士制度,那时的“高考”分乡试、会试两级.可谓是一考定终生,甚至一步登天,主考和考生怎能不重视,因此也演绎了一幕幕具有悲喜色彩的趣闻轶事. 考棚里的苦与乐 清代的乡试在旧历八月初八至十六日举行,历时九天,每三天为一场.省考试场称贡院,考棚同蜜蜂窝一样密集,又称号子.每十个号子为一弄,一弄之间可以来往,但不能出弄.考生入场后吃、住、作文都在里面.这九天内,连做饭、烧水全要自己动手.     

《登科记考》订补八则

唐末五代名诗人黄滔“奋然二十四年于举场”(《莆山灵岩寺碑铭并序》),集中保存了丰富的唐代科举材料,徐松《登科记考》自乾符至乾宁年间亦有大量征引。虽时贤前人于徐氏书多所匡正,然自滔集观之,仍有可议之处。本据《丛书集成初编》本《莆阳黄御史集》(此为清王懿荣校刊《天     

谈明清科举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以明清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

科举取士制度,创始于隋代,确立于唐代,发展于宋代,到明清时,已近千年,但使科举取士制度得以充分发挥其威力,并日趋走向完善和鼎盛的时期则是明清时期。那么,明清的科举制度,是否达到了科举取士的目的?本文拟通过对部分山西科举及第者的走向作个案分析,论证这一命题。明代科举制度的确立,有一个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反复交替的过程。经过明初举荐取士和科举取士两种制度的交替使用,朱元璋意识到,虽然科举制度存在着一定弊端,但比起举荐制还是利多弊少。于是,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科举…     

猿公·金猴·沐猴而冠 甲申新春随想

“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这是唐代诗人李贺的名句,见《南园十三首》之七。唐代诗人多慕豪侠剑客,李白、杜甫青年时都曾学剑,李白曾咏“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与其同时还有一位击剑名人叫裴曼,唐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曼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见《新唐书·李白传》,后人因之。说明青年     

唐代"秀才科"考辨

"秀才科"被《新唐书·选举志》等典籍列为常选科目之首,是唐代科举重要科目之一,同时也是起伏甚大、变化较多且不易详明的科目之一.过去学者们对此多有考论,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有未达或可商者.笔者近年致力唐代试策研究,于唐代科举各科之试制及其变迁,稍有所及,兹就有关文献记载,略作考辨如下.未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教.     

论“作诗赎帖”——唐代进士科取士标准研究

唐代进士科考试一般分帖经、杂、策间三场,所谓“作诗赎帖”,就是指帖经不及格可以作诗赎救。由於资料缺乏,这一科举场中的变通制度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笔认为,“作诗赎帖”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唐代科举取士的总体精神和基本倾向,它牵涉到唐代政治、学术、化、社会风尚及士人心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拟联系唐代进士科考试场次及内容的发展演变,对“作诗赎帖”这一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清代落第举人的另一条出路——大挑

近代以前,科举是读书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出路,但科举取士,人数毕竟有限,大批的落榜考生找不到出路,“仕途淹滞”,心存不满,有时也会成为一种社会问题。雍正时期,政府就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落榜生出路。     

论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干预

在唐代,科举的录取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其中来自当朝宰相的干预则普遍而强大。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干预分为制度内和制度外两种形式,它们相互独立排斥,此消彼长,形成了科举制度史上独特风貌。     

读《清代科举家族》

史学的进展与新史料的发现、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如兼容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探索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 ,也会对即使是较为传统的课题得到意想不到的崭新看法。读了张杰教授的《清代科举家族》一书 ,便给了我这样的强烈感受。《清代科举家族》张杰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0 3年出版 ,共 334页。此书的基本史料来自《清代朱卷集成》。朱卷系指与考士子在参加乡试、会试时 ,当局为防止考生舞弊 ,将原墨卷交誊录生用朱笔抄写后的卷子。整个朱卷除答卷、科份名次、考官荐批外 ,还录列本人姓名、字、号、别号、排行、生年、籍贯、以往功名…     

唐代经学统一的制度性保障

《五经正义》的颁行是唐代在经学文本上的统一举措。经学思想的真正统一还有赖于制度的保障。唐代教育、科举、铨选和其他相关制度不仅确保了五经的权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学的全面推广和传播。这些制度为经学统一提供了源头性的保障。     

李白嵩山访丹丘

李白嵩山访丹丘耿直唐代大诗人李白生前多次到嵩山访问元丹丘,并写有关于元丹丘的诗歌十多首,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研究这些诗歌,对我们了解李白漫游的行踪和思想情操,有很重要的作用。李白博览群书,文化素养很深。２０岁时,怀着＂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     

《诗经图史合考》作者考辨

旧题钟惺所作的《诗经图史合考》是晚明时期掇拾诸家注解,杂考《诗经》名物的著作,亦是科举生态下的《诗》类应试之书。清代以来围绕其作者及真伪,形成了“钟惺说”“质疑钟惺说”两大派,而以前者为主流。梳理清代吴骞增补的《千顷堂书目》和以《四库全书总目》等为主的清代官方目录,辨析《诗经图史合考》“钟惺说”的来源和诸家之说中需要进一步考证之处。结合拥万堂书坊标榜名人、剽剥他书等商业化出版特点,考察《诗经图史合考》与托名蔡清《四书图史合考》、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在编法体例与内容上的承袭关系,从而证实《诗经图史合考》是拥万堂书坊托名钟惺的伪作,并进一步探讨晚明《诗》学与商业出版和科举文化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