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捐官执照看清代捐纳制度

捐纳是清代官吏选拔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封建吏治腐败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借助捐官执照这一实物,对清代捐纳制度的特点、作用及弊端进行分析和探讨。     

官场如市场

捐官,是清政府公开推行的用钱买官的制度。按照规定,除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优伶等不允许捐官之外,一般人只要有钱,都可以买到官职。出钱少则买小官、买虚衔;出钱多则买大官、买实官。为了捐官,许多人倾尽家产,或向人借贷。更有的几人凑份子,得官后捞了钱按股分成。     

官场如市场

捐官,是清政府公开推行的用钱买官的制度。按照规定,除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优伶等不允许捐官之外,一般人只要有钱,都可以买到官职。出钱少则买小官、买虚衔;出钱多则买大官、买实官。为了捐官,许多人倾尽家产,或向人借贷。更有的几人凑份子,得官后捞了钱按股分成。     

清代捐纳制度

乾隆皇帝的“永停捐例”并未从根本上终止捐纳,因为捐纳是与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始终相伴的,只要政府的财政收入出现匮乏,捐纳这种筹款形式就能派上用场。     

简评清朝捐纳制度

捐纳制度在清朝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很大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它始于顺治朝,完善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冗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朝。它与科举、荫袭、保举同为清朝选拔官吏的四个重大途径,存在了两百多年,对于清代的社会政治,尤其是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捐纳制度有很大的弊端,并间接导致清朝的灭亡。     

清代捐纳、捐输概念考辨

捐纳和捐输均为清代国家在常规财政收入之外汲取社会财富的重要渠道,但研究者往往将其混为一谈。二者在政策依据和政府反馈、款项收益、款项数额、道德色彩、财政管理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与捐纳相比,捐输是臣民并非出于义务地将财产直接或间接捐献于国家,政府事后可能酌情奖励。清前期政府有时参照捐纳事例议叙捐输,嘉庆朝起政府比照捐纳事例为特定捐输制定细则,咸同以降各省所设捐局往往同时收取多种不同名目的捐输和捐纳,由此二者愈发不易区分。捐输的复杂制度变迁并未改变其与捐纳的差异,因此准确的概念界定、严格的区分和系统的制度比较是推动捐纳与捐输研究深化的必由之路。     

武汉商人的公益事业与慈善活动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商人地位低下,名声亦不太好听,影响至今,社会上仍流行着“无商不奸”的偏见.为提高地位,改变形象,传统商人拼命积累财富,通过钱权交易,操纵社会地位和声望较高的人,达到“交通王侯,力过支势”的目的.为了引来人们羡慕的目光,他们常做一些“露富”的举动,千金买笑,万钱掷赌,盛大的祝寿活动,讲究排场的婚丧仪式,种种奢侈豪举,都是他们炫耀实力,扩大影响的方式.到了晚清,财政困难和官场腐败迫使政府卖官鬻爵以谋取经费,这就为商人提高社会地位,改善自己形象增加了一条渠道,即通过“报效”和“捐纳”获得功名与官衔,在名义上可厕身于绅士阶级,在与政府做生意和讨论问题时可与同级官吏平起平坐.除了这些方式以外,许多商人受“富好行德”传统道德的熏陶,造福桑梓,周济贫民,捐赠国家,以为国     

康熙雍正时期捐纳考析

对清代捐纳制度的考鉴性研究,当首推许大龄先生1947年在燕大的硕士学位论《清代捐纳制度》。清代官员的引见履正和题本书对捐纳行为每有记载,本试图利用雍正朝引见官员履正和题本等相关资料对康熙、雍正时期的捐纳制度作番考析,以为许的释。     

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清末广东文献中“绅”、“商”以及“绅商”身份认同存在各种情况。商人捐纳虚衔 ,其士绅的身份并非随时会被认同。某个具体的“绅商”主要被认同为“绅”或“商”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清末广东“绅”与“商”对流、联合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形成了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亦绅亦商群体。但“绅”、“商”毕竟没有合流 ,保持界限、经常竞争是“绅”与“商”关系的主要方面 ,“绅”、“商”关系变化总的趋势是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清末买官卖官的公开化与合法化

清末买官卖官公开化、合法化的标志是捐纳制度。捐纳,就是俗称的卖官鬻爵。它由政府条订事例,按官阶大小,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形成制度。此乃历代秕政,自产生起, 就遭各方攻击、非议。然而,捐纳制度却历久弥坚,至晚清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出版

2011年2月,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教授伍跃的日文新著《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一书由京都大学出版会出版,成为这一领域最新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该书共十章（包括序章与终章）,40余万字。作者利用了各类文献与档案资料,一方面从制度史的角度探讨了利用捐纳取得入仕与铨选的资格、取消或减轻处分、升官晋级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明清时期的人们对捐纳的观察和利用,研究捐纳作为社会流动工具的有效性。     

郑观应与中外基督教人的交游及对传教的主张

郑观应17岁从中山到上海“学贾”,其后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洋行的买办。37岁为北洋大臣李鸿章札委津沪电报局总办,并在上海创设机器织布局、造纸局、船坞、开垦公司、壕利公司等实业。至39岁李鸿章札委为轮招商局会办;45岁为开平矿务粤局总;56岁任汉阳铁厂总办;66岁任粤汉铁路总办。①郑观应先于1869年捐官“员外郎”;1870年捐官“郎中”：1879年捐官“道员”。     

吴四伍《清代捐纳与国家治理》评介

<正>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清代捐纳进行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已经历了90年。许多学者对清代捐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成果,既是在这一领域进行后续研究的基础,同时也加大了工作的困难。吴四伍迎难而上,另辟蹊径,著成《清代捐纳与国家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对已有研究多有推进,是该领域的一部力作。全书共38.9万字,分为六个部分,主要论述捐纳制度在清代国家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儿女英雄传》及其影视

《儿女英雄传》及其影视李德《儿女英雄传》是清代满族作家文康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文康,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满洲镶红旗人。生卒年不详,为嘉、道、咸、同间人。文康捐官为理藩院郎中,外放知府,升任道台。丁忧后特起为驻藏大臣,因病未赴任。晚年诸子不肖,家...     

清代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分析——以山西榆次常氏为中心的考察

以代际流动这一社会学视角为切入点,研究商人家族代际流动问题,有助于从动态的历史性角度找出影响代际流动趋势的因素。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文章以榆次常氏家族为例进行了分析。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子代多继承父业进行经商,从商人数比例远大于从事其它职业的比例,其成员通过捐纳或结交官员上行流动。嘉道年间,东掌制趋于完善,财东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家族人口产生富余,致使未从事商业的子孙转向读书科举或另谋它途。晋商家族代际流动状况还揭示了特定时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动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家族商业破产,社会地位整体下降,而重视读书科举教育的家族成员转型为新精英阶层。     

郑板桥跑官为了啥

郑板桥为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关爱百姓,是清官、好官,是官家楷模。 44岁之前,郑板桥一直靠读书和卖画为生。他44岁考中进士,按说应该做官,但当时官场外挤满了“捐官”客,他依旧无缘步人仕途。     

为何古代商人多重信誉

俗话说“无商不奸”。此言一语道破商人唯利是图的嘴脸。但此言对商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人分三六九等,商人岂能一言以蔽之？古代商人地位低下,是因为那时是农业社会,而且有些商人确实唯利是图,然而,另一方面,这也促使有些商人立誓以诚信的面目出现。或许是商人们为了表明自己公平买卖的决心,三大吉星（福星、禄星、寿星）被当成了赌注,这还要从中国的老秤说起——     

光绪朝前十年间言官披露的吏治问题

晚清吏治腐败。1875至1884年的10年间,曾出现过一个言官清议的高潮。当时言官奏折中披露的吏治问题,主要涉及捐纳、保举、科举、冗员、书吏、讼案、属员、调员、弄权等。捐纳、保举、科举都关系到官的任用,冗员也是这三者带来的一个官场病。书吏、讼案反映出吏的违法行为。属员、调员、弄权反映出官的腐败劣迹。     

近代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的行业分布及特点研究——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四

近代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是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受教育程度较低,经营规模不大,但却十分抱团,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从事种植业、矿业、百货业、侨汇业等。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中的许多商人还曾是东南亚各地广西会馆、商会的创办者或重要执掌人,是近代广西华侨商人中的代表性群体之一。     

晚清海外捐纳政策分析

财政压力与身份认同是晚清政府将捐纳政策从国内延伸到海外华侨的基础,此后这一政策也成为晚清政府争取海外华侨经济支持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在推广过程中,这一政策体现了渐次开放性、积极主动、讲究策略、集中等特征。实践中,海外捐纳政策既给晚清政府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政治收益,也使部分海外华侨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资本,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身份认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