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欧阳修在滁州

近几年,每一次到琅琊山醉翁亭,我都不由得思问,为什么欧阳修离开我们已经近千年了,但他的名字依然时刻与滁州紧紧地相连着?为什么欧阳修在滁仅三年,滁州却与欧阳修一生结下如此深厚的不解之缘?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

一代文宗、唐宋八大家领军人物欧阳修,小时候有神童之誉,但是科举之路却是非常坎坷和充满戏剧性的。欧阳修出生在官宦之家,父亲担任地方官,为官清廉,家无积蓄,在欧阳修4岁那年,其父病逝任上,留下孤儿寡母。因为生计所迫,欧阳修母亲带着4岁的欧阳修投奔叔叔,     

略论欧阳修与包拯相知相违关系

略论欧阳修与包拯相知相违关系刘思祥欧阳修与包拯共事北宋仁宗朝达２５年之久，既未成为以道义相交的朋友，也不是冰炭难容的政敌。庆历中两人政见暖违而章奏交锋，嘉佑中两人讳于“蹊田夺牛”以至终生契阔。本文通过这段沉默的往事，探索留给后世的点点启示。一、欧阳修...     

新郑欧阳修墓地出土墓志简述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改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江西永丰县)人。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欧阳修卒于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县)私第,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葬于新郑县旌贤乡刘村(今新郑县辛店乡欧阳寺村)。建国后,欧阳修墓地尚存六个大墓冢,后夷为平地。墓中曾出土有石猪和青石板以及墓志铭等。欧阳修墓地附近现有石碑十余通,墓前祠堂大殿三间、门厅及东西厢房数间,均为清代重修建筑。据清乾隆十八年编撰的《新郑县志·祀祠志》记载:“在县西二十八里自然山北,其西有寺曰:‘欧阳寺’,即宋敕建以守墓者也。苏子由所撰神道碑已仆。寺外别有石高而方篆曰:宋郑太夫人墓志铭盖公生前为     

穿越时空的历史性对话——关于欧阳修《潞州城南柳林二首》的考证与思辩

正关于《潞州城南柳林二首》,近年来见诸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的文章不少。这些文章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它、分析它,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归纳起来,这些问题是:作者是欧阳修还是陈廷敬代表作之一《欧阳修眼中的上党货币文化(组图)》(见搜狐首页→新闻→山西日报2012-03-26),有关段落摘录如     

对欧阳修史学的再认识

欧阳修是北宋大史学家,也是宋代理学的先驱者之一,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和他的理学观点有联系,因此认识欧阳修的史学不能离开对他的理学观点的研究,不能把欧阳修的史学和理学分割开来。我们把他的史学和理学联系起来研究,考察其中的关联,又分析各自的特点,那么,我们对欧阳修的史学可以作出进一步的评价,可以对一些问题作深入一点的思考。《宋元学案》卷四《庐陵学案》介绍欧阳修的理学观点和他的学术思想渊源流变。这一卷《学案》中辑录的《易童子问》、《本论》反映了欧阳修学术思想的几个基本点。近代理学史著作有的注意到欧阳修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必要的述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欧阳修为何看不惯包拯

包拯，老百姓心目中的“包青天”，其大名可谓妇孺皆知，因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社会上流传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赞誉。欧阳修，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与包拯两人年龄差不多，包拯大了8岁，包拯仁宗天圣五年（1027）考取进士，欧阳修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按理说，两位北宋巨人本应惺惺相惜。其实不然，欧阳修根本就看不惯包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杨万里：欧阳修的“超级崇拜者”

正杨万里(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南宋吉州吉水人(今江西省吉水县人),著名文学家、爱国诗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是他最崇敬的人,又是他的同乡前辈,所以他时常追念和推崇欧阳修,这在他的诗文中就有很多的体现。一、赞赏欧阳修的文学贡献杨万里十分尊崇欧阳修的文宗地位。在《问本朝欧苏二公文章》一策中,他认为欧阳修、苏轼之文是"传斯文之骨气,上以窥孔孟之堂奥,     

新见九十六篇欧阳修散佚书简辑存稿

本文旨在公开笔者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所藏南宋本欧阳修全集中所发现的九十六篇散佚书简文。因考虑到文章篇幅,对于散佚书简文本以外的论证部分力求简要。有关天理图书馆所藏欧阳修全集之版本等一些问题,笔者在2011年九州大学举办的日本中国学会宣读的论文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考证（本文之论证部分仅为其中的四分之一）,而对於保存了这九十六篇佚文的天理本欧阳修全集之成书原委及与其他宋本欧阳修全集之间的关系,笔者亦将在今后撰写专文,予以详考。     

再论欧阳修的正统论

宋代欧阳修的正统论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欧阳修在不同文章中 ,对正统标准的阐释也不一致。有时批判前人于对峙分裂历史时期强立一国为正统的做法 ,从而将曹魏与五代各国排除于正统秩序之外 ,有时又承认二者的正统地位。欧阳修的论述实际上构成了正统二重标准 ,即史学 (史书纪实 )的标准与政治 (德义 )的标准。其矛盾既暴露出史家正统理论与修史实践之间的悖离 ,又体现了“封建史学的二重性”。     

青山有幸伴“醉翁”

今冬的中原是暖冬,无雪。2004年新年的第二天,我在新郑市博物馆杜平安副馆长的陪同下到欧阳修陵园去拜谒欧阳修墓。“环滁皆山也”,欧阳修《醉翁亭记》里的句子跳入我的脑海。而新郑市的四周却只南面有山,其他三面皆为平原与起伏不大的丘陵。车子平稳行驶在郊区公路上,两侧起伏不高的旷野立着一棵棵叫不上名的树,望不到边的麦田铺着一层绿色,散发出一丝暖暖的“春”意,长势喜人。心里正默想着,车子已停在了欧阳修陵园门前。下车的一刹那,我猛地感到我的心已与这位宋朝政治家、文学家紧紧地靠在了一起。我又向陵园走近一些,试图拉近与他的距…     

欧阳修《归田录》中的“人才梦”

正《归田录》是欧阳修晚年重要的作品之一,内容涉及北宋前期的人物轶事、社会风情和官场轶闻等,情节生动,文字练达,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归田录》成书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该书以"归田"为名,寓其归隐之意。欧阳修在自序中即阐明了其创作宗旨:"《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谈笑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欧阳修为官四十余年,官至参知政事。他深知人才的重要性,认为"天下之治必与     

司马光与欧阳修

司马光和欧阳修是北宋中期两位著名的学者。他们在史学上和文学上都有卓绝一时的贡献。翻开司马光的文集,可以看到不少他和时人唱和的诗篇。这些人如吴冲卿充、宋次道敏求、范景仁镇、江邻几休复、梅圣俞尧臣、王介甫安石、刘仲更羲叟、韩子华绛、石昌言扬休等,同时也见于欧阳修的文集中。他们都是欧阳修很好的朋友。但是司马光和     

不能只写我的名字

正1054年8月,在京城做高官的欧阳修因遭诬陷而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时,仁宗皇帝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撰《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主持了《新唐书》的修撰。实际上,参与修撰的还有一些人,包括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词人宋祁。为了防止体例不一样,统筹全部书稿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官位最高的欧阳修肩上。修撰前代的史书,不管参与的人有多少,作者署名只列官位最高的一人,这是中国     

抱负与经史——试论欧阳修的学术人格

本文从欧阳修治学上的藏明用晦、大胆的疑古精神、强烈的功利色彩和科学的求实态度四个方面探讨了欧阳修的学术人格,认为其学术人格是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又根源于北宋世风和其个性的冲突。     

“出人头地”谁是主角

<正>1057年,苏轼、苏辙兄弟同时赴京赶考,结果双双金榜题名,轰动一时。从此,苏氏父子名闻天下,世称"三苏"。那一年,主考官是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当时正在倡导诗文革新运动,主张     

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对象及任务

重新考察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对象及任务,对准确把握北宋文学发展史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学者有关本专题的分析和讨论,普遍受到“运动”思维的制约,所得结论大多有悖历史真实。事实上,欧阳修从来没有反对过杨亿及其“西崑体”诗文,而所谓“太学体”也不过是流行於学校及科场之间的一种应试“时文”,它既非“古文”,更难成为欧阳修诗文革新的主要对象。至於庆历四年（1044）和嘉佑二年（1057）发生的两次科考事案,其核心目的在於优化为国取士的“人才”标准,而不是变革文风。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基本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融通古今之变,辨析文道之争,整合南北文风。欧阳修、尹洙、梅尧臣及苏舜钦等人超越时流的创作成就,为此次诗文革新大获全胜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     

读书柧录

欧阳修《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今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页46注引苏舜钦《答梅圣俞见寄》：“古贵知者稀,流俗岂足顾？”按：所引苏句,与欧诗似无涉。     

从屈原、欧阳修想到“贬官文化”

在三峡历史文化长河中,有两个光耀神州的人物,这两个人物把三峡历史推向两次颠峰。一个是战国时期“与日月争光”的屈原,一个是北宋“一代文宗”欧阳修。屈原创造了“惊采绝艳”的楚辞,欧阳修在夷陵留下了风流千古的瑰丽诗文。屈原、欧阳修所处的时代相隔一千多年,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遭遇：贬官;有一个共同的幸事：逆境中进入创作高峰;有一个共同的功绩：把三峡文化推向更高的美学境界。余秋雨先生称苏东坡贬谪黄州,是“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     

欧阳修撰写范仲淹神道碑理念探析

范仲淹去世后,欧阳修在为范氏所撰神道碑中述及吕夷简与范仲淹解仇一事,后世纷呈是非,遂成学术公案。欧阳修撰写范仲淹神道碑时有避免各方势力不满的现实考量,在无所褒贬的理念下完成了对范仲淹神道碑的撰写,因此欧阳修所撰神道碑不能看作是对范仲淹生平事迹的客观叙述和评价,难以作为吕范解仇的根据。后世学者在欧阳修提出"吕范解仇"的基调下加以论证,亦需谨慎。这一个案提醒我们,在利用墓志碑铭为文献证明各种问题时,需全面考察撰写者的心态、理念及政治立场,进而判定作为文本的墓志碑铭内容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