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福建鼠疫的传播与社会影响

鼠疫是近代福建的主要传染病,它在福建的传播有其明显的地域特色。鼠疫导致了福建人口锐减,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给民众心理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关注这段灾难史,有助于加强对鼠疫等公众传染病的防范意识。     

试论日本近代早期的社会平等观

日本近代早期,在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下,一批渴望日本尽快走向近代化的思想家在否定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特权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人际社会平等的新观念。他们论证了人类社会平等的天赋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正当性,深入分析了社会平等的具体表现,包括享受各种权利的平等和权利受到保护方面的平等。同时,主张人民要争取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平等,必须首先具备平等精神。     

日本投降前制造的鼠疫大惨案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侵华日军宣战,8月9日,苏联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第39集团军先头部队越过中蒙边界,向侵驻西科前旗（今科尔沁右翼前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闪电般的进攻。     

府院之争与1918年西北鼠疫防控

学界对北洋政府在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中的制度建设和山西阎锡山高效防疫动员给予很高评价。但由于对北洋政府应对疫情政治背景和实践逻辑缺乏整体把握,依然解释不清为何这次鼠疫最终仍演变成一场全国性重大疫情。实则,根本原因在于府院之争搅乱了防疫布局。丰镇骚动爆发后,丰镇防疫由何守仁负责,而伍连德则从丰镇调往绥远。但因伍连德并未接受这个安排,北洋政府又不得不增派全绍清到绥远防疫。直到2月中旬全绍清抵达绥远,北洋政府才开始从源头实施疫情防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府院之争与西北鼠疫防控之间的复杂关系。     

日本社会对五四运动的态度简析

五四运动发生后,日本社会内部不同的阶级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运动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以日本政府为代表的一派,从军国主义立场出发,对运动进行了歪曲;日本部分有识之士,则对运动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日本的循环社会建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在环境基本法和环境基本计划的框架下推进了循环社会建设,新世纪以来通过实施《循环社会基本法》和《循环社会基本计划》,继续推进了循环社会建设。同时,环境立国战略也对循环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二次《循环社会基本计划》强调了建设循环社会的紧迫性和新课题,提出了2015年前的任务、目标、政策方向和政策措施。日本循环社会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可供我国学习、参考和借鉴。     

浅谈近代日本人的饮食习惯

日本人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以蔬菜,海藻,五谷以及鱼等素食为主的饮食生活。四面环海的日本根据四季变换,有效的利用大自然给予的恩惠而产生的饮食方式,形成了日本人特有的饮食文化。     

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 --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

广东城市鼠疫流行最剧的年代所造成的人口死亡数比福建要大,然而仍然只有10％20％,其他年份人口死亡数很小。在乡村,无论是在时间分布上,还是在区域分布上,鼠疫都呈现出“此起彼伏,循环不绝”的流行特点。特大型工商业城市在鼠疫传播中的地位相当重要,这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状况对于鼠疫流行模式和人口死亡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是一个生态变迁的过程。     

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1918年晋北疫情初探

民国7年晋北一带疫情突发,极为严重。这次源于内蒙古的疫情,因便利的交通、人口的流动以及传统的风俗等因素而扩大,从而波及山西省20余县。在应对此次疫情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都有各自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阎锡山在此次山西防疫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和民间的良性互动使得此次疫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得到有效控制。     

重大疫情背景下的政府作为研究——基于庚辛鼠疫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对比分析

1910—191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的流行性肺鼠疫,是近代中国初次大规模肺鼠疫灾害,面对疫情,清政府采取措施,取得一定成就,推动了我国公共卫生服务的现代化进程。2019年冬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通过分析对比两次重大疫情中政府的有效作为,对防疫工作进行反思,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事件应急机制提出思考和建议,旨在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离婚热与当代日本社会伦理

日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一套传统的家族制度体系。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离婚率持续攀高,甚至超过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离婚大国。当今日本社会的离婚,呈现出数量逐年增多、年龄段偏高、女性占主导地位等一些新的特点。离婚热的出现,不单只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对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家庭和社会问题。针对这一现象,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行动起来,期望人们能够慎重对待婚姻,降低离婚率,从而稳定家庭与社会。     

战后日本农村地域社会的变迁

马克思在《资本制生产前的诸形态》一文中,曾经指出：共同体型社会(包括村落共同体)解体后产生近代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明治政府实行的是     

日本古代贵族制社会结构

贵族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社会阶层。直到明治维新以前,贵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大和时代的豪族、律令时代的公家贵族(也称王朝贵族)、幕府时代的军事贵族。社会发展进程与贵族制度相伴始终,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的贵族主宰历史是日本古代社会结构的突出特点。贵族制度的直接影响是强权统制架空了皇权。贵族制度的社会史含义在于,贵族是身份制社会的产物;贵族的根本属性是血统而不是财富;贵族传统塑造了日本人人格的两重性。     

略论日本社会文化中的“道”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或文化表现形式的形成,都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多种因素的合成。“道”既是日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日本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对日本“道”的认识与了解,是认识日本社会的一把钥匙。本文从“道”在日本社会中的表现出发,揭示了日本“道”的来源及文化表现。     

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

1940年代以前中医医生和官方在鼠疫流行时的无效应对 ,导致 1 9—2 0世纪云南、广东和福建三省大量人口感染鼠疫和患者的高死亡率 ;民众自发采取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 ,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防疫手段。 1 940年代以后 ,中医医生和民众的治疗和防疫办法仍未有大的改观 ,官方开始抛弃民间的传统防疫方法 ,实行现代防疫措施。     

近代日本对钓鱼岛的“踏查”及窃取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历史上不属于琉球,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一次次企图将其纳入领土范围。1885年,日本通过实地踏查,了解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富藏铁矿资源,为“贵重之岛”,便想窃取。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取得优势的前提下,没有通过清政府,将钓鱼岛等岛屿强划为冲绳县所辖,后又捏造所谓天皇“敕令”企图掩盖窃取之事实。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所藏原始档案资料,对日本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踏查及窃取过程做深入探讨,以厘清这段历史。     

浅析《日本考》中的社会风俗

《日本考》是明代李言恭和郝杰在抗击倭寇的形势下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大量介绍了日本的社会风俗,如染牙、内俗、征粮、法度、官出巡、风俗男子、妇人、婚姻、便宜婚姻、生育、丧事等等,本文将针对这些社会风俗来探讨一下其中所隐藏的中日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

日本自19世纪后半期迈入近代以来,因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势的诸种因素,曾出现了数次较为明显的民族主义思潮。历次的思潮在缘起和表现形态上虽然不尽相同,但民族主义的基本性质却无甚改变。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既是本民族意识觉醒的强烈表现,同时又较多地体现为对本民族精神的夸饰,有时甚至是对本民族利益的过度诉求,极易染上褊狭和狂热的色彩,甚至走向危险的境地。     

近代日本留华学生

近代中日关系虽然乾坤颠倒,文化联系仍保持一定惯性,因此在中国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大批东渡的同时,从１８７１年起,日本中央政府各省、陆海军以及公司银行、对华团体陆续派人来华留学,并有不少自费留学者。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即从事地理兵制调查等间谍活动、学习中国学术文化及养成翻译人才。进入２０世纪,随着日本东方主义的复兴和新兴中国学的发展,在各方资助下,“学问的留学生”渐居主导。在中日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能够区别对待,在学习、生活、见闻各方面给予方便。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和联系,虽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战后却转化为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     

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述论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被迫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在签约过程和条约内容方面却有不同之处。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修约谈判。经过40余年的努力,日本完成了修约的任务,彻底实现了关税和法权的自立和独立,与西方列强建立起了平等的国家关系。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