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隋使来华次数探究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多次遣使来华,本文根据史料文献记载分析在中国隋朝时期日本遣隋使来华的年代及次数,突出其在两国交往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华学生考略

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在遣使来华缔结《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之际,派遣七名留学生来华留学,是为近代日本中央政府对华官派留学生之始。通过挖掘中日双方的原始档案记录,并与时人日记互证,对派遣原由、人员构成、来华经过、在华活动、召回之争及影响等史实加以考证,梳理、钩沉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华学生来华留学之史实。     

近代日本军方首批留华学生考略

1873年末,日本明治政府陆军省派遣八名军官来华留学,是为近代曰本军方派出的首批留华学生。八人曾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学习北京官话,直至翌年年末中曰围绕"牡丹社事件"的谈判陷入僵局,日本以为和谈无望,战事将起,才将其陆续撤回。所以,他们前后在华仅一年时间,而其他不利因素也影响了留学效果。然而,此次陆军军官来华留学实为日本军方策划侵略亚洲"大阴谋"的前奏,标志着日本军方通过分批派遣军官来华留学、侦察,以便为对外侵略扩张服务的阴谋就此展开。     

科学界的憾事:爱因斯坦访华未果

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生前曾到许多国家讲学,传播相对论,1922年到日本时还曾在香港停留,却始终未能来华。是中国没有发出邀请,还是大师没有接受,恰恰都不是。就在爱因斯坦到日本旅行那次,中国也发了邀请,爱因斯坦也做了来华的准备,但种种误解致使爱因斯坦没能成行。 据载,联系爱因斯坦访华早在1920年就     

野坂参三没有去过华北敌占区或敌后根据地

王庭岳《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略》一书第74页、75中写道:“1942年后,冈野进秘密潜入敌占区,进行了考察,与日本占领区的有关人士有所接触,并赴有关敌后抗日根据地,检查了各反战团体的工作,于1943年5月回到延安。”野坂参三来华期间去过华北敌占区或敌后根据地吗?王庭岳的说法值得商榷。关于野坂参三来华后的活动,在报纸、著作中甚少记载。     

江苏近代早期师范教育中的外援——日本教习

江苏是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开展得最早的地区之一。清末日本教习的来华,对江苏近代早期师范教育事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试从这一时期日本教习的主要教学管理活动来考察日本教习在江苏近代师范教育体系建立初期所起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     

营救美国飞行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和中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日本作战。尤其在空军方面,给了中国很大帮助。陈纳德的“飞虎队”很早就来华抗日助战,战争后期（1944年6月-1945年8月）,美国空军共出动飞机约5．2万架次,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的轰炸,炸毁日本城市98座。     

日本五良太夫正德入明考

五良太夫明正德来华学习制瓷,因为一向史料缺乏,遂成中日交通史上一大悬案,近50年来众说纷纭。笔者据李春亭家谱等史料考五良太夫确为明正德时人,从李送别五良太夫诗证实五良太夫于正德八年(1513年)确实来华并为日本了庵桂悟使团正式成员;再以王阳明送别了庵桂悟序证五良太夫来华确已经从事了青花瓷器制作。     

轰动北京的第一次日本商品展览会

1956年10月,根据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的规定,日本商品展览会(以下简称“日展”)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新中国的第一次商品展览会,举世关注,意义非同寻常。展览会让不让挂日本国旗为筹备在北京的展出,日方早在1955年底就成立了来华展览的领导机构,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任展览会总裁,常务理事宿谷荣一任展览团团长,森井庄内、片冈峻、田尻爱义任展览团副团     

针生诚吉教授应邀来我所讲学

日中学术恳谈会代表干事(会长)、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教授针生诚吉先生利用率领日本法学代表团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学的机会,应我所邀请,于七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先期来长讲学。针生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著名的宪法学家。他不仅先后六次来华讲学,     

国家、媒体及女性作家间的多层“战争”——以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为中心

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是侵华战争时期日本表现最为活跃的两位女性作家,其曾于1938年作为“笔部队”成员来华,之后分别创作了《波涛》《女人的教室》等作品。通过探究此类作品得以问世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日本女性作家的“性别”既是日本军部及媒体有意利用的“标签”,亦是作家本人着意凸显的个体特征。若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作品中所建构的“铳后女性”形象,可以透视日本女性作家如何诱导广大日本女性积极协助侵略战争的内在机制,进而追究其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     

《新唐书·日本传》天皇谱系的真实与虚构——以《王年代纪》的加工创作为线索

《新唐书·日本传》的天皇谱系来源于日僧奝然向宋太宗进献的《王年代纪》。《宋史·日本国传》转录的《王年代纪》可以反映其原貌,《新唐书·日本传》则在《王年代纪》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和创作。例如在时代选取上以唐朝灭亡作为下限,删去了唐朝以后的内容;以奝然的按语作为线索,将僧人来华求法的内容置换为遣唐使入贡的记载。由于种种制约,《新唐书·日本传》在加工创作的过程中出现了文字错讹、理解偏差等问题,但它反映出北宋士人对日本历史的基本认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近代日本留华学生

近代中日关系虽然乾坤颠倒，文化联系仍保持一定惯性，因此在中国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大批东渡的同时，从１８７１年起，日本中央政府各省、陆海军以及公司银行、对华团体陆续派人来华留学，并有不少自费留学者。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即从事地理兵制调查等间谍活动、学习中国学术文化及养成翻译人才。进入２０世纪，随着日本东方主义的复兴和新兴中国学的发展，在各方资助下，“学问的留学生”渐居主导。在中日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能够区别对待，在学习、生活、见闻各方面给予方便。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和联系，虽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战后却转化为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     

来华留学生档案管理工作刍议

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日益提升,来华留学生规模发展迅速,如何科学高效的做好来华留学生档案管理工作也显得越发重要。本文通过探索来华留学生档案管理工作的意义,发掘来华留学生档案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以期找到解决办法,为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于来华留学生学历生培养现状及培养策略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来华留学生的人数逐年递增.提高来华留学生的层次对学校的管理工作、留学生工作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开展以及时留学生规模的扩大都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来华留学生学历层次的提高和培养策略的研究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结合留学生教育的新时代特点,考虑到提高来华留学生层次对中国留学生教育的重要性,本文在分析了来华留学生学历生教育的现状后,对目前来华留学生学历生培养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强调了提高来华留学生学历层次的重要性,并对学历生的培养策略进行了初步探索.     

擅长以诗抒怀的昌明方丈

归元寺方丈昌明法师不仅对佛学研究有相当造诣,而且对诗词韵律也频有心得.在接待来访者和出访海外时,他常常妙语连珠,寓庄于谐,显示出很深的文化修养和功底.人们常为他的机敏对答拍案叫绝,心悦诚服地钦佩他的睿智和学识的广博.1984年10月4日,应我国领导人邀请来华参加中日青年联欢活动的736位日本青年,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陪同     

留学中国与入境旅游——基于信任水平与贸易规模的视角

基于2005—2018年21个入境旅游客源国的面板数据，文章讨论了来华留学生与入境旅游之间的关系，并从信任水平和贸易规模两个角度考察了来华留学生对入境旅游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来华留学生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入境旅游的发展，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及采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来华留学生对于不同旅游动机下的入境旅游影响呈现差异化结果；在作用机制方面，贸易规模和信任水平是来华留学生影响入境旅游的重要渠道。基于此，文章认为政府应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来吸引来华留学生，强化来华留学生对入境旅游增长的促进效应，以推动入境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龙行滇缅 中国远征军作战简史

1942年3月,国民政府决定派出一支精锐军队远赴缅甸作战。此时的中国,大半国土已经沦陷,全部的出海口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对于一个连小口径火炮都无法制造出来的国家来说,抗战真正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在此之前,能够输送物资来华的渠道     

国际联盟对一·二八事变的聚焦与因应——以李顿调查团为视角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建议派遣调查团来华.国联理事会迟至1931年12月上旬才决定派遣李顿调查团.在李顿调查团正式组建后不久,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昭示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快了李顿调查团的东方之行.尽管调查团对外强调"虽近日上海有事,该团仍仅限于调查满洲",但事实上非常关注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停...     

试论近代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

日本文部省虽自明治初年起便负责管理并对外派遣留学生,但在其后近30年间从未派遣学生来华留学。随着日本帝国大学中分科大学的设置、讲座制的引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文部省为培养胜任汉学等相关讲座的教师,自1899年起对华派遣留学生,从而开启日本学术型留华学生的先河,其中服部宇之吉便是名副其实的首位文部省留华学生。至1920年通过派遣留学生补充各新建大学师资的目的基本达成后,文部省又废止原有制度,代之以派遣"在外研究员",但与前期变化不大。文部省留华学生虽起步较晚且人数有限,受重视程度不及留学欧美者,并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但在近代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史、日本汉学发展史,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有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