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的出生及少年二三事

正从1942年延安整风至十年"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王实味是一个必被批判的靶子,每次都不能幸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实味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强加在他头上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党五人小组成员"三项罪名大帽子统统被摘掉了。这在我国现代政治史、文学史和新闻史上,无疑是一桩不应忘怀的痛史。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

1942年春至1945年夏,整风运动在中共全党普遍展开。虽然华北各根据地整风的推进迟于延安,但在上级督促及党组织自身建设需求驱动下,运动的重心同样从"学习"转向"审干"。为确保运动达到预期目标,中共在对审干步骤做出设想的同时,兼用思想和组织两种领导方法。与整风紧密结合的审干工作十分重视发动干部进行"自我批评"。经过"反省""坦白",干部的思想意识和作风得到了初步改造。随着对敌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延安的整风发展为"抢救运动",并蔓延至华北各根据地。察觉运动出现偏差后,中央及时对华北下达一系列纠"左"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开展以甄别平反为主的善后工作时亦付出了努力。通过整风审干,中共不仅净化了党的组织,统一了全党思想,还探索出一套战时党员骨干的训练方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好了干部准备。     

延安整风中的周扬

１９４２年在陕北延安，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中共党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但是运动中扩大化的作法，不仅使大批奔赴延安参加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被整肃的对象，而目运动方式还成为其后党内运动的一种摸式。当时，颇受毛泽东信赖的周扬正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为整风中的领导和骨干，其对《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的批判，可谓后来风靡全国的大批判语言及文体的滥觞。《延安整风中的周扬》一文介绍了周氏在其中的种种表现及一些矛盾的作法，读之令人感慨深思。     

“黄色工会”问题的再研究——以上海邮务工会为中心

"黄色工会"是中共对国共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所谓"体制内工会"的统称,在当时受到了中共激烈批判。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这一称谓在中共的文件中基本消失了,但1949年后,中共党史专家又进一步诠释了"黄色工会"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研究1927-1937年间国统区工会组织以及工运历史的基点。由此,"黄色工会"也从政治范畴逐渐进入到学术视野中。而上海邮务工会更是被党史专家称为典型的"黄色工会",并归纳出"改良主义""党化"及"帮会化"等特征。然而,当对这些特性一一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梳理与分析时,会发现中共话语中的"黄色工会"只是一个政治概念。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

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抗日救亡共御外侮的局面。这个大好局面的出现,与中共长江局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但长期以来由于有一个王明的右倾错误,直接影响了对它的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价。本分两部分对它进行了再研究。第一部分是充分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一)长江局积极开展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寇展开气壮山河的武汉保卫战。(三)发动社会各阶层,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四)恢复、组建了中共南方党的组织,为开辟南方抗日根据地,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二部分是通过对中共内部大量资料的梳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所谓王明右倾的错误,认为毛泽东与王明在这一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方面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主要分歧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特别是王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章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将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加以批判,特别是1951年6月,经毛泽东修改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加理论化与具体化。这些结论性的东西直到今天还在党史界起着重要作用。     

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

1970年8－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集团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制造了妄图分裂党的严重事态。毛泽东对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挫败了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如此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与林彪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内，围绕着“接班人”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军队领导权问题、国家主席问题、个人崇拜问题等等，产生了一系列分歧，矛盾日益激化。本文以九大筹备期间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以毛泽东和林彪对有关的重大事件的态度和处理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比较…     

1957年“毛罗对话”版本比较及解读

早在1957年整风前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曾三次公开回答过倘若鲁迅活着敢不敢写的问题,因而在其后反右派斗争期间再次回答这个问题合乎情理。在目前流传的三种毛罗对话版本中,贺圣谟版本提到的顾全大局四个字至关重要,最能体现毛泽东对鲁迅杂文立场的深刻了解和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深切期盼。在他看来,凡事有经有权——鲁迅式杂文是永远需要的,但要站在人民立场上用保护和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写,这是经,是原则性;而当社会上出现否定党和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并使整风转入反右斗争后,原本在开门整风时用来讽刺自己队伍的杂文就不合时宜了,要顾全反右斗争大局,改变讽刺批评对象,这是权,是灵活性。这种思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策策略原理与中国传统经权思想的有机结合。     

从政治和思想战綫斗爭看十年来历史科学的發展

四通过对胡适等人的反动历史观的批判,大大提高了史学界的马列主义水平。鉴于全国在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发展,使我国科学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1956年党提出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文学艺术与科学繁荣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得到知识界的热烈拥护,引起科学家们的极大兴奋。他们表示要积极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但资产阶极的反动分子——右派分子却想混水摸鱼,借着“争鸣”放毒。尤其是党提出整风之后,他们更加猖獗,打着“帮助整     

试论蒋介石在日记中关于国民党弊端的忧思(1927-1937)

从蒋介石日记可看出蒋介石常存忧党之念,他所关注的国民党弊端包括组织分裂、党员腐化和人才缺乏等,在忧党方面蒋介石所言与所思基本一致。由于蒋介石以构筑个人权势为目标,所以他对国民党弊端的忧虑,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替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可以说,蒋介石忧党的背后,其实在忧己。     

那年,我们是怎样赖掉右派帽子的

我岳父鲁显哲,1910年出生于鄂豫交界处的一个宗教家庭,后来在国民党部队当了个军医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家庭背景复杂,个人历史复杂,历次政治运动,他都要被当作斗争的活靶子拿出来折腾。于是,就成了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运动油子。他曾经给我讲了他自己在1957年“整风反右”中一个故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日记里的新四军整风——以《赖传珠将军日记》为观察中心

整风运动是中共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赖传珠日记表明,“学习”与“反省”是新四军高层整风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在改造学习方面,其主要途径是“阅读”和“听课”。在检讨反省方面,新四军党员干部不仅要有“反省”和“自我批评”,而且还要求借助党内同志的“外力”,即通过“相互批评”和“反省报告”的方式,来剖析并纠正个人缺点及错误思想。赖传珠日记呈现出新四军整风的节奏、方法以及人物之间的互动,不仅勾勒出新四军整风运动的场景概貌,而且也补充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许多细节,这对于分析和研究新四军的整风运动具有独特史料价值和重要历史意义。     

凌云谈王明中毒事件

事发于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王明中毒事件”,是一起歪曲和丑化中共党史并长时间在国际上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王明在其遗著《中共五十年》（原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又译作《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中骇人听闻地诬蔑中共中央、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使中央医院院长傅连唪和主管医生金茂岳“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该书自1975年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以来,     

学习、审干、民主检查: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整风运动

山东的整风运动自1942年开始至1945年结束,主要包括学习与审干两个方面。随着运动的深入,至民主检查阶段达到了高潮,且由于罗荣桓的制止未发展成大规模的肃反。整风审干,本质上是中共组织的一次纯洁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一元化在山东的推行。通过整风运动,毛泽东确立了其在中共毫无争议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山东的整风中,既突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也强化了罗荣桓在山东的领导地位,巩固了山东一元化领导的成果,确保了延安对山东的绝对领导。     

斥右派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文物事业中的指导作用

右派分子们利用党发动整风的时机,向文物界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其中以陈梦家和宋云彬的进攻为最恶毒。我们必须明确,今天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立场问题。因此这里揭发和批判的,主要的并不是某个学术问     

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演进及启示

党内政治生活经历了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其中1942年延安整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出台等历史节点,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从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演进中,可以得出如下深刻启示:党内政治生活是治党管党的重要支撑;党内政治生活要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党内政治生活与党的重大历史转折紧密相连;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以权威性党规加以规制;党内政治生活重在落地和行动。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

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卓有成就。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使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的同时,得以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变化及整体提升。和中共革命实践通常都环环相扣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管齐下、交相作用,内的自觉是基础,外的规训是手段,形成动态而非静态、固化而不僵化的干部养成路径。抗战时期,是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     

资鉴源自真实——评把增强《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

自1941年冬开始,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为了摆脱困境,中共中央采取精兵简政、整风、大生产运动等一系列措施.整风、大生产运动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精兵简政的学术成果则相对较少,把增强的专著《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以下简称“《困局与应对》”)对精兵简政细致的研究,深化了学界对中共该阶段历史的认知.     

60年代整风整社亲历记

正1960年11月,党中央颁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要求深入开展以贯彻"十二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以及时纠正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使中国广大农村尽快走向复苏。为了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十二条"精神,中共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阶级政党,通过"朋友"与"敌人"的区分以及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策略的实行,将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纳入自己的阵营,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社会基础。抗战时期党的主体力量是农民(主要是贫农和中农)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这虽然有违党的组织路线,却恰与近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布的实际状况相同构,从而决定了中共有可能真正贴近中国革命的现实,取得足够的政治潜力。     

回忆延安整风

我是一九四○年六月以党的“七大”代表的身份从晋察冀根据地到达延安的。由于国内国际的原因,党中央推迟了召开“七大”的时间,我就留下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身边一直学习和工作了五年多,亲身参加了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是终身难忘的。这次普遍的全党整风运动,经过了长期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