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可达性及其与农村聚落空间格局的关系——以荆州市93个小城镇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借鉴潜能模型,综合考虑小城镇到县级经济中心的可达性和到周边农村聚落的可达性,构建小城镇综合可达性模型。利用该模型计算了荆州市93个小城镇的综合可达性指数,在此基础上,对小城镇的综合可达性与农村聚落空间格局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小城镇综合可达性值与邻近分配区内农村聚落总面积、农村聚落平均面积、农村聚落占景观面积比例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邻近分配区内农村聚落数量、农村聚落密度相关性不显著;可达性好的小城镇最容易吸引较大规模的农村聚落在其周边集聚,但小城镇的可达性水平也并不是影响农村聚落分布的唯一因素。可达性等级较差和差的小城镇,因周边耕地和水源条件优越,也吸引了中等规模和中等数量的农村聚落分布。     

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与类型划分

以苏北地区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运用RS和GIS技术,利用景观分析方法,选取空间韵律指数及聚类分析探讨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及类型划分,结果表明,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徐淮平原聚落规模大而稀疏;淮阴平原聚落规模相对大,较密集;盐城地区聚落规模小而密集。聚落被划分为盐宿地区聚落高密度分布区、徐连淮丘陵地区聚落中密度分布区、淮阴平原过渡性聚落均匀分布区及徐淮平原聚落稀疏分布区四种典型的类型区。     

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聚落分布与变迁

本文从聚落分布、规模、内涵、年代、等级等方面对关中地区西周时期的聚落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关中西部地区聚落数量明显多于关中东部区域,这主要与考古发现情况和关中地区的地貌有关。西周早期是关中地区聚落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广泛的时期,西周中晚期之后聚落数量逐渐减少并集中到关中中部的岐山、扶风、武功、西安一带,说明周人此时在畿内地区已经开始逐渐丧失其实际控制的领土。     

长株潭地区聚落空间演化及其与耕地的空间关系研究

对2000年、2005年及2010年的遥感影像图进行解译,得到3个时期的土地利用分类图,运用景观指数法和空间分析法等方法,对长株潭地区聚落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因进行分析,并分析了聚落与耕地之间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长株潭地区聚落的面积、数量规模和分布密度加速扩大,集中分布在高程200 m以下;聚落空间演化的自然动因是低地平原指向,而社会动因是人口规模的变化;提出耕地与聚落面积比指数(K)概念,根据K值的大小可以将耕地与聚落的空间组合关系分为3类地区:耕地资源紧缺区、耕地资源平衡区、耕地资源盈余区;聚落与耕地的空间转移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持续稳定型和动态变化型;长沙市周边耕地转为聚落的趋势十分明显;聚落空间扩张对耕地的影响存在一个空间临界点,城市化速度越快,临界点的位置距离聚落越远。     

良渚文化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

聚落级差是指聚落之间规模尺度与发展水平的差异。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环太湖地区的聚落级差始自崧泽文化晚期,其扩大化过程在良渚文化中期达到顶点,聚落级差作为一种现象一直持续至良渚文化晚期。良渚遗址群反映出良渚文化中期聚落级差的极端化,已经超越了一般聚落遗存的范畴,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城市。城市萌芽是环太湖地区聚落级差扩大程度的标志性结果,聚落级差扩大化过程本身也蕴含了城市萌芽的催生力量。     

明清鄂西南民族地区聚落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明清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的聚落形式主要有城市和村落两种类型,其发展演变在时间序列上可划分为土司时期和改土归流后两个阶段。土司时期,城市稀少,城址多在盆地（或坪坝）或临近长江之地,规模小,内部结构简单,政治、军事职能较强;土司村寨的分布大势是北少南多,村寨的规模相对较大,非土司区村落分布稀散。改土归流后,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多,城址的分布渐趋均衡,但城市的规模仍不大,内部结构较土司时期复杂,城市除仍具有政治、军事功能,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有所增强;村落多集中分布于原土司区,村落的数量增多,但规模较小。影响明清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聚落分布与发展演变的主要因素有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和民族因素。     

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及历时性变化探析

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遗址多位于河流北侧、西北侧背风向阳、面向河流的坡岗或山坡上;从兴隆洼文化开始,史前聚落的数量和密度逐步增长,聚落规模逐渐扩大,聚落使用时间越来越长;居住址、祭祀址和环壕显示了聚落功能的变化趋势。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选址及聚落诸多方面的历时性变化与多种因素相关联,其中自然环境及其变迁起着重要作用。     

十二桥文化陶器生产的若干线索

十二桥文化形成了与聚落层级相对应的陶器生产体系。金沙遗址作为十二桥文化中心聚落,摸底河以北的大型陶器作坊群是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规模最大的陶器生产中心,反映出陶器生产在金沙聚落构成及十二桥文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次级中心聚落形成了专门的陶器作坊区,规模远小于中心聚落;小型聚落陶器作坊规模最小,散布于金沙遗址周围,与成都平原小型聚落分布的疏密程度大体相仿。小平底罐的标准化程度较高,尖底盏、尖底杯的标准化程度偏低,或与不同时间、更小区域陶器生产模式存在差异有关,成都平原陶器生产的专业化水准稍高于渝东峡江地区。总之,十二桥文化中心和次级中心聚落的陶器生产应达到较高的专业化水准,存在专门从事生产工作的陶工,而小型作坊的生产模式以及不同聚落的产品流通问题,则有赖于更多的资料披露和样品分析。     

窑洞征服史前黄土高原

窑洞最初出现于半坡四期的关中、陇东、陇中和晋中地区,是因应仰韶中期社会、文化和资源衰退时的替代性简陋居住形式。在此后的泉护二期成为黄土高原上聚落的主体建筑形式,并逐渐向陕北、河套、晋南、豫西和甘青地区扩展,到龙山文化时期彻底占据了整个黄土高原。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时期,窑洞聚落在山脊上修建石砌围墙,在山顶建造夯土和石砌院落,以适应社会关系的紧张和社会内部的分化,丰富和完善了以窑洞这种简陋的建筑为主体的聚落形式。窑洞以其节省木材、适合黄土高原腹地原梁峁地貌的优势,开拓了较仰韶早中期半地穴式建筑形态更为广阔的聚落分布空间,发展出新的聚落样式,影响了之后该地区几千年的居住形态。     

距离、边界与可见性：辽西地区史前聚落结构与社会组织

史前聚落的结构反映了生存空间的组织形式,也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本文从空间分析的视角入手,观察并梳理了史前辽西地区聚落结构,重点关注居址的空间结构和墓葬的埋葬模式。辽西地区居址的空间模式有组合家户、独立家户和扩展家户等,墓葬的空间模式主要分为居室葬、居住区埋葬、聚落墓地或祭祀区埋葬等,这些不同的空间模式存在距离、边界和可见性差异。本文认为,聚落的空间结构与聚落社会的组织方式有关。在生业方式转变、居住时间延长、人口增长过程中,人们在处理日常生活、埋葬或仪式过程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不同选择,反映了血缘亲情纽带和群体地域联系等社会关系的潜在变化。     

华北平原农村居民点演变及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遥感图像分类解译数据,利用位序-规模模型、洛伦兹曲线、景观指数,定量识别了2000-2015年华北平原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规模与形态演变特征,分析了社会经济因素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华北平原农村居民点南-北方向呈显著的空间分异与集聚特征,密度分布呈现南密北疏的态势,与面积规模分布存在局域负相关;农村居民点景观指数显示出密度增大、形状更加规则、斑块面积差异增大、斑块间邻近距离不断缩短的变化特征;总人口数量和乡村户数等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具有促进作用,乡村常住人口、乡村从业人员数量等的作用为负。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乡聚落体系空间结构及影响模式研究——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本研究以石羊河流域为研究区,选取2000、2006、2010年三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成本加权距离和城乡聚落体系潜能指数对传统的场强模型进行改进,综合利用扩张强度指数、扩张速度指数等分析研究石羊河流域内部城乡聚落体系空间结构分异。在此基础上,基于GIS技术并结合道路等级和长度计算流域内城乡聚落体系间最短时间距离来分析城乡聚落体系空间联系与空间相互作用,据此分析石羊河流域城乡聚落体系空间结构变化及影响模式。     

国内外农村居民点区位研究评述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点的外在特征和空间结构也在不断的演化与变迁,居住地点的选址和布局最能反映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目前国内外在城市居住区位研究方面已经形成大量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农村居民点相关研究还存在一定滞后。文章从居民点区位影响因素、区位演变、居民点分布和等级结构四方面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梳理了国内农村居民点区位研究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总结,并对今后研究内容进行了展望。     

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现状及调控模式研究

本文在中部六省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基础上,结合50个村529份问卷调查数据,从聚居形态、聚居空间、聚居功能、聚居主体以及聚居设施等方面对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现状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结论显示: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密度不均,规模各异,形态多样,总体分布较散;住宅占地面积较大,一户多宅现象明显,农户集中居住意愿强;生产生活形态多样化趋势开始出现,"劳务输出+传统农业"型村庄依然占主体;农户兼业行为增加,幸福感增强,但新型社会问题显现;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公共服务有待完善。针对其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适宜的农村聚居调控模式,即转型升级模式、整治更新模式、保护控制模式、迁并转移模式,并深入比较分析了各类型模式的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机制、调控路径差异,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农村,应选择适宜的农村聚居调控模式,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水与城: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形态研究综述

为了探索正在急剧消失的成都平原"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聚落的关系,本文借由聚落考古与环境考古,比较集中地综览了平原上史前各聚落城址之间的历时性共性,对史前城址聚落群与成都平原的地貌、水系、文化习尚、宗教信仰等关系的研究,以及各聚落城址的内部特征予以研究述评,以求探究成都平原上这种"林盘"聚落形态与史前聚落城址及水的关系。     

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近今趋势

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是乡村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系统梳理了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动态,将其研究历程划分为:萌芽起步、初步发展、拓展变革、转型重构四个阶段。对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内容体系进行归纳总结,主要集中在聚落布局、聚落形态与分类、聚落景观、聚落用地、聚落生态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对近今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趋势及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发现乡村聚落的人文社会化和乡村重构的研究趋势。以期能对国内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陕西窑洞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构建及特征分析

窑洞聚落是黄土高原最典型的聚落形态，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以及独特的文化景观特征，在陕西渭北地区和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分布广泛。本研究基于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的相关研究，以陕西31个窑洞传统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按照“单个窑洞聚落、多个窑洞聚落、特定研究区”三个层次，构建了窑洞聚落的典型院落图谱、空间序列图谱、院落模式图谱、排列模式图谱和空间格局图谱五大类型图谱体系。通过分析窑洞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的基本特征，进一步验证了构建窑洞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本研究旨在丰富景观基因组图谱层次，推动景观基因研究向区域层面发展，并为窑洞聚落景观基因信息链修复及景观基因区域识别系统构建等相关研究奠定基础，为保护与发展窑洞聚落提供科学依据。     

传承性视角下乡村聚落历史时空格局特征及演化研究——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

在采用地名志及相关史料的基础上,通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解读连州市乡村聚落格局演化及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连州早在西汉元鼎六年即已设立,后随南北交通线和区域开发进程演变,在时间上,可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以明清时期增长最快。在空间分布上,连州市乡村聚落具备空间传承性,连州镇是连州市乡村聚落增长的核心,各时期乡村聚落密度最大的乡镇均位于市域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聚落密度较小者集中于北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东部高山区。在此基础上,从自然地理条件、移民、交通、经济发展、民族构成等五个方面对连州市乡村聚落建立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不同尺度乡村聚落景观的空间集聚性分形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市为例

为分析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结构的分形特征,以GIS为平台、土地调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通过集聚维数,分别在县域、镇域和村域三个尺度上,分析了聚落体系空间集聚性的分形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聚落景观在空间结构上具有比较明显的分形特征;空间集聚性存在不同尺度分形特征的差异,同时丹阳市的镇和中心村的集聚性则明显小于句容市;不同尺度聚落集聚性出现明显的尺度特征,即中心村 > 镇 > 县城;地形是影响乡村聚落景观空间集聚性分形特征,表现为腹地内坡度越大,集聚性越强;交通网络的完善降低了乡村聚落对空间直线距离的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