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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1日,《解放日报》披露了一条重要消息──中共“一大”会址在上海发现。很快,制作精致的模型送到了北京。毛泽东审视后,说了一句话:“叫包惠僧到上海去看看。”于是,1954年3月,正值花甲之年的包惠僧来到上海,以中共“一大”亲历者的身份,审视了会址,并对“一大”纪念馆的布展提出了重要建议。 时隔几年,又一重大发现使中共党史专家们为之震动。从莫斯科归还的几箱档案里,专家们惊喜地发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为了确认这批长期封存在共产国际资料库里的文件是否可靠,1958年8月,有关部门将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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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成立,不能等同于1920年8月“共产党创立说”成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创立,其意义和地位不宜夸大;1921年7月中共“一大”其意义和地位不容矮化。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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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共“一大”在上海李汉俊的寓所内开幕。当时只有19岁的刘仁静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他与另外一名北大学生、来自江西的24岁的张国焘,代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刘仁静是“一大”名代13表中最年轻的。纵观刘仁静的一生,从17岁开始,他投身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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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一大”会议.党史学界在会议的召开时间、与会代表、会议内容等问题上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一大”的发起筹备问题上.党史学界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了,这可能同史料的缺乏有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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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和工作达八个多春秋,湖南一师在多方面培养了青年毛泽东,为毛泽东后来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是在湖南一师工作时从事早期革命实践工作的,他从湖南一师出发走上中共“一大”,湖南一师也因为毛泽东等一大批革命志士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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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因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党史小说”《红岩》的相继出版,而成为当代中国公众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 她本名江竹筠,地下党组织内一般都称她“江姐”。1948年初,她的丈夫彭咏梧(中共川东临委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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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后,因遭法租界巡捕房袭扰,临时决定去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是服务于“一大的志愿者”王会悟,建议转移南湖,为代表们排忧解难;又是她,包揽了南湖会议的庶务和警卫,成为“一大”胜利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功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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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21日,董必武赴武汉视察,列车经过济南时,董老情不自禁回忆起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与邓恩铭,挥笔写下《忆王尽美同志》七绝一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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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陆兰秀素不相识。我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被调到中共苏州市委工作时,才有机会从法院借来的七大卷所谓“罪证材料”中,看到她临刑前的照片上,那激愤的眼神,读到她多篇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现代迷信的娟秀文字的。在“文化大革命”被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在现代迷信笼罩全国的恶劣环境下,被囚被斗,面临生死抉择的陆兰秀,竟能如此鲜明、如此深刻地批评党的最高领导人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斥责“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大智大勇,使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不知为她流下了多少激动的泪水。尽管当时党中央还没有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还是冒着风险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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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对于今天的广大国人来说是那样的陌生,他是“一大”十三名代表中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1901年1月5日午时,邓恩铭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城东北40里的水堡寨,他的原名叫邓恩明,字伸尧,号老乖。邓恩铭的祖上原来是汉族,是从广东的嘉应府(今广东梅县),迁至荔波县的,到邓恩铭的父亲邓国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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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说起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从中共“一大”到“五大”连任五届的总书记陈独秀,就说他是造成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是“托派”,并被开除了党籍。他的名字一直只能排在中国共产党的坏人之列,绝不能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人并提。因此,有人称陈独秀问题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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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铭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唯一的一位在校就读的中学生,他出生在贵州荔波一个水族人家庭,也是13名代表中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1927年3月,邓恩铭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会后邓恩铭又应邀到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向广大学员介绍山东的工人和农民运动情况。随后,邓恩铭回到山东并接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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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无产阶级觉醒后的产物。她成立不久便初步显示了自己的生机和活力: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农民运动渐露端倪。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表现出相当的自信。中共“一大”决议写道:“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而饱尝讨袁护法失败之苦的中国国民党,此时已经初步认识到单纯军事路线的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