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考略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赋税,而赋税中以粮赋收入为大宗。清代的粮赋包括地丁银和田粮两部份,总称为田赋。民间完纳田赋,俗称“完粮”或“交粮”。田赋以土地所有者为征收对象,即向“业主”(主要指地主)征粮,佃农则交租而不承担田赋,这就是所谓“业主完粮,佃户交租”、“粮从租出”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者因向封建政府交纳钱粮,列名于粮册,故称为“粮户”。佃农则交租而不纳粮,     

关于西晋田赋制度问题——对王天奖“西晋的土地和赋税制度”一文的意见

关于西晋田赋制度问题,由于文献不足,从来学者们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因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解释,真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看法归纳起来有下面几种: (一)邓之诚认为:西晋的“田赋”与“户调”是合而为一的,(着重点是笔     

唐宋田赋的“损免”与“灾伤检放”论稿

随着两税法的建立 ,田赋灾免成为与唐宋国计民生关系更为密切的政府行为 ,如何做到及时、如实 ,是宋朝改进唐朝田赋灾免制度的立法考虑 ,其中有不少合理成分。在实施过程中 ,宋朝一直存在地方官员讳言灾伤或检放不实的弊病 ,其原因包括检放程序过于繁细 ,以及其他制度如地方官员考课制度、财政利益分配制度等方面的牵制等 ,不宜以“吏治腐败”一语以概之。     

山西田赋征实小议

以实物形式征收地税即为田赋征实,民国此举始于抗战时的山西。 自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部队移至晋西、晋西北、晋东南等地,而部队驻屯,地方粮糈供应渐趋紧张,以致粮价腾涨,部队开支激增。有鉴于此,1939年阎锡山下令“停止平价购粮,实行田赋改征食粮,供给军食”,继而闽、浙两省效行此法,至1940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本年秋收后军民粮食统筹办法》,规定“以征购与实谷征田赋两者并行”,实行征购、田赋征实的双轨制,随后蒋介石签令:“以后征粮应以谷米为准,而不以货币为主。”并下令有关部门研究实施办法。翌年3月国民党五     

防区制下四川田赋税率问题新探

防区制下，由于预征的泛滥和田赋附加的膨胀，四川田赋增加很快，在十余年间陡增到原来的7.3倍，但并非如以往认为的那样，田赋已到“竭地之所产而无以完赋”的程度。防区制时期全川亩均税额最高为0.7元，田赋占粮食产值比重最高为9.4%。仅从平均数看，税率并不算特别高。军阀不惜用种种非常规手段来增加田赋，产生巨大的征收成本，造成一系列恶果，实际所得仍属有限，这说明预征附加是相当不经济的征敛方式。对普通农民而言，虽然田赋本身并未占去太多劳动产出，但由于税率增加过快，再加上田赋分配失衡、征收体制混乱、其他税捐叠加、铜元贬值、农业经济脆弱、粮价波动等因素，以及税收绝少用于民生，税负因而显得异常沉重。     

清代宫中朱批奏折漕粮档案简介

漕粮是旧时历代政府规定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食用的粮食,是以实物交纳的田赋。但运输方式也时有变化。由于“漕粮攸关天廋正供”,所以征收的漕米,需源源不断地运至京师。     

民国时期田赋征收人员的结构及其素质考察——以1927—1937年的湖北省为例

1927-1937年湖北省田赋征收是以县为地域单位,其征收队伍大致由两个层次五类人员构成。第一层次为县长,是一县田赋征收的最高领导者和管理者;第二个层次是县长以下的基层田赋征收队伍,主要由四类人员构成,其中,以贿赂求得委任的粮柜征收人员和握有粮户底册的旧日册书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实际操办者,保甲长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协办者,土豪劣绅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幕后操纵者。本期湖北各县田赋征收人员在实际田赋征收过程中的种种舞弊行为,表明这支征收队伍的整体素质十分低下。其结果使得田赋征收工作处于无序状态,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制定的田赋政策难以得到贯彻,它既不能实现田赋征收目标,又导致农民实际田赋负担加重,以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的紧张。     

1927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田赋整理述评

田赋整理是１９２７到１９３７年南京国民政府复兴农村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其土地政策的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较少,而且大多侧重指谪田赋的苛繁,对南京国民政府接收的田赋历史遗产、田赋整理过程和失败原因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分析,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一田赋是以土地的纯收入为税源,而课之于土地永续收益人的一种租税,即土地税。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我国田赋弊窦丛生,南京国民政府所接收的田赋遗产是一个真正的乱摊子。下面撮要略述一二,以窥其一斑。地籍紊乱,课失所凭。田赋征收对象是土地,须有地籍册为根据…     

乾隆三十年的意义与不完全财政的奥秘——基于相关论著的思考

正清代地方财政史,向来是中外史学界关注的重点。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下称"周著")一书,并于2021年3月获第二届"实践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最佳专著奖"。毫无疑问,该书是清代财政史领域的力作,     

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财赋重地沦陷,财政收入减少,国民政府以增发货币的办法弥补赤字,引起通货恶性膨胀。为有效控制粮食,增加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自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八年抗战,五度征实,四川田赋征实数额几乎占国统区田赋总收入的1/3。地主是田赋的主要承担者,田赋征实使地主收益受损。但地主也通过加租、加押、缩扣等手段改变租佃制度,向佃农转嫁田赋负担。这一行为压缩了佃农的土地收益,引发了较为普遍的租佃纠纷。抗战期间,国家占有土地收益的比例剧增,土地收益分配的基本格局产生变动。地主和佃农围绕剩余利益展开竞争,致使主佃关系恶化,后方农村逐渐演变成矛盾不断积聚的火药桶。     

新视角: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之再探讨

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财政经济制度.国民政府选择田赋改征实物,是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的历史产物,也是当时环境中解决财政经济粮食困境的必然选择;从机构的相对完善性、实践成效的显著性、粮食供应的相对畅通性等方面观察.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施的一项具有成效的制度,它以及相关的征购征借,成为抗战中后期国...     

对1927～1937年农民田赋负担的思考

国民政府初期,在增加财政开支的同时,却无力开辟财源,只能单方面地求助于提高税额或增添税种,从而使农民实际田赋负担远远高于"法定"田赋负担;而临时摊派和征收过程的积弊造成的额外负担,使得农民负担更趋沉重;此外农民缴纳的税费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是不等价的。这些情形表明,1927～1937年农民的田赋负担沉重且不合理。     

清代遵义的田赋

清代前、中期税收以田赋为主。鸦片战争以后,既要支付对外的巨额赔款,又要筹措对内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和后来开办“新政”的经费,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为了摆脱困境,于是以附加摊派的形式,大幅度地提高田赋课征额.这从遵义一地当时的田赋变动情况中,同样可见其横征暴敛的一斑。     

试论明代的田赋折银和折粮银锭

明代货币政策从禁银到用银转变的契机是田赋折银。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陆陆续续出土了一些明代的各类田赋折银的银锭。尽管数量不多,但清晰地展现了明代田赋折银的历史演进和折粮银锭称谓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折粮银锭的分析和考证,求证明代的白银在田赋制度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进一步说明白银货币是明代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最为重要的媒介。     

蜀中井盐

历史上,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如青藏云贵楚湘的大部分地区都深受淡食之苦。盐用袋装着被揣在怀里,视之如宝。贵州人曾经用绳把块状的巴盐拴起,放入汤里,搅一搅,略有咸味,旋即提起。无论是“食肴之将”,还是“山川之财”,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盐,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物品,既“资育群生”,也是中央王朝仅次于田赋的主要财政收入。     

民国时期河南省级行政机关历史沿革（八）

河南省田粮处 省田粮处系全省以地丁为对象征收赋税及粮食管理的主管机关。民国时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难以数计,农民不堪重负。而最重的是以丁、地为征收对象的田赋。1927年．国民党政府将田赋列为地方税的首项．地方政府在田赋征收上随意乱增地方附加,甚而超过正赋额,因而田赋实际上成为一种综合型的苛捐杂税。     

十八世纪云南的田赋政策与坝子社会的整合

在云贵高原,山间盆地即当地所称的“坝子”是水稻农业集中的区域,承载了远比山区多得多的农业人口。自明朝后期以至清末,在云南,纳入政府田赋征收范围的平坝地区水田面积的总数一直没有显著的增长。清朝时期,云南财政总收入中,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于田赋,更多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盐课和矿课等税种。在清朝长期稳定的田赋政策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中,地方督抚张允随、鄂尔泰及乾隆帝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做出的政策决策,限定云南田赋征收范围仅限于坝区水田,同时扩大盐课、矿课的税基,使得无论是坝区还是山区居民,都能够以不同形式纳入到国家税网和当地府州县与土司的行政管辖体系中。清朝的国家体制,并不是简单地局限于以坝区水稻农业为政治经济基础的政治体系,国家通过实行差异性和多样化的财政政策和行政管理体制,积极推动山区与坝区社会之间的有效整合,同时,云南边疆社会也在交通体系、人口流动和矿业生产等不同形式的网络支持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实现了进一步的社会整合。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出版

由崔国华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近日已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共计36万字,13章,内容涉及战时财政和战前国民政府财政概况,战时财政收支系统及一系列政策,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政策及战时专卖、税制等多项政策演变、完善,稳定战时金融诸项办法等等,这些     

再谈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田赋征实问题——答刘仲麟同志

刘仲麟同志《也谈1942年田赋征实的税率与税负问题》一文(本刊1987年第4期)对拙作《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提出了商榷,个人颇受启发。今天看来,我     

乾隆勒索盘剥官商民史料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为扩充封建王朝的经济来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既开动国家机器,强迫商民每年缴纳大量田赋、税银等项“正供”,又巧立名目,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额外盘剥。被敲榨和勒索的对象,不仅有各地的商民,甚至包括各级官吏,并以此作为“正供”之外的重要的经济收入。清代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向被称为鼎盛时期,国势以乾隆朝为最盛,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