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传统”的出现:概念史视角的考察

古代汉语中已有"传"和"统"两字连用的情况,但所指的都是皇位的传递。日语里"传统"的词义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到大正时期新义"传统"真正流行,汉语受此影响,作为新词的"传统"从1920年后才开始频繁出现在报端著述,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进入辞典,并成为"tradition"的译词。"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开始流行,有其历史缘由,它为经过"新旧之争"冲击的文化保守主义表述提供了一个更适合的词汇选择。但同时,围绕"传统"和"现代"迅速形成了二元对立的观念和话语体系,这使得"传统"不断被重新定义,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概念史视野中的“新疆”

已经“去语境化”的“新疆”是现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省级政区专名。但在传统时期,各类汉文文献中所载“新疆”则另有所指。福柯认为,话语是决定我们知识、权力以及伦理的规则。本文试从概念史的角度,梳理宋代至清末近千年中“新疆”的时空分布及其意涵,试析曾经作为一类政治地理概念的“新疆”在传统叙事中所处的定位,并结合晚清洋务著述中“新疆”的错置现象,重新审视近代“新疆”“故土新归”意涵之说,从而丰富对“新疆”这一古老概念的理解。     

概念史视域下的家族与宗族

家族史研究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众多学者笔下的家族与宗族关系却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家族包含宗族,有学者认为家族包含于宗族,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关系复杂没必要区分。鉴于概念史近些年来在国内的兴起,笔者认为对家族与宗族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社会性别研究中的“父权制”概念探讨

"父权制"是社会性别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在厘清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双重体系理论中"父权制"内涵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虽然在分析性别现象时,这一概念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它毕竟揭示了"女性从属男性"的社会原因及其系统化特征,从而为之改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概念史视野中的晚清天主教与新教

晚清之前,国人对基督宗教的认识实际上只是天主教。19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天主教仍然被许多中国人用作基督宗教的总称。新教传教士为与天主教相区别,使用辨正教、更正教等词汇强调自身正统,两教在概念上展开对正的争夺。天主教由总称变成基督宗教之一派,以及新教译名之流行,是新教传教士提升新教地位的努力与晚清维新思潮相结合的结果,由此产生的新教胜于旧教观念,对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和宗教认知造成很大影响。     

开展“三史教育”促进社会和谐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多民族聚居和多种文化并存的地区,在历史一段时期,曾经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历史的悠久、丰厚文化底蕴为开展"三史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劳工史研究中“阶级”的概念重构与范式更新

在20世纪美国劳工史研究中,“阶级”概念的内涵被多次重构。旧劳工史家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理论,把“阶级”视为在生产力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60到80年代美国的新劳工史家在社会史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究阶级。他们反对“阶级”的结构化定义,重视工人自身在“阶级”形成中的能动性,但是,这种“社会转向”也让阶级研究变得碎片化。90年代以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学者们把种族、性别等分析范畴嵌入劳工史研究,从而解构了“阶级”概念的确定性,将其变为一个不稳定的、模糊不清的“社会和话语构造物”。随着“阶级”概念被多次重构,其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在劳工史中的重要性也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关于概念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概念史是历史语义研究的著名范式,尤其是德国概念史模式享誉世界,备受推崇和借鉴。概念史方法在逐渐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适应不同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向,同时越来越显现出解决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的迫切性。在中国新近的概念史实践中,量化分析较为常见。倘若忽视概念史方法的要领,很可能发现不了相关历史“真相”。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概念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二者有着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追求。最后,概念之国际传输中的翻译困难是一个从来就有的难题。全球视野中的历史语义学是复杂的、跨地域的考析,是概念史国际化过程中极有意义的挑战。     

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

本文认为《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列入“三史”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二书自身的质量高下。在唐代的三史中 ,《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 ,但《史记》的地位决非“最下” ,而是远高于《后汉书》。在唐初 ,史学与进士科没有直接关系 ,国家因之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进士习史的措施 ,从而有“一史科”的出现。穆宗时终于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设立 ,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 ,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 ,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     

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治外法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运用

近代西方的"治外法权"概念由外交豁免权与领事裁判权两种性质有别的域外司法管辖权组合而成。这一矛盾含混的内涵结构及其在日常使用中后者遮蔽前者的语用强势,导致中国知识精英有关认知的长期分歧;而中日汉字构词习惯的差异,又曾一度引发国人对"治外法权"的误读。清末时,即有人试图将"治外法权"两层矛盾含义予以分离,甚至加以对立,宁愿选择以"领事裁判权"来明确指代列强在华司法特权,以避免含混的"治外法权"名义。北洋后期特别是国民政府时期,此一认知倾向经由政府提倡和实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又因故出现某种逆转。尽管存在认知分歧,"治外法权"由领事裁判权所代表的不平等的司法特权内涵,却一直主导着社会上的传播。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治外法权"在清末主要被用于唤起危亡意识、鼓吹变法维新,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五四运动及其后,则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进行反帝斗争的话语武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联合”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中共革命发生前,“联合”一词并不具有政治属性。经过生动的革命实践后,“联合”才逐渐被确定为政治口号,打开了革命新局面,熔铸于革命全过程。对这个源自经典语录的概念,中共不但乐于使用,而且长于践履,进而启迪工人觉悟,团结本阶级成员。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联合观。历经严峻的外部斗争后,中共将联合实践与争取革命领导权紧密结合,统筹范围更广,兼顾合作与斗争。经由基本概念的选用、转用与连用,中共完成了从革命动员向政治引领的进化,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联合政治文化。这种词语实践所承载的政治思想决定着各阶级的命运,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进程。     

北方有江南:一项景观史的研究

隋唐以降,"江南"不仅是地域概称,亦作为一种美称在北方地区广泛流行。根据各地被称为"江南"的缘由,可大致分为水利型、稻作型、文化型、富足象征型以及景观型。各种类型的"江南"并非泾渭分明,北方各地之"江南"多是几个类型的集合体,是为复合型"江南"。北方"江南"多位于自然条件优越之地,多数"江南"指代地域为一县之隅。"江南"本是对某地社会之赞美,但美称亦会转化为"实累",明代宁夏即为此例。综合来看,传统时代北方民众对"江南"美誉的认可,缘于江南地区的繁荣兴盛,其本质上体现的是对于富足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亦是传统时代北方民众对于"何谓江南"的理解。     

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艰难跋涉。     

全球史的空间和时间层次——通过将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拓展到全球空间反思全球概念史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有关全球史的争论,不仅考验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理解,同时也寻求非欧洲中心论的研究思路。这在历史解释和研究设计两个层面上影响着历史空间与历史时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将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理论拓展到全球空间,以此反思全球概念史的多种可能性。为此,本文将引入"空间层次"概念。首先详细探讨历史化及其与空间化和时间化的关系和互动;其次思考全球空间和时间的复杂性对比较史学和概念史的影响;再次引入一套全球史的三重张力框架——规范性张力、时间张力与空间张力,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通过全球概念史来具体展开历史研究问题。就时间和空间而言,以往的全球史所讨论的,要么是欧洲强国是否领先非欧洲国家的问题,要么是所谓西方的线性时间观与非西方循环时间观之间的对立问题。本文以时间层次为出发点,打破线性与循环的对立逻辑,转而强调一种基于(历史)人物的、多语言的、全球性的概念史,以此来更好地理解时空活动。     

自然、人与社会的动态平衡模式：环境史研究的一种可能

环境史作为一个学科于20世纪60年代率先在美国产生,并迅速地席卷全球成为当代历史学的宠儿。之后,大约在90年代传入中国,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环境史的热潮。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地理学与来自海外的舶来品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关于环境史的研究走向。然而,综合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在环境史的研究过程中,努力构建一种自然、人与社会的动态平衡模式,会成为也应该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种可能结果。     

“艺术”内涵的近代衍化——文化交流向度的语词考察

晚清通行的“艺术”概念指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沿袭了古代“埶術”一词的技艺内涵.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把中国传统的艺术内涵叠加在日本的艺术门类上,从而把方术和艺术并置为“美术”,构建出一个亦中亦西的艺术新范畴.刘师培考察古代艺术时,以魏晋为期,把艺术的功能区分为礼仪和自娱两个层面,从而把艺术从经义教化中解放出来,迈出了中西艺术对接的关键性一步.民国以后,以鲁迅和吕澂为代表的新学人直接取径西方,用美来界定艺术,提倡超功利的纯艺术.但实际上这种有所取舍的选择依然折射出移风易俗的传统艺术理念,与西方的art有相当的距离.今天使用的“艺术”概念实为中西、新旧观念融合共生的结果.“艺术”内涵的近代衍化集中体现了近代新语词本土化过程的中西文化互动.     

论法律史学界对荀子“法”概念误解之成因

法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荀子法律思想的内容是"隆礼重法",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然而,学界对荀子的"法"的概念似乎存在一定的误解,其原因在于:古代的"法"的概念具有多义性,而当下的学者容易以今天的法的概念曲解古代著作中"法"的概念;对于古代作家的著作,要进行真伪的考辨,否则容易发生所引用的著作的论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学术观点的现象。反思荀子法的概念误解的成因,从态度、方法、进路等方面对法律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法应当有所裨益。     

“三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在唐代的重塑

“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     

全球史视域下的周代社会公共活动

论文选取了全球史的视角,从现存的史料典籍如《诗经》、《论语》、《周礼》中搜集出一些民众生活的记录,选取了民众广泛参与的如社、诗、乐、舞、宴、猎等社会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对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公共活动进行了分析,同时与西方的社会公共活动进行比较。并在文中分析了周代的社会性质特别是礼乐制度对当时社会公共活动的影响,指出周代社会公共活动有深刻的农业社会文明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