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龙窑技术的历史记忆——厦门同安坑仔口现代陶窑调查

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调研内容看,传统的调研几乎都集中于原始制陶,对陶瓷史上晚近历史时期的窑业技术史缺乏民族志的类比。东南地区是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重镇、龙窑技术的中心之一,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东南龙窑技术源远流长,但龙窑技术史的复原研究主要是通过东南各省地下埋藏的唐、宋、元、明等历代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来展开,闽浙各省山地社会中若干年前仍旧青烟缭绕的龙窑工场,长期未能引起学者的注意。福建博物院羊泽林、栗建安、厦门市博物馆宋蓬勃、陈建国先生合作的《东南龙窑技术的历史记忆——厦门同安坑仔口现代陶窑调查》,独辟蹊径,首次披露了一处闽南现代龙窑的形态与结构,将一处近年刚刚停烧的现代龙窑的"准民族志"资料展现在研究者面前,必将引起窑业技术史学者、陶瓷史学者的一阵兴奋。     

定窑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综述

定窑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白瓷窑场之一,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定窑有着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大量传世品,是古陶瓷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窑场之一。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湮没已久的定窑窑场于1922年被重新发现,经过百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以及逐渐丰富的考古学研究,定窑研究正在向更为广阔和深入的方向发展。     

广西北部湾地区宋代窑址调查

2016年8—12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广西北部湾地区宋代窑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其中,桂平罗秀伟杨窑、北流平政岭垌窑、钦州浦北土东窑是时代上前后相继的三处青白瓷窑址,反映了广西青白瓷不同时期的烧造技术特点。桂平蒙圩顺东窑为广西地区宋代青瓷窑场的分布提供了新资料。本次调查不仅丰富了广西地区宋代陶瓷考古资料,也为瓷器外销和区域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可资对比的材料。     

“2013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技术对外传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13年10月,"2013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技术对外传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办。这是首个以窑业技术为主题的考古学专题学术研讨会,会议从官窑系列、早期青瓷系列、海外制瓷技术、北方窑系及西南地区窑业关系等四大主题展开了研讨。     

简论考古学的“区系类型”与“文化系统”

“考古学的区系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系统”都是考古学的重要理论. 提出“考古学的区系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系统”理论的目的都是为了将中国考古学导向更广阔的空间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此都是具有超前意识的考古学理论.     

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

本文评述了与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相关的技术史、考古学和艺术史文献,概述了殷墟治铸遗址的发现和研究状况,分析取得的认识和存在的局限,探讨了在技术演进、文化传播及治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值得深入的问题.     

“第六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11月23至26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和东亚音乐考古学会主办、湖北省博物馆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共同承办的"第六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来自中、韩两国文博系统研究人员、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共计百余人参会。研讨会主要议题有中国青铜时代音乐考古、中韩日三国及东亚其他地区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交流、馆藏音乐文物研究等。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5篇,近40位代表汇报了相关     

菲律宾卡林阿地区陶器制作传统中的社会因素

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研究领域看,似乎技术史是中国陶瓷考古的永恒话题,我们很少关注陶器上所反映的社会史信息,这方面得仰仗他山之石来攻玉。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MiriamT.Stark著、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佟珊翻译的《菲律宾卡林阿地区陶器制作传统中的社会因素》一文,以菲律宾吕宋岛科迪勒拉(Cordilleras)山地卡林阿(Kalinga)地区的原始制陶为例,探讨陶器制作过程的技术风格、陶器形态与装饰的物质模式,所体现的族群划分和社会分界,从物质文化的差别中钩沉社会关系,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回归人类学本位。这类研究对于我们今后拓展原始制陶的民族考古,具有重要的启发。     

评《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

马曜、缪鸾和合著《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一书终于出版了。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欢庆之余,我愿意郑重地向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广大读者推荐。这实在是一本很有创见性的著作。 1963年作者马、缪两位同志曾以《从西双版纳看西周》为题发表论文于《学术研究》第1、3、5各期上。1978年他俩在论文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增补,作为“征求意见稿”(油印本)分送各地学者征求意见,以期精益求精,更加完善。不幸1979年缪鸾和同志忽患胃癌不治病故,马曜同志丧失了一个亲密的合作者;不久他调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行政工作繁忙,直至近年才得机会修改完毕。题为今名出版,距最初论文发表时间已二十余年了。我以自己从事古史研究的体会,觉得研究古史困难很多,除了甲骨金文和文献资料以外,必须利用姊妹学科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因为社会发展     

广西靖西龙腾中屯壮族的原始制陶技术

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调研对象看,华南的许多族群社会、包括汉人社会中都保存大量原始制陶工艺,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调查、充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生付永旭的《广西靖西龙腾中屯壮族的原始制陶技术》一文,首次为我们带来了壮族的原始制陶工艺信息,进一步丰富了原始制陶技术史的民族志文献。     

《考古何为》：一种考古学研究体系的探索

<正>陈雍的新作《考古何为》,包括了考古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田野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涉及考古学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等方方面面,具有考古学概论性质¹。该书系统总结了作者的科研实践及成果,深入梳理了关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建构了一个学术范式或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特色是将结构主义的理念与方法运用于中国考古学的具体研究。     

从《陶瓷职业概况》看二十世纪早期中国陶瓷业

《陶瓷职业概况》成书于１９４３年。作者章继南，实业教育家，曾创办江苏玻璃科职业学校，后任江西省立陶瓷科职业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节节清退，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下，把政府西迁至陪都重庆。在四川创办江津窑业学校，聘章继南为校长。该书是他在任校长期间，受编译馆的委托编写而成。全书共约五万三千字，内容共分“制造厂所”、“学校”、“研究所”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全国各地的陶瓷生产状况，特别是罗列了四川、江西、湖南等十六省市陶瓷生产概况，对一些颇有影响的窑场记载较为详细，包括内部分工、生产技术能力、产品种类及其销售价格，并辅之以图表。第二、三部分篇幅不大，分别记载了１０余所陶瓷专业学校和７处试验所。这是研究本世纪早期我国陶瓷工业的珍贵资料，作者先后在江西、四川任陶瓷学校校长，长期从事陶瓷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曾负责四川江津利用窑业公司，对陶瓷工业较为熟悉，书中提供的许多材料或为自己亲身经历考察所得，或为档案材料，正如作者在其《卷头语》中所说：“所幸景德镇、醴陵、德化、石湾、江津诸地，陶瓷制造产销状况，或译自他集最近数十年之记录，或曾躬亲调查所得之结果，均属实况，尚以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该书是作者为江津窑业学校...     

关于陶瓷考古的几个问题--代《南方文物》"土与火的艺术"专栏主持辞

就现有的考古资料看．瓷器是中国古代东南部居民创造的文明之一．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该地区的浙江、江西、福建三省的瓷窑场一直独领古代世界瓷器生产行业的风骚。从瓷器出现开始,瓷器产品和制瓷技术便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考察瓷器和瓷器生产技术的发展、演进及其在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传播情况,既是研究陶瓷手工业史的主要内容,也是探讨古代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特征及物质文化交流史的主要内容之一。缘此．古代陶瓷器物、陶瓷窑址及其相关的古代文化遗存便成为考古学关注的内容,陶瓷考古随之产生。但是回顾陶瓷考古数十年的发展历史,我们认为在古陶瓷研究和陶瓷考古研究领域明显存在有以下几个问题。现分别予以论述。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

西方考古学中聚落考古的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由张光直首先引入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20多年中,聚落考古学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家对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比较熟悉,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可以说,聚落考古学当前已经与地层学、类型学一样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欧文·劳斯这篇与张光直的名篇同名的文章都是发表于1972年。在那个年代,西方考古学中的聚落考古研究正是方兴未艾。虽然同为全面介绍聚落考古学的论文,但劳斯在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上与张光直却有很大的不同。张光直主要侧重聚落考古在社会关系研究方面的作用,与威利和特里格一样认为聚落考古就是运用考古资料进行社会关系的研究。而劳斯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看待聚落形态概念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受系统论的影响较大。将这篇文章与以往介绍到国内的聚落考古方面的文献结合阅读,会对西方聚落考古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劳斯认为一个人群的生活系由三个系统所组成,即生态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反映了对环境的适应和资源的利用,文化系统系指人们的日常行为,社会系统则是指各类组织性的群体、机构和制度。在针对过去人类生活的全部问题中,聚落形态的概念(本文作者用的是残存聚落形态,指出了聚落形态作为考古遗存和研究对象的特点,认为它是由人类行为点的网络和每个点位的行为组合所构成)在与此三个系统有关的研究中特别有用。运用聚落形态方法,不仅可以研究文化的社会关系方面,也可以研究文化的生态和行为方面。在实践中,可以从这三类系统所拥有的亚系统入手,寻找证据以重建以上三类系统,复原人类的生活。他将聚落形态分为三个类型,即分散型、集中型和共生型。其中最有启发性的是维生和专职共生形态,它为研究文明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工具。另外,从聚落形态的概念出发,劳斯还探讨了文明与城市化的区别及其在考古学实践上的价值,也颇有意义。     

新考古学论纲

考古学(Archaeology)一词源于古希腊文,意即研究古代或古代事物的一门科学.17世纪后,其涵义稍有改变,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进行的研究.严格说来,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但这仅为狭义考古学的定义.广义考古学是指对考古调查发掘所发现的一切遗物、遗迹,包括对各种动植物、矿物等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一门学问,它有充实的内容,周密的方法,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目标.上述为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学家采用放射性碳十四测定年代法、统计分析和计算机模拟系统等先进科学方法,发展了一种更加精确的技术,应用于古代人类制品的研究.这些现代技术根本上改变了对历史证据的看法,标志着考古学从研究文化史到研究文化发展过程的转变,这便是"新考古学".     

耀州窑研究二题

一、耀州窑非“鼎州窑”辩证随着耀州窑考古发掘及其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同志指出:铜川市黄堡镇唐宋耀州窑即就是唐人陆羽《茶经》中所说的“鼎州窑”.这一论断是我国陶瓷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它既涉及到耀州窑发展史的研究.同时又确指了“鼎州窑”的发现与窑址所在,似乎解开了千年“鼎州窑”之谜.然而,此说是值得认真研讨与商榷的.     

骆驼墩文化遗存与太湖西部史前文化(下)

2011年10月28～30日",骆驼墩文化论坛——骆驼墩文化遗存与太湖西部史前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宜兴召开。会议围绕"骆驼墩文化命名"问题展开讨论,对骆驼墩遗址的发现,骆驼墩文化遗存的性质及内涵、学术意义、价值定位、文化交流、保护利用进行了界定,提出建议;并就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划分及其标准,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方法和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新石器时代晚期鄂豫陕间文化交流通道的初步研究

考古学文化或早期部族、国族文化的地域间碰撞与交流在地理上当依赖一定的通道,这种文化交流的通道既影响着某一考古学文化的地理分布,同时也是该区文化同周围其它区域文化联系、往来的必要前提。考察这样的地理通道不仅有助于确定考古学文化地理分布及其传播路径,同时也是研究早期区域历史地理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以鄂豫陕间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扩散、交流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这一地区各文化间交流的具体通道,来探讨当时该地理范围内考古学文化碰撞、交流在地理上的表现特征,并探求受自然地理状况影响的文化交流通道对于人文地理格局的影响。     

论“窑系”概念的形成、意义及其局限性

“窑系”概念形成于20世纪,曾经在古陶瓷研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本文作者认为,“窑系”的划分并不能从时代和生产规模上反映出瓷器手工业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对地方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研究无太大意义。“窑系”的概念显然是从收藏和鉴赏的角度出发,并且受到了古人从收藏角度出发而编撰的谈瓷文献的影响。因此,从考古学的角度审视,就必然会感到这一体系的不足和局限性。     

江西鄱阳长山窑址考古调查简报

2020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复旦大学、江西鄱阳湖博物馆联合对鄱阳长山窑址进行考古调查,通过采集标本判断,该窑址为是晚唐五代时期鄱阳地区的民间窑场,产品以酱黑釉器为大宗,还有少量的素胎器,器型主要为碗、罐等日常生活用器。该窑址为晚唐五代时期环鄱阳湖区域窑业布局的节点之一,对研究江西地区窑业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为研究唐五代时期陶瓷发展史提供了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