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西藏历史研究中学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探析

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思潮,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的话语权也发生了变动,以"史界革命"相号召的"新史学"渐成主流。具有近现代意义的西藏历史研究也于此时启动,体现了现实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在历史思想方面实践传统的藩属话语体系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变,在西藏历史研究文本中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得以初步确立。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叙事”的批判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叙事史在西方史学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克罗齐直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所谓"叙述本身就是历史"盛行于史学界。但近50年来,"叙述性"史学的弊端遭到无情的揭露。     

导读

正本期刊发专题论文和学术评论13篇,讨论范围涉及史学史和历史理论,以及政治史、法律史、学术史和历史事件等诸多方面。史学史和历史理论方面的论文4篇。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进化论传入中国,中国近现代的"新史学"由此诞生。以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背景为切入点,《进化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诞生》考察了进化论的基本观念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的密切关联,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撰述模式在兴起过程中,不仅有着自身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

正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是巨大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变化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而这三个时间节点是政治上的巨变带来的。首先是20世纪初帝制的终结,宣告了"王朝体系"史学的破产;其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内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再次是改革开放,中国历史学由此真正成为国际历史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8     

略论广智书局的日本史书译介活动

20世纪初年,东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在上海投资创办了广智书局。该书局成为康梁向国内传播其政治理想的思想阵地,它重视历史类、政治类图书的译介,力图通过图书出版帮助国内知识分子建立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形势的新理解,吸纳被边缘化的精英群体。书局译介历史类图书六十余种,涉及"专门史"著作、历史教科书等。译介出版的史书文字明白晓畅,充满激情与魔力,风行于华夏,激荡着国人的一腔热血。广智书局译介的史学著作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对新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重要影响。译介史著中体现的"普遍历史"思想、"专门史"的书写模式以及新的史书体裁,推动了中外史学的"会通",促进了"新史学"思潮向纵深发展。     

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创新之路——写在《陈其泰史学萃编》出版之际

正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陈其泰先生就读于中山大学本科,期间曾受教于著名史学家刘节先生。1962年底,适逢首次统一招考研究生,陈其泰报考了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并顺利通过了考试。但由于刘节先生在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陈其泰跟随刘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的愿望未能实现。1978年,全国恢复招考研究生制度,陈先生再次报考,终于有机会随白寿彝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毕业后,他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走上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教     

明代史学研究述评

正20世纪初,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张促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史"概念,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也开始引起学者关注。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汉唐等史学发达的朝代,受清人影响,学者普遍认为明代史学不如其他朝代。进入21世纪,随着对明代史学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已     

西方史学史的诞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接受

史学史萌芽于人们对史学著作加以评论的想法。随着19世纪以来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学者们对历史撰述传统及其丰富遗产的整理与评价,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成为了一个专门的学科。之后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史学史研究迅猛发展,流派各异,著作繁多,体载多样,历经初始阶段、学科史学史阶段,终至现今的全球史学史阶段。中国史学史在"西学东渐"中于20世纪20年代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近百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愈加精细,观点不断深入,著作层出不穷,相关丛书、期刊也颇有建树,总体发展十分迅速。     

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

正20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大学与学术研究体制的建立,中国近现代的史学研究得以蓬勃发展,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涌现了一批学术大家。就研究取向而言,大多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因为20世纪初以来是中国走向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重要历史阶段。民族救亡与政治革命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最强音;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则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主旋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东亚汉籍史料的大量刊行,全球史与区域史的发展与兴盛,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向。     

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正>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史学

正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作为解释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一种理论范式,对历史学有着重要意义。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百年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国历史研究与之互动的过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即已影响中国史学发展进程,     

浅谈鲁滨逊的史学思想

鲁滨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新史学派"的奠基人和倡导者。本文从史学的价值观念及其史学目的论、史料与历史真实性、历史的进步与广泛性、史学方法的多样性方面论述鲁滨逊的史学思想。其思想影响维持半个多世纪,在现代美国史学史上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功绩,也曾在中国广泛流传。     

近二十年来《年鉴》的趋向

法国年鉴学派以1929年1月创刊的《年鉴》杂志为核心,是当代西方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它在20世纪引领了历史学研究的一系列革命,例如以社会经济史为中心、关注日常生活史等。随着1989年社会政治的变化与"文化转向",《年鉴》杂志也开始重新反思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范式,转而关注"表象"等感觉史,进而转向关注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当代史,由此引导了"审美转向"到"伦理转向"的发生,同时透视了未来"交叉史"的趋向。《年鉴》杂志在这场转向中越来越多地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问题,考察来自欧洲之外的历史经验。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学科化进程

20世纪中国史学从世纪初的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到世纪末历史科学形态的确立,大致经过了历史是什么、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价值的探索等四个发展阶段,基本完成了历史学学科化建设的任务。对这一进程进行总结,既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又能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唯物史观与学科话语体系建构

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笔者在读大学期间开始学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待历史,学习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解释经济、政治、文化、民族、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历史运动中的重大问题。重视史学遗产的研究是中国史学批评史话语体系建构中的第一个层次,从史学遗产研究中揭示或提炼出与相关学科密切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有”“无”之辨: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管窥

20世纪初年以来,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的成长,不但影响近代中国史学观念的变化,还改变了"存史"的方式。因此,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面对的既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也是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其带来的影响是,历史书写所揭示的"有",往往是基于"普遍历史"所昭示的"目的论"立说;而过于关注这样的"有",舍弃的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无",况且"无"所呈现的实际是另外的"有"。关注历史中"无"的一面,既可以突破"有"的樊笼,也有裨于呈现"无"所包含的"有",重建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     

历史学的传承与守护——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委员会的初创时期(1898-1926)为例

<正>在对西方史学史发展长河的考察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被看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经历了19世纪所谓"历史学的世纪"近百年风起云涌的辉煌之后,西方史学也在世纪之交迎来了关键的一次转向。如美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于1912年发表《新史学》一书,宣称历史学也"需要一个革命",向传统史学发出了有力的挑战。即便是在西方传统史学堡垒的德国,以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为代表,亦从历史研究的对     

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大众化历程——以白寿彝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为中心

在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大众化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历史大众化进程中,白寿彝先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与作用。如先生对回族历史与回族人物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对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历史梳离与定位以及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的通史编撰等,资料详实,立意宏大,起到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拓荒及历史传播之效。     

地方综合年鉴入史论

受中国特有的方志传统影响,地方综合年鉴的产生和发展都染藏着明显的史裁基因,其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明显的史裁痕迹.20世纪初兴起的近代新史学对当代史迹和地方史的重视,以及史学领域向文化史、社会史开拓的思想,契合了年鉴记当时、当地事及其偏向于社会与文化的特点,堪称年鉴入史的理论先导.这些思想在年鉴复兴的1980年代后得到了呼应,并再次为年鉴入史打开了通道.从方志入史的历史经验、“资料性文献”的史裁风骨和地方史书写的可能性来分析,史裁取向是地方综合年鉴发展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