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奉天省县政改革述论

清末民初,奉天省对县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县公署组织结构的调整,设置管理财务、教育、治安等其他行政机构。这些改革建立和完善了县级政区的行政体制,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县政改革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奉天地方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烟火公事在宋代基层治理中的转型

<正>宋代从都城到州城、县城，从镇寨场到乡村里保，广泛置有“烟火公事”。烟火公事仅见于宋代，¹但当时典籍却并未明确记载具体职责。宋亡后，烟火公事随之消失，对应职责更难以厘清。明代以来，不断有人试图解释宋代烟火公事职责，或认为掌管火烛，²或认为制作火炬，³或认为防范火灾。⁴其中“防范火灾”说得到今天学者普遍认可。⁵在人居环境大同小异情况下，     

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

开宝七年,在以相州地区为代表的一些地区“废乡令”得以落实,原来的“乡”被“管”所取代,其功能主要由户长来体现。更多的地区并没有贯彻开宝废乡令,也有个别的地区是在乡之下再设管。北宋前期的乡仍承担着一定的行政功能,里已沦为和自然村类似的地域区划单位。乡以及相州地区的管均设有耆长、壮丁来负责治安、词讼等行政管理工作。耆长所辖的区域又被称为“耆”。耆是县之下的专项行政区划单位,但一般不作为地域区划单位。县和耆直接发生关系,不以乡为中介。     

汉代乡亭考

乡亭是汉代在全国诸县所设的地方行政机构,隶属於县。乡亭长官为亭长,由县直接任命而受县尉直接领导。乡亭一般每隔十里一设,同时以“民稠则减,稀则旷”的原则适当增减,这使得乡亭的分布不均。乡亭的职能以治安为主,同时还兼有行宿、民事、宣传等功能,特殊情况下,乡亭还蓄养牲畜,代邮传书。乡亭与乡属於性质不同、职能有异的两套独立系统。到晋代,由於弊病很多,亭制逐渐衰败废止。     

定县实验与农村复兴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领导的以定县实验为主体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和国民政府倡导的农村复兴运动相结合,使乡村运动走上了“政治与学术合流”的道路,“合流”的结果产生了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在县政与研究院的双重作用下,平教会的工作得以推进,同时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独立地位。但是,无论怎样,这些现象表明当时政府和民间在重构国家权威上的一致性,在自觉地为达到“国家再造”这一目标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清代州县行政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封建性弊病。北洋政府时期,县行政长官任用私人势力履行县政职能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司法与行政开始有所分离,法制化的行政经费制度开始建立。所有这些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县行政制度开始摆脱传统而走向现代。     

"丘"非"乡"而为"里"辨

~~ 名称 ?笔者认为 ,此处“丘亭”与“乡亭”的说法有类似之处。“乡亭”之名屡见于《汉书》 ,“乡”为地方行政组织的名称 ,则“丘亭”之“丘”是不是也可以作同类解释 ?故顾炎武《日知录》在此条下云 :“又必有人民 ,如今之镇集。”即顾氏以“镇集”释“丘”。再以息夫躬的情况而言 ,他为食邑千户之宜陵侯 ,虽被哀帝遣就国 ,怎能住到一个“空亭”、“野亭”之中 ?因此此“丘亭”之“丘”应为当时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之名称。另外 ,还有一条史料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史记·高祖本纪》云 :“汉王……引水灌废丘 ,废丘降 ,章邯自杀。更名…     

晚清时期广东基层区划转型变革的团练化机制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确立了基层自治区划“城镇乡制”。中国基层区划建置自此打破秦汉以来的“类复式政区格局”,进入制式统一、功能完全的“乡镇制”发展期,但“城镇乡制”在各地的初期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刚性规定。在基层团练盛行的广东地区,其基层自治区划多以“县—区”为架构而非《城镇乡自治章程》确定的“县—城、镇、乡”体系,且“区”的分划配置实则源自当地基层团防区划“团”。这种现代基层自治区划源出基层团练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兼具治安防卫、行政管理和准自治功能的基层团练型政区契合当时基层自治区划的建置要求,也能满足当时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     

明清以来江南乡镇志编修与地方认同——以《乌青镇志》为例

以往在对明清江南市镇认同（即“都市认同”或“共同体”）的研究中,施坚雅的“市场圈”和滨岛敦俊的“信仰圈”最为引入注目。近年来,森正夫通过考察乡镇志名称、镇域认知以及乡镇志横向纵向的相互认识等几方面。从民众的“意识”出发探讨以江南市镇为中心的地域社会的确立。巫仁恕通过对乡镇志《园第志》的分析,认为“文献并不能反映了地方人们认同感的加强,只能说是加强了地方上士绅的优越感。”夫马进通过对清代松江育婴事业的分析,认为“以府城育婴堂为中心的县城接婴堂、镇接婴局、济婴局的有机关系,与官方行政中的有机关系完全不同。”此外,稻田清一对镇董阶层参与地方公事的分析,太田出对清代绿营管辖区域的研究以及张研从清代市镇管理体制的角度而进行的研究,都为探讨江南市镇认同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本文以《乌青镇志》为例,从镇志称谓、镇域的认知、镇志的编修过程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等角度。探讨明清以来江南乡镇志的编修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南京国民政府县级政权的运作机制：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县级政权运作机制开始向分职化、科层化运作方向发展.县的法律地位与组织架构较为明确,县行政体制中出现了县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长会议、县党政谈话会、以及各类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运作方式;县对地方事务也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决定权;县司法与县行政逐步分立.县级政权运作机制中出现的这种新因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权组织中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因素在实际操作层面,成效不大,因而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