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一南一北两故乡

冯骥才生在天津,长在天津,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这是地缘意义的故乡。他的祖籍在浙江宁波慈溪,21年前,第一次踏上那块土地,始见血缘上的故乡。     

冯骥才：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

时间过得真快．没有想到认识冯骥才先生已超过三十年了。他送我的第一套书是《冯骥才选集》,时间为1986年7月7日。我们熟悉后,我不再叫他“冯先生”,而是叫“大冯”,一直叫到今天。     

边走边想

作为小说家的冯骥才,近十多年似乎没有小说问世。小说家不写小说还能干什么？手头有一本冯骥才写的《豫北画乡发现记》。是2007年出版的田野调查笔记——小说家冯骥才在抢救、保护各地的木版年画。由此也大略可知他所做工作的情形。     

实业家宗庆后 永远不退休

宗庆后,1945年生。1963年落户浙江舟山。娃哈哈集团董事长。要见到宗庆后,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倒不是因为他有意的“低调”,而是他忙,真的很忙——在中国所有称得上企业家的人群里,宗庆后可能是最勤奋的一个。一年365天,有200天的时间在市场一线奔走、考察。2002年,宗庆后曾创下了12天跑遍大半个中国的纪录。见到他的时候,已是4个月之后了,正值他到北京参加两会。然而,在会议和各种新闻发布会的间隙,他依然见缝插针,有空就在北京的市场上巡视、调查。     

近代中国社会沉沦谷底问题浅议——读潘荣《北洋军阀史论稿》

2007年元旦,潘荣教授从天津来电话,说他有一本<北洋军阀史论稿>准备交由北京一家出版社付梓.让我先睹,写一点意见.我知道,潘荣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就由导师李新先生安排编写<中华民国史>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若干章节.20多年来,他先后在南开大学、天津教育学院和天津师范大学任教.     

冯骥才“非遗后时代”的传统村落保护

在古朴的天津大学里,青年湖畔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非常好找,因为它是这座老牌理工科大学的人文腹地.门口的巨石上,有冯骥才手书的"北洋书院"四个字.初夏时节,灰色建筑的墙体上爬满了绿色植物,微风吹过,墙上好似湖面泛起涟漪.自2005年建成后,这里成为冯骥才重要的工作场所. 第一次见冯骥才先生,他头发半长,穿着随意,宽宽的额头,浓眉大眼,鬓角虽已发白,但目光炯炯有神.1米92的身高,普通身材的人站在身边与其交流,难免要仰视,但这种仰视并无心理上的压力.谈话间,他声音平缓而有力,透着知识分子的儒雅与执着.     

冯骥才的民间文化情

采访冯骥才可不太容易,他是著名作家,又身兼中国文联副主席、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等很多职务,非常繁忙。因此约了几次才得见面。我与冯骥才是老朋友．已经交往20多年。由于他为人随和,大家习惯称他大冯。     

周恩来与王芸生交住二三事

王芸生1929年夏进入天津《大公报》,从记者到总编辑、社长,直到1966年北京《大公报》停刊,几十年来服务于报业。他一生接触过许许多多的各界人物,然而,他与周恩来的交往却是从一场“笔墨官司”开始的。     

“文革”中周扬一案

“文化大革命”祸起,周扬首当其冲,被扣以“阎王殿”(指中宣部)的“二阎王”、“文艺黑线总头目”、“三反分子”等罪名,很快被打倒。其时,周扬刚动过左肺切除一叶的大手术,身体十分虚弱,在天津养病。1966年12月1日,他被从天津转移到北京,送到北京卫戊     

"我拯救了我的灵魂"——郭小川在五七干校期间的思想历程

1970年新年刚过,郭小川作为与周扬专案有关的40人之一, 第三批从北京出发,赶赴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当然这其中包括他转押至天津团泊洼干校的一年和借调外出工作的时间。这是郭小川思想转变历程中最重要的六年。根据新发现的一些材料,可以确切地说,正是在这六年里,他     

陪杨拯民建设天津的钢铁基地

杨拯民同志“文革”前自陕西调来天津任副市长至1978年又调到北京,在津工作了十余年,1998年10月23日病逝,离开我们三年多了。1969年建设天津的三线工程——“6985工程”时,曾和他朝夕相处很长一段时间。回忆起那些岁月,令人难忘。 1969年11月,老杨、我和吴毅夫、郝诚、师义、刘兰泰等都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和几位年轻的干部一     

“善的种子播种得越早越好”

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副主席赵文瑄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到达约好的采访地点时,著名演员赵文瑄正在接受一家电视台的专访。53岁的他看来像是35岁,精力充沛而儒雅精干。赵文瑄此次来京,是出席6月18日举行的万宝龙国际艺术基金会活动,他的官方身份是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副     

史海撷英

正上海党组织的建立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当局的再次逮捕,陈独秀秘密从北京经天津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赴天津的途中,李大钊与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决定分头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陈分别后,将"相约"化为     

郭小川：“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1970年新年刚过,郭小川作为与周扬专案有关的40人之一,第三批从北京出发,赶赴湖北成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第一批是先遣队,第二批是大队人马,第三批是零星人员),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当然这其中包括他转押至天津团泊洼干校的一年和借调外出工作的时间。这是郭小川思想转变历程中最重要的六年。正是在这六年里,他完成了对江青一伙在文艺界的法西斯暴虐专制从盲从到怀疑、从觉醒到斗争的认识过程。     

郭小川:“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1970年新年刚过,郭小川作为与周扬专案有关的40人之一,第三批从北京出发,赶赴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第一批是先遣队,第二批是大队人马,第三批是零星人员),开始了他长达六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当然这其中包括他转押至天津团泊洼干校的一年和借调外出工作的时间。这是郭小川思想转变历程中最重要的六年。正是在这六年里,他完成了对江青一伙在文艺界的法西斯暴虐专制从盲从到怀疑、从觉醒到斗争的认识过程。     

新作《带灯》面世后接受本刊专访 贾平凹:“很多人根本看不到我的苦心”

北京雾霾最严重的那天,贾平凹在亮马桥附近一家宾馆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他有了点感冒的征兆,他用沙哑的嗓音,不紧不慢地跟记者聊着。此次来京,贾平凹是为了参加全国图书订货会。他的新作《带灯》适时出版,成为订货会上的一个亮点。36万字,贾平凹忙了3年,写了3稿。它以一个在乡镇工作的综合治理办公室女主任"带灯"为主角,讲述她每天处理的乡村纠纷和上访事件,最终,带灯在一次恶性事件中受到     

张木生再举新民主主义大旗

1976年9月9日,内蒙古商业学校青年教师张木生和夫人正在旅行结婚旅途中,他们从北京出发,在天津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和大多数中国人不同,张木生欣喜若狂,他拒绝了天津市委政研室主任在家庆祝的提议,坚持要去外面餐馆,并点了一瓶酒。在服务员的厉声提醒下,他的庆祝活动才作罢。     

日本右翼的侵华权谋与孙中山对日观的变迁——孙中山与内田良平关系述评

1894年10月,孙中山由上海经日本去檀香山,这大概是他首次到日本。他最后一次到日本,则是1924年11月北上天津、北京途中。在前后这三十年中,孙中山一次又一次来到日本,并曾多次较长时     

戴相龙在天津的岁月

天津成了一个困惑的城市。"北京、上海的发展日新月异,可天津就像一头笨重的老牛,越跑越慢。即使与重庆、武汉相比,天津的竞争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如果说,第一次掌声是因为戴相龙带来希望的话,那么,第二次掌声则是因为他的"戴氏三步曲"。从技术官员转型行政官员,戴相龙在适应着一个角色转换的过程。     

剧人往事——记与阳翰老一起忆旧

1989年深秋,应翰老(阳翰笙)之邀到北京。阳妈妈(翰老夫人)离去后,翰老深感孤独,子女们工作忙,都有自己的住房,他平日只伏案阅读书报,原本少言寡语的翰老,如今更少开口了。老人希望有朋友来谈谈,所以把我从青岛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