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

正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2世纪间的印度北部犍陀罗地区,是糅合古印度原始佛教艺术与希腊雕刻艺术于一体的一种造型艺术,即所谓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原佛教造像出现于东汉晚期(约公元700年),东汉、三国、两晋时期的佛教造像比例失调,还没有形成单独的体系,显示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原始性的一面。十六国时期,佛教艺术进入初创阶段,佛教造像的创造尚处在模仿吸收外来佛教艺术阶段,这     

犍陀罗艺术与中国早期佛教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来自于古印度的犍陀罗艺术随着佛教的东传而逐渐在当时中国的西域和内地传播开来。犍陀罗艺术主要由往来于丝绸之路间的中外使节、僧人、手工艺术匠人和商旅从印度,通过西域于阗、龟北地区,而后再经过河西走廊传到内地的。目前在古西域遗留下来的佛教石窟壁画中,可以发现不少受到犍陀罗艺术影响的汉地佛教艺术遗迹和印度佛教艺术(包括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这一源于异邦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传播并逐渐与中国本土艺术结合,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艺术特点。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 (二)西北印度造像(7-12世纪)

印度西北部的贵霜王朝建于公元45年,定都于犍陀罗。至公元2世纪前期,贵霜王朝的统治者推崇佛教,大建寺塔,雕凿佛像,开凿石窟寺。     

犍陀罗与马图拉造像艺术比较研究

犍陀罗艺术和马图拉艺术是贵霜王朝时期大乘佛教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最重要的两种造像范式,两种佛像的雕塑材料、造型特征、艺术风格上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本文将两者进行比较,介绍了犍陀罗和马图拉艺术的文化、地理范围和分期,列举了犍陀罗和马图拉造像艺术的主要差异性。根据两地出土文物证实,两者虽然归属于独立发展的艺术体系,但两者之间始终联系紧密、互为影响。马图拉艺术所代表的印度本土因素,在犍陀罗艺术形成初始期就已经对犍陀罗造像产生影响,并一直持续至犍陀罗艺术晚期灰泥阶段。受犍陀罗艺术"迦毕试样式"的影响,贵霜时代马图拉艺术出现了着通肩式佛衣、身材矮短的佛像。笈多时代马图拉艺术在融合犍陀罗灰泥造像的基础上创造了"湿衣佛像",并以此完成了印度佛像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断融入亚洲人审美特征、逐渐向着东方风格佛像回归的整个历程。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石刻造像选粹

##正##佛教艺术最晚至东汉(公元二五～二二○年)就已在中国流传,四川等地发现的铜摇钱树和摩崖石刻上都曾找到过佛像。这些佛像的造型风格受犍陀罗佛教艺术(Gandhara,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其佛教艺术是希腊和印度风格融合的产物)的影响。旧金山     

新疆库车新发现的卢舍那佛像刍议

古龟兹地区(今新疆库车、拜城一带),卢舍那佛像不仅见于克孜尔这一具有浓郁龟兹本土特色的石窟中,也见于有浓郁汉地风格的库木吐拉和阿艾石窟所谓的“汉风”洞窟中,从而形成龟兹本土和汉地两个不同的系统。这主要由于唐朝对龟兹的经营开发,使汉文化,包括汉地佛教及其艺术进入龟兹所致。特别是新发现的阿艾石窟中的卢舍那佛像,窟内古代题记中包含其尊名。此像的面世,为学术界确切命名这类佛像提供了最直接、准确的参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看龟兹乐舞

<正>龟兹艺术是融汇东西文明的十字交界点,它将犍陀罗雕塑艺术、古希腊美学艺术、印度佛教艺术、中国汉唐人物绘画艺术巧妙地融为一体,使其富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内在的渲染能力。犍陀罗艺术形成后,通过文化的不断传播和交流,促进了龟兹乐舞的多元多样,甚至流传至日本、韩国,对亚洲乐舞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北魏金铜佛板图像所反映犍陀罗文化因素的东传

已发现的北魏中期金铜佛板,虽然数量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早期佛教物质文化的发展面貌。佛板主要因素来自于犍陀罗浮雕大神变图像,细部表现更多地吸收了此前传入汉地的犍陀罗和西域文化因素,经过整合设计形成的新型图像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金铜佛板浓缩了众多佛教文化因素,便于持有者随时随地礼拜和祈愿,系汉地产生的创造性的佛教造像形式。     

犍陀罗佛教美术综述

试综述犍陀罗佛教美术表现手法,从早期的写实主义西方样式至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时期的独特风格及公元二世纪至三世纪之间深受罗马帝国及印度秣菟罗美术的影响,到达它的极盛期。印度笈多王朝(公元320—600年)兴起,犍陀罗美术即使没落,也对中亚及中国的佛教美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龙形象探析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龙形象可分为:蛇形龙、人物形象的龙王、作为瑞兽而出现的龙三大类。蛇形龙及人物形象的龙王应来自印度,瑞兽形龙的来源较复杂,吸收了犍陀罗雕刻、中原文化以及游牧文化的因素。通过分析佛经文献与图像,可知"蛇""龙"在龟兹语境中处于一种"混杂"的状态。     

莫高窟与克孜尔佛教造像背光比较研究

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把不同类型、内容的背光图像组绘在佛像身后,反映了两地佛教思想的表现。克孜尔背光艺术,是犍陀罗背光在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它受龟兹艺术的影响,然后又将这种影响再传入敦煌、云冈、龙门等地,五世纪初至五世纪中叶的克孜尔与莫高窟同期背光,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这表明它们在传承上大致有关联,可以把莫高窟背光看作是克孜尔背光艺术的东传和延续。     

莫高窟与克孜尔佛教造像背光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把不同类型、内容的背光图像组绘在佛像身后,反映了两地佛教思想的表现。克孜尔背光艺术,是犍陀罗背光在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它受龟兹艺术的影响,然后又将这种影响再传入敦煌、云冈、龙门等地,五世纪初至五世纪中叶的克孜尔与莫高窟同期背光,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这表明它们在传承上大致有关联,可以把莫高窟背光看作是克孜尔背光艺术的东传和延续。     

天龙山石窟艺术特色浅析

石窟艺术取材于佛教故事,兴于魏晋,盛于隋唐。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它吸收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佛教艺术与藏传金铜佛

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艺术既有几千年所逐渐形成的深厚传统,又具有丰富的多民族特色,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也在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早期,新疆鄯善地区的佛教艺术具有较多犍陀罗影响,而龟兹艺术却明显富有了龟兹特色,并影响到了周边地区。甘肃河西地区十六国时期出现了凉州样式,进入内地后,魏晋南北朝有了以艺术家戴逵父子、     

从犍陀罗开始:诃利谛的信仰与造像

诃利谛信仰自公元2世纪左右在西北印度犍陀罗兴起,并出现大量的造像。与佛教其他的神灵类似,诃利谛的这些造像也明显带有希腊文化的特征。据图像特征,将之归纳为两种主要样式:持丰饶角式与不持丰饶角式。结论是佛教中著名的夜叉神诃利谛,在犍陀罗时期没有任何夜叉的特征,在那里她只是一个小儿的瘟神,成为夜叉女是佛教后期的编纂。     

克孜尔石窟与莫高窟涅槃经变艺术比较

涅槃经变是佛教艺术中常见并且古老的题材,早在公元二世纪在印度犍陀罗艺术中已经涌现。克孜尔石窟和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涅槃经变是的尤为重要的内容。克孜尔石窟中现存壁画的80多个洞窟中涅槃经变占53个洞窟。敦煌莫高窟中492个洞窟中有14个描绘涅槃经变。由于地域和民族传统和宗教派别的不同,涅槃经变构图也显示出不同的地方特色。考察和比较两处涅槃经变对于研究两地的佛教史、探索两地佛教的艺术特色以及进行石窟的分期,都是有意义的。     

长安古韵 盛世佛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佛教造像选介

<正>佛教发端于印度,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古代长安地处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佛教及其造像艺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中枢。魏晋时期,道安、鸠摩罗什等名僧云集长安弘传佛教,长安成为北方佛教传播中心之一。南北朝时期,长安佛教造像艺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北魏前期更多地借鉴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风格,佛像以面颊丰腴、躯体壮实、着通肩大衣为特征;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造像全面受汉文化的影响,以秀骨清相、褒衣博带的士大夫形象为主要特征。北魏末至北周末,佛像又转为丰颊方颐、体态壮硕,重新回到北方民族的审美标准上。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     

丝绸之路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交流

佛教及佛教石窟寺是古代印度与中国最有特色的文化交流．也是丝绸之路上最能反映东西交流的文化及文化遗存。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自公元2～3世纪也开始了佛教艺术的创作。但在较长的时期内（1～4世纪）,中国内地的佛教艺术一直受印度的影响,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如四川及南方出土的汉晋时期的佛教造像,明显受到秣菟罗佛教艺术的影响。     

犍陀罗艺术东传漫谈

犍陀罗艺术东传漫谈林染今天的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及其毗邻的阿富汗东部,是古印度键陀罗佛教王国所在地。犍陀罗是丝绸之路的支点之一,它甚至在人类文明进程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１９世纪,从印度到达犍陀罗区域的最早的西方旅行家,在富楼沙（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     

试论南北朝造像中的笈多艺术特色

<正>佛教自公元1世纪由印度传入我国后,佛教艺术亦随之产生,佛造像艺术从传入伊始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依。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像在吸收印度笈多艺术的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出沉静内省、轻盈飘逸的佛像艺术特色,迎来了中国佛教造像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一、印度笈多艺术特色印度笈多王朝(320?600)是继孔雀王朝之后又一统一印度的大帝国,孔雀和笈多王朝是印度历史上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