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2023年度发掘简报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位于隋唐长安城遗址东北部。2023年5月至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区域内外郭城北城墙、十王宅北坊墙、北坊墙外的排水沟、北坊墙与外郭城北城墙之间的唐代地面、十王宅内院落院墙墙基进行了主动性发掘,清理了坊墙、院墙、路面、排水沟等遗迹,并解剖了外郭城北城墙、十王宅北坊墙、北坊墙外排水沟、十王宅院墙墙基。本文即是对2023年度发掘工作主要收获的简报。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2022年度发掘简报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位于隋唐长安城遗址东北部。2022年5月至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区域内十王宅东坊墙、东坊墙与夹城墙之间的道路、北坊墙与外郭城北城墙之间的唐代地面、外郭城北城墙进行了主动性发掘,清理道路、车辙、排水沟等遗迹,并解剖了十王宅东坊墙墙基,外郭城北城墙墙基。本文即是对2022年度发掘工作主要收获的简报。     

唐代长安城的坊

<正>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记载:“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南北皆一十三坊,……每坊皆开四门,有十字街,四出趣门。皇城之南,东西四坊,……南北九坊,……每坊但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而已。”现代考古发掘也表明唐长安城各坊四周都筑有坊墙,除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     

泉州牌坊浅谈

<正>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牌坊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由此可以推断,"衡门"至迟在春秋中叶即已出现。衡门是以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的结构存在的,唐代,我国城市都采用里坊制,城内被纵横交错的棋盘式道路划分成若干块方形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唐代称为"坊"。坊是居民居住区的基本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后来因为门没有太大的作用,     

三坊七巷保护工程 探索城市历史中心区的活力复兴

<正>三坊七巷位于福州市中心,从晋、唐形成相对独立的街区发展至今,仍延续着以坊巷组织起来的传统城市住区空间格局。整个街区以南后街为南北主轴线,西侧依次排列着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三坊",东侧依次为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宫巷、吉庇巷"七巷"。整个区域由道路划分出若干区块,每个区块又由各个宅院进行划分,形成有机的街巷肌理特征。三坊七巷现在存有172座明清历史建筑,院落式民居建筑主要位于各     

黑龙江省的清代功德牌坊考略

牌坊,俗称牌楼,有功德坊和节孝坊两种。功德坊或称德政坊,一般多为表彰在某地有功德的人而立于城内十字路口,官府、祠堂、宅前,或公园、庙宇之内。立于十字路口者多为一对,以求相互对应,其它地方的多为单独而立。功德牌坊既是对有功德的人歌颂的实物,又是美化市容的高雅建筑物。今黑龙江省境内清代的功德牌坊,多是     

里坊制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以墓志为主要材料,复原了北魏至唐代"坊"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并对坊在城市中的分布进行了分析,认为坊成为当时城市中的一种规划和管理单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与以往一些观念不同,仅就墓志材料而言,唐代地方城市中的坊在空间分布上并不完全集中于城墙之内,也存在城墙之外的坊,而且其普及的时间很可能要在唐代中期之后。结合文献材料,由于无论是在行政管理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里的作用和影响要远远大于坊,因此即使存在"坊市制"的话,那么更准确的称呼应当是"里市制"。     

浙江江山古代石牌坊

牌坊又称牌楼．最初仅是作为路口标志出现的,到后来发展成为宣扬封建礼教、标榜功德的纪念性建筑物．诸如考取功名而建的状元坊、进士坊、解元坊、登科坊等;或以官职命名的尚书坊、鸿胪坊、殿院坊等：亦有为寡妇贞节守寡而建的贞节坊、节孝坊;为孝敬父母而建的孝子坊：     

白居易與新昌楊家——兼論唐中後期都城官僚交往中的同坊之誼

弘農楊氏是通過移居都城實現"中央化",涉足科舉實現"官僚化"的中古世家大族之代表。入唐,楊氏越公房的後人數代同居於長安坊里,形成靖恭、新昌、修行、永寧四坊望。本文梳理了文人官僚白居易與長安新昌楊家的交往,兼及其與同坊官僚的交遊;復原科舉官僚在新昌坊私人空間的宴集,並發掘其社會文化内涵;相比與靖恭楊家的姻親,同居一坊的地緣因素,成爲聯繫白居易與楊於陵家族的紐帶,甚至左右了他們的政治立場與仕宦前景。由此個案可見唐中後期清流文化籠罩下,都城科舉官僚聯繫渠道之拓展,及對新社會流動規則之主動接納。     

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由周景起楼引起的话题并兼论都市流动人口

唐朝规定京城民居商用都不得起楼 ,这体现了坊市制度的严密性。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流动人口的增加 ,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和原有的空间结构逐渐被突破。这种突破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立体空间的扩展 ,表现在民居和商用打破不得起楼阁的规定 ,尤其是商用起楼 ,使都城具有了更大的容纳量和吞吐量 ,也具有更大的弹性。本文重点探讨了唐长安和北宋东京在立体空间扩展过程中的变化和特点     

包产到户：来自农民的制度创新

包产到户初创农民对合作化的“反抗”,最早是“闹社退社”。大约在1956～1957年,曾有过一个退社风潮,随后被压了下去。那以后农民就转而使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农民“闹社退社”是想从农业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所有制;“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体制一些“修改”。这是一个     

岳池灵泉寺及其石刻

灵泉寺,原座落在清溪乡五村二社,距乡政府西南11公里处。此寺毁于建国初期,据当地村民说,三重大殿的木料运去建粮仓了。现遗址上,到处都有残存的基石和雕花精致的柱础;破碎的瓦砾到处皆是,在遗址附近的田边土埂上,仍有不少佛像的头颅和残肢。     

浠水文庙的“棂星门”

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浠水文庙,采用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均衡对称的布局方法,在南北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泮池、棂星门、戟门、东西两庑配房、大成殿、崇圣祠等,现保存的建筑面积800平方米,占地总面积4000平方米。这里仅就石牌坊棂星门进行介绍。     

传统庙会与乡土江南之闲暇生活

庙会萌芽于西周春秋时代的社祭和蜡祭。是一种以庙宇为依托,举行祭祀神佛、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庙会具有多重功能,但休闲娱乐始终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传统乡村缺少整个社会性的娱乐,所以农村社会学家乔启明曾说：“我国农民,多无正当娱乐,迎神赛会,可说稍含娱乐性质”。对于他们来说［１］,庙会简直就是狂欢节。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几个问题的再商榷

笔者所说的“里巷社”只是泛指基层社会组织(如里、村、坊、巷等等)的官社。其时一些社邑既以“巷社”为名,论理就应以该巷全体人户组成为是。敦煌儒风坊西巷社有关互助活动的社条中,仍出现官社有关催驱赋役的内容,应与吐蕃时期赋役特别苛重有关。意识到这种阶级划分的存在,并自觉地按阶级进行结社,是很晚的事。至少说在唐宋时期尚未见这种结社。量化分析应遵循随机原则,在量化分析各种社邑活动频率时不应把某些“非实用文书”排除在外。     

蒋介石两次封杀的“民国伟人”

<正>蒋介石曾两度批示"永远不得叙用"、"永不录用",封杀民国新闻人陈德征。翻开陈德征的历史,竟有"民国第一伟人"的称号,做新闻做到这种地步,岂一个"牛"字了得!蒋介石批示"永远不得叙用"陈德征,浙江浦江人。1923年与胡山源、钱春江创办"弥洒社"并出版《弥     

渐行渐远 记忆中的姑苏老铺子

<正>窄街陋巷,布衣油伞,照片早已泛黄,黏连在老木桌的玻璃台面里。吴侬软语和那些隐入巷子尽头,或清脆的"叮叮当当",或慢条斯理的"沙沙"声,却依然可以在记忆最深处被打捞起来。那些打铜铺、扇庄、绣坊依旧是老底子的样式,靠着祖先传下来的手艺,做些精雅喜人的物件。泛着幽冷色调的紫铜香     

苏州发现郑和后裔捐款碑刻

在纪念郑和首下西洋六百周年前夕,笔者专程赴苏州采集有关郑和苏州后裔情况的资料,在苏州石路太平坊29号拜访了苏州市伊斯兰教协会马宏仁会长、马更生副会长。在说明来意后,两位老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嵌入墙中的七、八块碑刻引起了我浓厚兴趣。苏州伊斯兰教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大都集中在闾门一带,这些碑刻是从六家清真寺毁坏后集中保护在太平坊清真寺。     

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

1974年底,在广州市文化局建筑工地挖土中,发现了一处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经过多次勘查研究,并报告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批准进行试掘。从试掘及初步钻探的资料了解到: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船舶工场,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加工     

明代地方城市的“坊”——以江西省府、县城为中心

本文主要论述唐宋坊市制崩溃以后,明代地方城市中“坊”之情形。明代地方志所记之“坊”,有牌坊、街坊、乡坊和坊图四种不同涵义。牌坊为旌表建筑物,街坊为居民居住区,乡坊之“坊”是人文地理概念,指城内外一定地理区域,坊图之“坊”等同于里、图。作为“地域实体”的街坊,其形态已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坊市,表现为开放式的条形街区,而不是封闭的方形区域;城外街区亦得称“坊”;坊的数目增多,其规模较小。街坊与城市里甲密切相关,是城市里图区划的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