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70年前的工资单

蒋介石月薪四万八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文官官等官俸表》,重新厘定了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按照该表规定,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拿的工资跟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和各部总长一样,都是每月800     

“金四券”下的生活

蒋介石统治到1948年,真叫人没法活下去,法币暴落,物价飞腾。“金圆券”（蒋介石反动政府发行的一种伪币）出来以后,物价一天不知要涨多少次。当时按黑市算,一个特技工人每月工资才能买二十七八斤玉米面,一个小工每月的工资还买不到18斤!工人一领到工资,马上就得跑去买粮食,只要前后差一步,价钱就要差两三角。而且说也奇怪,只要工厂一开支,粮价涨得准快。     

“卡奴”反被聪明误

建伟破产了,坐牢了。这个从来也没有开过公司、连摊都没练过的建伟居然也会破产。在我的印象里,建伟就是一个小事不愿意做、大事做不了的“秧子”,典型的“月光族”——每月的工资都花得精光。不过,每月拿着3000块的工资,他的生活居然比我们谁都过得滋润,浑身上下都是名牌不说,年年跑到欧美、新马泰去旅游。     

上海妓女成立工会维权

沪讯。法租界妓女近成立工会于格洛克大路吉里,名为平康同善会,其会员皆系十·六、七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之妓女,现已征集到会员700余人。开始每人出三块大洋为会费,之后每月一元为经常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

抗战时期,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行政院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主要调整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之间的机构隶属关系,实行政、军分立,精简院属机构.蒋介石复兼行政院院长期间,为提高行政效率,推行行政三联制,再次进行机构调整与改革.行政院通过对所属各部会进行事权关系的研究后,裁并骈枝机构,裁汰冗员.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现代化的趋向,但因受战争环境的限制与军事因素的制约,一直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行政系统.     

1934-1936年间国民政府划拨外交机密费史料一组

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组国民政府,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军政,汪精卫则出任行政院院长并兼外交部长等职,主持内政及对日交涉。不久两人在合作过程中矛盾加剧,为拉拢汪氏继续在前台主持,经中政会议决由财政部于每月初拨发5万元作为行政院外交秘密活动费。本组史料从一侧面反映了抗战爆发前蒋汪两派合作与争斗情形。     

易长风潮与派系政争:抗战前国立上海商学院院长人选风波

1933年,国立上海商学院围绕着院长人选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易长风潮。此次易长风潮,起因于院长徐佩琨处理"中大复院运动"失当,导致学生群起反对,教授群体分裂。在校内,易长风潮表现为教务主任武堉幹与院长徐佩琨之间的互相攻讦、激烈斗争。在校外,CC系积极游说蒋介石,推举杨公达担任院长,以便控制上海商学院。上海工商界人士则积极向蒋介石保举徐佩琨留任。由于蒋介石将此类政务委托于杨永泰,此事又成为杨永泰排除异己的绝好契机。由此,易长风潮和高层政争相互交织,展现了1930年代前期错综复杂的派系矛盾和政学关系。     

李济深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为了拉拢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元老和前辈李济深先生(广西苍梧人,号任潮,时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军委委员、中央委员),蒋介石三次电催李济深上庐山“议事”。李济深抱着力谏的想法上了庐山,向蒋介石力谏发动内战的利害。但蒋介石根本不听其忠告。李济深对蒋介石不再存在幻想,他奋笔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尖锐地批评他反和平、民主、团结建     

蒋介石给中共军队发了多少军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应中共的要求开始向红军提供经费,他向红军提供的第一笔经费是50万元的善后款。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安抚红军,放手解决张、杨的问题。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根据蒋介石的指示,1937年2月1日,主持西安事变善后工作的顾祝同在西安向中共代表李克农表示：“第三者（中共）经费由杨虎城先发50万元。”2月2日,顾祝同派人将善后款50万送抵西安,2月4日再经杨虎城交送给周恩来,同时顾祝同还承诺以后每月给红军20万元。     

蒋介石武庙求神签

1949年初,蒋介石自知在大陆的气数将尽,于1月21日正午,约宴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     

趋势

月薪4545元以下不用缴个税中国已经修改了个人所得税法,自今年9月1日起,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3500元,纳税人数由现在的约8400万人     

发生在新疆的“七七政变”

1928年(民国十七年)7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与各集团军司令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及各部高级将领齐集北京香山碧云寺,公祭已故总理孙中山,公开发布的祭告中高唱“打倒军阀,完成北伐”。 祭告的墨迹未干,就于次日即7月7日发生了谋     

谁最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

一 “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是谁先提出来的？一般认为：这个口号是蒋介石最先提出来的,目的是在外敌侵略之际,首要目的是消除地方军阀和红军的“叛乱”,然后再全力对外。于是这个著名口号便堂而皇之地戴在蒋介石的头上,成为他打内战的“标签”。 其实,“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并不是蒋介石提出来的。先于蒋介石提出这个口号的是军阀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原为西北军悍将,是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作战英勇,屡建战功。但其人生性狡诈,反复无常。 １９２９年４月下旬,蒋冯战争爆发。冯系大将韩复榘因被蒋介石的大洋收买,联…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北大核心CSSCI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     

黄镇磐营救廖承志

抗日战争爆发前,廖承志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于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其母何香凝奔走于宋庆龄、蔡元培之门,乞代营救其子出狱。宋、蔡诸先生多方面向蒋介石求情,迄乏结果。黄镇磐适任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长,因与廖仲恺、何香凝久共患难,私交素笃,于是约同司法院长王宠惠、最高法院院长林翔(第二任院长,即林则徐之孙)、最高检察长郑烈等,力争将廖承志移交司法机关办理。原意如能移交审判,廖承志即令有可死之罪,亦能援革命先烈遗孤之例,减轻其刑。争之再三,未经蒋介石批准。最后黄镇磐面谒孙科于立法院,请其领衔向国府抗议,不料孙科当时虽任立法院长,…     

浴血徐州

1938年初,日军第五师团长驱直下,已迫近陇海线徐海东段。眼见局势危急,蒋介石急忙于徐州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白崇禧以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副司令长官,李品仙以安徽省主席兼副司令长官;并调孙连仲、汤恩伯、邓锡侯、张自忠等部于各地布防。 3月下旬,敌我双方于台儿庄一线激战,第五战区所属各部几经苦斗,取得重大战果。 敌人攻战台儿庄失败后,移兵攻临沂,陇海线正面暂得喘息机会。4月中旬,蒋介石乘飞机到徐州祝捷并召开军事会议,实际上是策划下一步作战方略。会上,李、白要求蒋介石增调兵员,于是蒋决定以我的四十六军和卢汉的六十军加入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因我一直请求参加抗战)。     

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介石日记斥责孔祥熙“可耻之至”

正民国时期的"大老虎"孔祥熙,纵容妻子儿女飞扬跋扈、贪污腐化,在抗战期间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国难之财,令蒋介石都无可奈何,却被两个很有正义感的小人物用计谋扳倒。蒋介石也斥孔"可耻之至"。一、贪腐至极,孔祥熙深陷美金公债舞弊案号称孔门后人的孔祥熙,在20世纪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可谓红极一时,却"庸"之至极,堕落成典型的伪君子。     

纵观孔祥熙（续十五）

孔祥熙从政前,虽然也经营过杂货铺,开办过银行,炒炒房地产,从中赚几个钱,其身价在山西晋商行列中,也只属于办学揽买卖一类,与那些腰缠万贯的晋商大贾相比,只能算作一个小本生意人。自孔祥熙娶了宋霭龄为妻,投靠到蒋介石那里做官后,特别是长期担任蒋介石政府中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蒋介石用版税给胡适盖房子

1957年秋，主持“中央研究院”达18年之久的朱家骅执意请辞。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以“总统”身份发布命令，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1958年4月10日胡适正式接受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只是，胡适参加完“院长”就职典礼后，又返回美国处理私人事务，直到11月5日才回台北正式定居，住进“中研院”为他特别修建的“院长”住宅。其实早在1956年，胡适就有返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