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陕北方志中的农业信仰风俗探析

陕北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造就了特殊的农业信仰风俗,包括自然神和天象神、农业先祖神、龙王等灵物、畜力神、祈子神以及其他和农业灾害相关的神灵信仰及各种神灵报赛和庙会等习俗活动。这些神灵信仰从不同角度反映或影响着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代陕北的皮毛贸易与地方革命

皮毛贸易是近代陕北的支柱性产业,不仅改变了当地商民的生产经营结构,同时对保障官府财政收入、刺激经济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陕北民众的革命情绪较为薄弱。1931年前后,受美国经济危机和日本强占东北影响,皮毛出口停滞,陕北地区出现现金缺乏、税赋难征、商民失业的状况,而官方却执行了更为严苛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导致城乡经济破产,社会秩序崩溃。在此背景下,中共党组织开始有意识地对失业者和贫民进行帮扶和引导,向他们提供自卫和互助的保障,通过抗捐抗税、分田分粮等活动,以军事方式组织民众,扩大武装力量,根据地发展表现出迅猛的态势。皮毛贸易的衰落成为陕北地方革命运动由低潮转向活跃的关键性因素。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以陕北为例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创造的宝贵的物质精神文化资源。在国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前提下,高校思政教育不断加强其实效性的要求下,将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引入高校思政教育可以塑造大学生的中华民族精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论文以陕北为例,初步探析如何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不断加强当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修志的苦与乐——两任主编谈修志体会

我连续两轮担任《清流县志》主编，又出任第二轮福州市《台江区志》主编。期间主编和编辑《客家撷英》、《龙津明珠》、《灵台山》等文史类书籍51本；个人论文、文艺作品等收入《海峡客家》等70余本书刊，还出版长篇小说《商潮》、散文《凝望石狮》等10部，百余万字，发表方志论文150余篇。历经20余年的修志风雨，俨如一只小鸟，在方志丛林里，蒙各级领导、方志同仁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呵护，展翅飞翔在方志蔚蓝的苍穹，目瞩这片天空的瑰丽多姿、风情万种，尽一片绵薄之力，与全体方志同仁共同推进方志大厦的构建，弘扬泱泱之中华文化，是我的至上欣慰。     

民初北京政府的治国困境——以减政主义为中心

因为财政支绌,减政主义一度成为民初北京政府的执政理念.然而,在民初复杂的社会背景下,非但减政政策执行不力,还损害了其他政令的推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讲,减政政策是北京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因为一旦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必然会激化各种矛盾而不利于初定的社会秩序.因此,甘冒风险推行减政主义则正是民初北京政府深陷困境的集中体现.     

修志违法行为的认定与处罚

<正>修志违法行为是指在修志过程中,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给修志工作造成影响和损害,有过错的(行政)行为。修志法律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它的主体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即各级地方志办公室;客体是修志行为。针对修志违法行为,本文将从编纂单位的修志违法行为和修志编纂人员的违法行为的认定与处罚两方面进行剖     

求真务实铸志魂——魏桥先生修志实践与方志学说研究

求真务实的精神贯穿于魏桥的修志实践和方志学说,主要体现在注重实干、尊重实际、探求规律、遵循规律、解放思想、力求创新等方面,它既是魏桥作为方志名家的显著特征,也是在这种修志实践和方志学说引领下的浙江地方志事业的最大特色。     

林业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陕北沙区为例

林业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再生资源,具有很多的重要功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促进人类社会持续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为了让陕北地区的林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本文针对陕北沙区林业资源保护的现状进行相关的分析,并尝试性提出一系列改善措施,加强林业资源的保护,实现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从官诬闹漕案看清代地方官漕政理念与地方社会治理——以陆名扬闹漕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作为清代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其财政理念、办漕态度与对国家政策执行的差异性直接影响漕粮征派在地方社会的进行.在清代漕政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不法州县官不时擅用制度缺陷,运用种种策略与绅衿周旋争利,不同的社会治理思想亦对漕案的兴起、发展、善后产生影响,从而决定地方社会秩序状况.本文以陆名扬闹漕为典型个案,考察地方官对漕粮征派的执行情况及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揭示清嘉道时期漕案频发、官民冲突加剧的内在原因,以及地方社会的应对策略和效果.     

专家修志的成功范例——评《江苏建置志》

<正>修志工作既是一个地方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又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新修方志开展以来,方志编纂的主体是各地方志办的同志,尽管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有参与,但基本属于"顾问"性质,参与度明显不足,专家主修成果可谓寥若星辰。《江苏建置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版)的出版为专家修志开了好头,也树立了方志办如何吸纳专家深入修志第一线工作的范例。     

地方高校政用产学研合作模式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为推动政用产学研的快速发展,推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我们有必要结合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际与特色,对政用产学研合作模式进行科学的创新与探索.通过构建以政府、高校、企业为主体,以用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3+1+1合作模式,有助于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高校的智慧优...     

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

11世纪七八十年代 ,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 (皇权 )与民众(个人 )之间的士绅阶层 ,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 ,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 ,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 ,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理” ,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新的经典 ,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 ,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 ,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 ,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     

晋制与君统——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的流变

晋制和君统,是魏晋南北朝陵墓发展脉络中最鲜明的两个特性,也是理解魏晋南北朝陵墓制度两个有效的切入点。尽管晋制在概念层面上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仍可用于指代包括帝王陵墓在内墓葬俭省和约束的特征,进而展示西晋墓葬和曹魏、东晋墓葬的关联性。十六国、北朝和南朝的陵墓,则在陵区选址、陵墓石刻、墓葬形制与壁画等诸多方面彰显了皇权的伸张,显示出君统对陵墓制度的深刻影响。     

地方传奇、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参观者为中心的研究

文章在探讨地方、地方传奇、集体记忆、国家认同等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西方学者从地理学视角对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用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等方法,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游客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地方、地方传奇与游客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及地方传奇唤起了游客的集体记忆,增强了爱国情感。而这种爱国情感正是国家认同的一部分。研究尝试把地方传奇(placemyth)作为概念引入记忆地理研究领域,作为对该领域"传奇"(myth)这一概念的拓展,以期对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丰富、文化地理研究的发展有所裨益。     

战时地方的军、政对立——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的关系为例

抗战时期各个地方推行的"军人治政"并未促进地方的军、政关系,反而因为军队"派系化"问题激发出较为严重的军、政对立。第五战区久驻湖北,逐渐体现出"桂系化"的特征,并发展为一个军事利益集团。严重代理湖北省主席时尚能与第五战区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出身中央军嫡系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理湖北省政后,军、政双方迅速走向对立。围绕着鄂东的人事任免问题和鄂北的军粮征集问题,第五战区和湖北省政府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和争斗。在这类军队系统侵夺地方行政大权所引发的军、政对立中,派系因素始终是其重要原因。     

明代的藩王继统与庙制变革——以永乐、嘉靖为中心

明代庙制建立于洪武时期,以后屡有变革。而藩王继统是引起庙制变革的主要因素,如永乐、嘉靖二朝,尤以嘉靖朝的庙制变革为巨。永乐篡权夺位的政治斗争,反映在庙制变革上首先是永乐皇帝排除建文一系,重构宗庙象征的帝系传承,明代宗庙帝系残缺由此开始;其次,永乐迁都也造成“一国二庙”的双庙制出现。嘉靖时期庙制变革以“大礼议”为起点,持续了二十多年。嘉靖庙制变革包括两个阶段:世庙与太庙并存;兴献帝“称宗入庙”。与此相联系,宗庙形制经历了“都宫之制”和“同堂异室”的轮回。     

着力彰显地方特色 潜心探索资政育人——第二轮《肥东县志》修志实践与理论回顾

回顾《肥东县志(1986—2005)》十年的修志实践过程,地方志工作者从彰显地方特色以资政育人的角度,总结二轮《肥东县志》的有益经验,阐述特色做法,突出人文特色、彰显历史特色、展示文化特色、体现传统产业特色,潜心探索资政育人道路,以期在乡镇志编纂和即将开展的三轮省、市、县志编纂中发挥借鉴作用。     

民众迁徙、家园符号与地方认同——以洪洞大槐树和南雄珠玑巷移民为中心的探讨

山西洪洞大槐树与广东南雄珠玑巷是众多移民及其后裔心目中精神家园的象征。在被塑造成为家园符号的过程中,两地在有关移民的迁徙缘由、时机选择以及文字记载等方面有诸多的相同之处。但是,洪洞大槐树移民与南雄珠玑巷移民毕竟是分处两地且在不同时代的移民,因此在迁徙的动机、规模以及组织领导等方面都有与众不同之处,并进而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象征。洪洞大槐树与南雄珠玑巷本是地方的具体物象,但是却都不约而同地超越了区域的限制而成为众多人士追溯身世的主要参考,成为其心理认同中的家园。在这一过程中,家谱、族谱以及方志记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