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士大夫与荒政变革

荒政在宋代发生了思想、制度、机构的变革,完成了制度化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荒政构架。在这个过程中,宋代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研究"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的形成和政治地位论证其参与荒政变革的可能性,并考证"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荒政思想于荒政思想史中的重要变革以及其在荒政实践中的具体创新,以期还原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荒政变革中的重要贡献。     

宋代文人意趣兴起的成因

受到文治制度的影响,庞大的宋代文人阶层迅速形成,文人士大夫成为时代的精神领袖,拥有话语权.宋代文人意趣的兴起促进了审美观念的转变,而文人群体对文化地位的自觉认知,宽裕的闲适生活提供了赏玩的条件,文人交游面的扩展和多元文化的吸纳等因素是宋代文人意趣兴起的主要成因.     

浅谈汝瓷雅致艺术的传承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期,被欧美学者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在社会人文艺术的影响下,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追求雅致隐逸的生活。汝瓷是宋代文人士大夫追求雅致生活的产物。宋代文人士大夫将日常生活提升至艺术境界,且充实内在涵养与修为。这与现代人追求的生活美学与讲究个人品味的生活态度极为一致,亦与当今的东方美学主流意识不谋而合。本文对汝瓷雅致艺术的进行简要阐述。     

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在宋代历史上,士大夫集团无疑担当了政治精英的角色。学们已经注意到：宋代士大夫影响力的增强对皇权产生限制,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宋代士大夫地位之所以提高,学界以往更多地侧重在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等具体“重”方面的原因,而于宋朝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特别是其相关治国方略及处理武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仍然探究不足。     

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宋代崇尚文治,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士大夫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而且塑造了崇高的士大夫精神。“宋韵—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是浙江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携手打造的跨年大展,展示来自38家考古文博机构收藏的约300件宋代文物精品,突出浙江宋代考古新发现,包括大量浙江宋代士大夫墓葬出土文物,展现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览分上下篇,上篇以“文治天下”讲述宋代士大夫的治世行道,下篇以“士林风雅”展现宋代士大夫的文艺生活。     

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论“元佑学术”与“元佑叙事”

“元佑学术”不仅体现了北宋蜀学、洛学、朔学三大学派的某些相同的经学思想,而且辐射到了文学、史学、制度等多个文化层面,是元佑党人用来排斥“荆公新学”、废弃熙丰新法的理论依托。绍圣以后,“元佑学术”遭致严厉禁锢,也成了“绍述”新党排斥政敌的一个专门术语。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历史过程中,却以一种过於偏执的认同,以及简单的二分法和柔性叙事的手段,展开了以“元佑学术”为判断标准的历史叙事：并将“元佑学术”视为宋代进入“后三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从“元佑学术”的形成与被禁,到“元佑叙事”的展开,均与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典型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优劣杂陈、得失参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略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生活

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应该忽视对其基本细胞——家庭经济的考察。遗憾的是国内对宋代这个领域的专论尚付阙如,日本、美国许多学者对在宋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士大夫阶层及其家庭观念的兴趣颇浓,而对士大夫家庭的经济形态则顾及不多。本文试图勾画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轮廓,分析该经济体的运转状况尤其是再生产的实现过程,以期从最基本的经济单元出发窥探宋代社会经济。     

岳飞之死与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

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岳飞实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他的死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重新夺回兵权,恢复了自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主导政治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汪曾祺我们时代的苏东坡

我一直很排斥给汪曾祺贴上“最后的士大夫”这一张标签。汪曾祺为什么会是“士大夫”,还“最后”?书画自娱?文人雅趣?讲求饮食?文笔出众?这些特色一来并非“士大夫”的必要条件,二来哪个时代类似爱好情趣的文人非文人皆层出不穷,哪儿来的“最后的”“士大夫”?     

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存在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杀士大夫或不轻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事实上,不杀或不轻杀士大夫事实的出现,并不是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优待的结果,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不断斗争,从而最终为自己争得的一项利益,因此它是一条伪家法。从它对宋代的影响看,它无助于维护封建统治,适足以败坏宋代的政风。     

论宋代思想文化对“无为”涵义的影响

“无为”作为《老子》一书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而这一时期特定的思想学术文化对“无为”的释义有着深层次的影响。主要原因为两点:首先是宋代三教合流的大环境中,儒学占据思想文化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对道家著作《老子》的注释有着积极的影响,其次就是宋代道教的繁荣以及统治阶层出于巩固政治的需要,促进了对《老子》中“无为”思想的解读。宋代这一特定时期的思想文化使不少注家把书中的“无为”思想作为治国之术加以阐发。     

论宋代墨竹墨梅兴起的缘由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文人画在此大背景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以墨竹墨梅为题材的文人画已经形成了一门专门的画科,它的兴起与士大夫阶层的阶级性质、社会地位、文化修养、审美取向等息息相关,也同宋代文人雅士爱梅好竹以及梅竹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有很大关联。     

清代禁毁小说述略

一、清代禁毁小说的历史背景我国的通俗白话小说,在明末形成了创作的极盛时代,越来越多的文人打着“扶植纲常,劝善惩恶”的旗号,投身于小说创作中,来“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到了清代,小说不仅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在统治阶层与士大夫中也赢得了很大市场。那些刚从浩莽草原走进封建社会的满州枭雄们,迅速地接受了小说这种通俗易懂的文化样式,并努力从小说中汲取有利于其封建统治的营养。     

从题咏眉山三苏祠诗看清人的崇苏文化心态

作为士大夫瞻仰纪念宋代苏轼家族的文化圣地,三苏祠在清代文化史上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清代诗人拜谒眉州三苏祠者络绎不绝,并留下了大量题咏三苏祠的诗篇。其中王士禛、陈维崧、蒋琦龄、张问陶、石韫玉、钱载、李德仪、何绍基、张之洞、俞陛云等是代表性人物,他们或是专程前往三苏祠匆匆拜谒,或是仕宦途中过境眉山亲临致祭,或是行船岷江遥祭三苏,或是主政四川教育间亲身参与三苏祠建设,留下的相关诗篇是研究清代三苏文化影响及其三苏祠变迁的重要“诗证”。清代诗人三苏祠题咏的史料价值与思想文化内涵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多角度真实摄录了清代三苏祠的盛衰演变,同时也反映了清代士大夫崇苏慕贤的文化心态,以及三苏在清代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配享功臣:盖棺未必论定——略说宋朝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操作

宋代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至高无上的皇权逐渐向象征化转变,前所未有地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对政治形成全面的主宰。与皇帝共治天下、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也必然会产生树立自己政治偶像的需求。本文将迄今为止不大为研究者所注目的宋代功臣配享制度置于彼时彼处的政治背景之下,考察了功臣配享的曲折反复。宋代的功臣配享,伴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发展,也从文武搭配逐渐形成文臣独占。此外,宋朝配享议案出于翰苑的惯例,也表明配享功臣的话语权处于士大夫精英的掌握之中。功臣配享,反映的是当时朝廷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其代表性往往被当时和后世所质疑。后来的撤换反复,反映了时过境迁的政治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标准的变化。而后世的认知不同则是历史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差异。     

明式家具的文人气息

明代政治机构发达,考试制度完善,文人士大夫数量骤增,大量未能由科举出仕的读书人,构成了这一阶层的庞大基础,尽管他们都企望着考取功名,但落第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     

印刷媒介影响下的宋代主流思想变革

宋代是近古时期的开始,宋代主流思想发生了重大变革,奠定了近古的思想传统。同时,宋代也是技术繁荣时期,中国印刷术在宋代迎来了高峰。作为思想发展的载体,繁荣的印刷媒介对思想的演化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主流思想变革的三个过程:旧思想的瓦解和转化、思想间融合、新思想普及。     

家学传承与唐宋时期士族的更新

本文以士族的家学特徵为切入点，具体考察了科举制度下文学、经学、史学和技艺作为家学的传承情况，借助社会分层和流动理论重新审视了士庶融合的历史过程。试图说明，科举制度下仕途走得最顺的不是文学“才子”，而是有经学家传的士族子弟；士族阶层在唐宋时期不完全是衰落，而是分化，一一有的衰落了，更多的人则凭藉世代相传的家学优势和优秀的遗传素质、通过科举制度继续走着仕途，并且与庶族阶层中的精英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阶层。     

朱元璋荒政思想刍议

明洪武时期，朱元璋立足现实，坚持民本意识，恪守致用精神，针对频发的自然灾害，在灾前备荒、临灾救荒、灾后赈灾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内涵丰富、用意鲜明的荒政思想。这些思想因其在洪武时期大多转化为具体的荒政措施，并成为一代“祖训”，因而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