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与简牍学的产生及新发展

敦煌汉简出土时间早、数量庞大,直接促成了近代简牍学的产生。其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资料丰富,又为二十世纪简牍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料支撑。进入新世纪后,在“融通汉唐”的史学潮流中,作为连接简牍学、敦煌学桥梁的敦煌汉简,将成为简牍学甚至整个出土文献学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的突破口,值得重视。     

悬泉汉简中的建除占“失”残文

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3年对敦煌悬泉置遗址进行发掘,获得大批汉代简牍。考古工作者已陆续发表了发掘简报和部分简牍释文,还出版了《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为研究汉代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本文要讨论的悬泉汉简建除占"失"残文,其释文最先见于何双全《汉简〈日书〉丛释》一文(以下简称"何文"),经胡平生、张德芳校核后又收入《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以下简称"《释     

《竹木春秋》征引敦煌汉简商榷

《竹木春秋———甘肃秦汉简牍》作为《陇文化丛书》的分册之一 ,由西北师范大学王震亚先生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9年 7月出版 ,全书十八万字。是书重在系统介绍和总结甘肃简牍 ,其功和过自会有人评说。因为其中有一部分属于“敦煌汉简” ,当然也会有人将之列入广义的“敦煌学”。只是由于书中对一些“敦煌汉简”作了不太适当的介绍 ,怕会引起不少人的误会。在此希用贵刊宝地 ,借对有关内容正名之机 ,向王先生求教。一、“敦煌汉简”简介既是谈有关“敦煌汉简”的问题 ,当然就有必要就“敦煌汉简”的发见史作一简单介绍。在此基础之上 ,再…     

简牍制度新探

本世纪以来,古代简牍实物大量出土,为我们讨论简牍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12年,寓居日本的王国维受到斯坦因从敦煌长城烽燧遗址发掘的简牍和橘瑞超从新疆所获简牍资料的启发,撰写了《简牍检署考》,广采文献所记,详考简册版牍之制度。其后,讨论简牍制度者甚多,重要的有1939年傅振伦著《简策说》(《考古》社刊第6期),1957、1960年劳干分别发表《居延汉简图版、考释之部》(史语所专刊二十一、四十),1964年陈梦家著《实物所见简牍制度》《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1976、1980年马先醒撰《简牍通     

1995—2005年敦煌悬泉汉简研究综述

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肃省考古所对敦煌悬泉置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出土有简牍、帛书、纸文书、墙壁题记等各类重要文物7万余(枚)件,其中简牍近2万枚,是甘肃又一次大规模出土简牍的考古发现,因此,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随后陆续有少量介绍遗址概况和悬泉简学术价值的文章。经过初步整理,甘肃省考古所编写了《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简称《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简称《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简称《释文选》)等三篇资料性的文章(均载《文物》2000…     

《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评介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张德芳新著《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以下简称《集释》）,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甘肃秦汉简牍集释”系列成果之一,于2013年12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新莽简时代特征琐议

<正> 断代是简牍研究的重要课题,它对提高简牍的史料价值具有重大意义。简牍断代的方法有多种,其中最可靠的是根据简文记载的年号断代,但简牍中载有年号的毕竟仅占少数,因此对大部分简牍而言还必须借助于其它方法:如对墓葬出土的简牍可以根据墓葬的年代判断;遗址出土的简牍情况更复杂,因为许多遗址曾较长时间被使用(如居延、敦煌之障燧遗址),则还须根据简文中具有时代特征的职官、地名、人名、字词等来判断。 居延、敦煌汉简中,新莽时期的简牍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已故日本著名学者森鹿三先生曾写过《居延出土的王莽简》一文,做了比较系统的归纳总结,其中关于数量词有如下几个(与西汉简相比较):     

简牍所见“士吏”研究综述

"士吏"作为职官虽见于传世文献,但其记载过于简略,长期不被学者重视。二十世纪简牍大量出现,"士吏"逐渐为学者所关注。无论是以居延、敦煌汉简为代表的西北简,还是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这样反映行政机构情况的简牍,其中都有关于"士吏"的记载。这些出土简牍加深了我们对"士吏"的认识,为研究"士吏"提供了材料支持。     

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涉及的相关问题

本文就1998年敦煌小方盘城出土的一批简牍中涉及到的玉门置、甘露二年将军起居簿、边塞挈令、举书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证实了玉门置的存在,补证了悬泉汉简中所记敦煌有九置而"总数缺一"之记录;甘露二年将军起居簿则是反应破羌将军辛武贤在敦煌玉门关一带活动时的重要证据;边塞挈令第六是为处理北方边塞上一些与军事相关的具体问题而使用的袖珍版的资料汇编;举书举荐的是一个名叫江君的张掖农都尉被举荐为礼乐长的事情.这些内容都是以前敦煌简牍中没出现的问题,对于填补敦煌汉代历史的空白具有重要价值.     

敦煌汉简中的一件买卖契约

<正>由于墨迹漫漶、简牍残损等原因,敦煌汉简846的释文、内容及性质等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正确认识和解读,从而遮蔽了该简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本文拟从释文校订入手,重新讨论该简的内容,进而揭示其买卖契约的性质以及社会经济史价值。该简目前已有三种不同的释文版本,一是整理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的释文^[1],二是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吴礽骧《中国简牍集成》的释文^[2],三是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的释文^[3]。《集释》本订正了部分以往的误释,补释了很多先前未能识别的文字,书中还公布了该简的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比早年公布的黑白图版更为清晰,但仍有部分文字残损或墨迹漫漶,给释读带来一定难度。细审图版,可知以往诸家释文皆有需要进一步修改的地方。这里先将校订后的新释文写录如下,然后逐一展开讨论。     

冨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评介

自20世纪初西北汉简陆续发现后,学界开始了对汉简的多方面研究,王国维、罗振玉、劳干等在汉简研究上曾有卓越贡献。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敏锐觉察到简牍在研究中国古代史中的重要价值,开始注意简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涌现出森鹿三、大庭修等一批在简牍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并发表了一些颇具分量的论著．由虿谷至著,刘恒武译,黄留珠校的《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述说》）一书,就是近年日本学术界汉简研究的力作之一：     

马家塬战国墓和六盘山区域古代交通开辟刍议

马家塬战国墓是六盘山区域北方少数民族墓葬中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墓葬,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秦与西戎及北方民族的关系提供了翔实资料。河西汉简中的“驿置道里簿”中详细记载了汉代长安到敦煌的驿道地名。考古发现和简牍材料的结合．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秦对六盘山区域的开发和六盘山区域古代交通的开辟情况。     

张家山汉简《盗律》集释

本文是笔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的第二篇。文章在保存整理小组原注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先秦两汉文献及唐宋明清律令的相关资料、秦汉简牍资料以及当代学者有关张家山汉简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对张假山汉简的进一步研究贡献微薄力量。     

简牍中的体育健身资料及其史料价值

<正>20世纪以来,国内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其内容极为丰富,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深入。这些简牍中,还包含有为数不少的有关体育健身的珍贵资料。一、出土简牍中的体育健身资料及研究概况。西北简牍(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伍)》,中西书局,2011—2016年。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壹—肆)》,史语所,2014—2017年。张德芳主编《居延新简集释(一—七)》,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     

近十年西北简牍研究述评

1991年是中国简牍学研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 ,是年 7月 2 3日至 8月 2日 ,在兰州召开了首届国际简牍学研究学术讨论会。来自日本、我国大陆、香港、台湾的 70余名学者会聚一堂 ,共同就简牍学研究进行了个泛而热烈的探讨。他们来自文物考古、历史地理、书法艺术和科技文化等学科 ,提交论文 80多篇 ,范围广泛 ,包括简牍概述、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敦煌、武威等地出土的汉简以及楼兰发现的魏晋简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思想、科技等重要方面 ,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了简牍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提出一些新观点、新…     

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 武威医药简牍的出土,不仅是我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的医药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解放以前,在我国西北地区曾经发掘出大批汉简,其中多数为帝国主义分子掠去。而在过去发现的汉简中,有关医药的简牍又寥寥无几。如《流沙坠简》中所载汉简,属于医药的简文都比较简单,且多残缺不全;《居     

近20年敦煌悬泉汉简研究综述

近年来,敦煌悬泉汉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20年来,从考古成果的初步报道到发掘简报的正式发表,从研究论文的大量涌现到研究专著的先后出版,悬泉汉简的研究体现出逐步深入的特点。简册研究是悬泉汉简研究的一个亮点,由于发掘科学,一批简册保存了出土的原貌,为简牍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关于西域、羌族、传置、邮驿、人名、人口、西北地理、法律、纪年、语言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部分研究还体现出系统化的特色。随着悬泉简文的全面公布,悬泉汉简的研究还会有更多收获。     

信息之窗

博物馆 日前,长沙市人民政府特聘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研究员为简读博物馆陈列艺术总监,并期望在徐湖平研究员的指导下,使长沙简牍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以独有的品)贡、全新的风貌和精湛的艺术魅力,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据专家介绍,1966年,长沙出土了14万枚三国孙吴简牍,其总量超过了我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简牍是20世纪我国继甲骨卜辞、居延汉简、敦煌文书之后在古文献领域的又一重大发现,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李     

汉代候官研究述论

汉代的候官,是随着西北汉简的发现而渐次发展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近百年来,经过简牍学者前后不断的努力,在汉代候官的职能与性质、组织机构与人员构成、内部管理、后勤管理等方面取得重要的研究成就。但是,前人的研究结论亦须要认真梳理、修正和补充。以往学界以简牍资料为主的研究,学术视野仅仅局限于汉代西北边郡候官,普遍忽视了简牍、印章、封泥等资料中反映的南部边境、内郡、诸侯国等汉朝疆域内其他候官的设置、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汉代候官的置立与兴衰变化,联系着汉帝国政治形势与策略的变化。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从简牍资料记录的候官日常工作中分析其运行机制、形态和功能,集中剖析和评价候官与汉代政治关系、候官的历史作用,对认识汉代社会历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今后研究应注意的方向。     

汉简所见社与社祭

社与社祭是汉代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传世文献有零星的记载。上世纪以来西北出土的汉简中保留了一些资料,十分珍贵。本文根据居延、敦煌汉简中的社与社祭资料,对汉代屯戍组织中社的设立、社祭时间、主祭人员、仪式、社祭用品、社事费用的筹集方式,以及此类社的性质等问题,逐一做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