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佛教石窟中的飞天

本运用史籍献、实物资料探讨了佛教石窟寺绘塑造像中的飞天在佛教弘传中的功用。飞天造形艺术的产生、发展,外来中国化的演变过程。     

青海“花儿”的取事与喻理

青海"花儿"是流传于青海地区各民族中的一种口头传唱的民歌,是一种质朴生动的民间文学形式,它的主要功用是表达男女间互相爱慕的思想感情,兼有讽刺和劝化的作用。正因为"花儿"的这种功用,所以"花儿"也被视为"野曲",禁止在家里或某些严肃的场合演唱,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下如民间庙会、"花儿"演唱会,或者在野     

甘肃省西和县法镜寺石窟调查与研究

法镜寺石窟是陇南市境内开凿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石窟之一。现存24个窟、可见造像(含残骸)19身,清康熙、雍正年间碑3通。石窟始凿于北魏中晚期,其开凿与古代少数民族活动有某种联系,或与仇池国有关。法镜寺自古佛教活动兴盛,石窟所在的石堡乡"五台山"之名当是在崇拜文殊菩萨、渴求巡礼五台山的背景下产生的。而法镜寺的中心柱窟则体现出佛教石窟艺术由印度风格向中国风格的转变、石窟开凿的大体年代,北方丝绸之路和陇蜀祁山古道对于佛教及其石窟艺术传播的重要性。法镜寺石窟保护现状堪忧,建议有关部门进行修复、保护、研究、开发。     

佛教石窟造像功用思想研究——以凉州、敦煌、麦积山、云冈等石窟造像为例

通过文献、实物资料,此文对佛教造像功用思想的起源发展演变进行梳理,对佛教石窟造像功用思想进行探讨,主要以凉州、敦煌、麦积山、云冈石窟中的个例,从窟主、形制、造像题材等方面来分析,探究洞窟功用思想。     

论袁黄与佛教

袁黄(1533—1606)是明朝后期一位著名学者、思想家。他与禅僧云谷法会等交游,受佛教"即心即佛"、因果报应等观念影响,由消极认命的宿命论者转变为积极积善改过的立命论者,佛教改变了袁黄的世界观、人生观,改变了他一生命运。袁黄奉持立命论,奋发作为,行善劝善,传授举业,出仕为官,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很大影响。袁黄护持佛教,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复兴,对后世佛教传播也做出了贡献。     

纺轮与纺专

纺轮与纺专是原始的纺绩工具。纺轮主要用以纺纱,纺专则用于把细纱并合、施捻合股成线。二者功用有别,犹如近世之纱锭与线锭。前者有牵伸作用,后者则否。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纺轮。以陶质的最多,石质其次,骨质及木质的也偶有发现。陶土有极大的可塑性,易于加工,具有一定重量,制成的纺轮旋转时     

扶风出土的唐善业佛及相关问题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随着佛教社会化和世俗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从魏晋以降迅速发展起来的修寺造像之风到唐代日益兴盛,而善业佛作为佛教造像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当时亦有了发展。本文仅就扶风出土的善业佛及其渊源、用途等问题略作考述。     

孙中山与佛教

孙中山尽管对佛教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他对佛教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佛教的教义、佛教的功用等有相当的了解,他从佛教中获得了一些有助于国民革命的启发,对佛教"灵境"也有亲身的感受.孙中山在处理有关佛教事务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不仅在法律上确立佛教的平等地位,而且积极支持佛教的革新和佛教团体的建立,对蒙藏活佛、寺产等佛教事务的处理,提出了较为稳妥的办法.孙中山对佛教的认同和对佛教事务的妥善处理,赢得了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生前,佛教徒给了孙中山以有力支持;死后,佛教徒给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以高度评价.     

扶风出土的唐善业佛及相关问题考述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随着佛教社会化和世俗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自魏晋以降迅速发展起来的修寺造像之风到唐代日益兴盛,而善业佛作为佛教造像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当时亦有了长足发展。本仅就陕西扶风出土的善业佛及其渊源、类型、用途等问题略作考述。     

唐代扬州铸镜考实

扬州是隋唐铜镜的重要产地。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这一时期涉及扬州铸镜的相关文献,并结合考古发现中若干可能与扬州有关的铜镜实物,初步探讨了隋唐时期扬州铸镜业的兴起,上贡的不同形式及过程,铸镜的特征以及铸镜业的性质等问题。     

论中古时期佛教类书的编纂

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止隋唐五代间,佛教类书产生并发展起来,佛教类书是类书编纂形式在佛教典籍中应用与发展,其功用主要是利僧众行文翻检的资料汇编。《经律异相》《金藏论》《法苑珠林》《释氏六帖》等就是中古时期佛教类书的主要代表,它们的出现构建了中古时期佛教类书的发展史。佛教类书与世俗类书最大的不同是佛教类书有为宣讲佛法做资料准备的作用,其或者就是佛教讲经、说法的底本而被直接应用到佛法的弘传中。     

三角缘神兽镜的学术源流

本文旨在梳理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古代史研究和古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学术源流,结合中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三角缘神兽镜的定义、三角缘神兽镜与邪马台国论争、"魏镜说"、王仲殊先生的三角缘神兽镜研究、三角缘神兽镜与日本早期佛教的传播等问题,为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奠定基础。     

炽盛光佛变相图中的土星形象演变

梳理土星源流可以发现,在佛教图像志中的土星神格形象受到印度神话中焰摩天形象的影响。随着密教经典的传播和佛教中国化的不断深入,土星形象不断发展演变。在炽盛光佛变相图中,土星形象由早期佛前"牵牛者"、中期佛前"燃香者"到晚期的"迎佛者",由"形似婆罗门"演变为着汉式服饰的老者形象,由执板册到手持香炉形象的演变。梳理出其在各时期的形象特征、演变情况,探究土星形象演变的社会历史因素及其在此过程中功能的转变可知,土星形象的变化与时代背景、美学思想、儒释道合流、民间审美等多种因素相关。     

汉代铜镜上的“九子母”图像——对“三段式神仙镜”的再认识

仔细辨识"三段式神仙镜"上区图像,并结合铜镜铭文,可知"三段式神仙镜"上区图像应为"九子母"画像,此类铜镜宜定名为"九子镜"。这种铜镜大概于东汉后期首先由四川地区的工匠制造,后流传到陕西,一直到三国魏晋时期还有零星生产。     

从平城到邺城——聚焦于墓葬文化的变迁

从平城时代到洛阳时代,再到邺城时代,北中国东部地区的墓葬文化既连续发展又有变化乃至突破。作者用"从平城到邺城"来概括这一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葬俗、葬制和墓葬空间的营造几个方面来讨论墓葬文化的变迁。北朝是佛教日渐昌隆之世,这一时期佛教也与墓葬产生交集,因此本文同时对佛教的角色和地位进行了考察。     

秦铁官体系与冶铁业新识

秦冶铁业由官营与私营两部分组成。官营冶铁业可分为内史与少府两个体系:内史下设地方铁官,主要负责生产农具和工具,由官府分配或出借,也生产一些生活用具,由铁市官出售盈利;少府铁官主要为王室提供铁兵器等。私营冶铁业在秦统一过程中被纳入其手工业体系,促进了秦冶铁业的发展。秦统治者始终保持官营冶铁业的主导地位,对冶铁原料、劳动力、成品和废旧铁器都实行严密的管控。     

“阿魏”多源考释与佛教戒食

"阿魏"自唐代以来的文献中多有记载,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名源和内涵、意义等缺乏梳理。作为一种外来植物,"哈昔泥"、"鹤悉那"、"熏渠"、"兴具""形虞"等众多的异名均具有鲜明的域外文化烙印,历史上曾有几条阿魏的传入路线,进入中原后受到内地的广泛认可与欢迎,在中国传统的医药史和饮食生活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功用。味道极臭的阿魏可以驱虫、治疗关节病,而且是元人加工肉食不能省略的调料,还是佛教信仰中戒食的"五辛"之一。由于其经济价值高,历史上甚至出现了仿制品。系统地揭示阿魏的名源、内涵及功用,对于正确理解其丰富的文化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早期佛教神仙化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儒、道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上得以形成,而佛教则是由外域"引入"的一种文化资源。本文旨在分析两种文化在附会与碰撞过程中,佛教何以被中土人士误解为一种神仙方术,与黄老并列,从而形成了早期佛教入华时的神仙化特征的奇怪现象。     

古镜艺术(二)——精致的汉镜

两汉包括西汉、新莽、东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经济和文化都有长足地发展,从各个方面为汉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时陶瓷器的进步虽然已取代了青铜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但青铜工艺并没有衰退,而全力转向制镜方面。因此,汉代的制镜业出现了新的高潮。西汉初期,由于处在经济恢复时期,制镜业发展不大,仍然延用着战国镜的遗风。到了“文景之治”以后,制镜业才有了突出地发展,逐渐形成了精致的汉镜风貌。特别是新莽和东汉前期,汉镜艺术达到了高峰。不仅镜面增大、镜壁加厚、钮为半球形,给     

中国龙王信仰的发生与定型

中国龙王信仰的基础是先秦时代的龙崇拜,之后在佛教影响、民间创造及统治者的推动下不断变化并在宋代最终定型。这一过程涉及三个重要节点:第一个节点是龙神信仰的形成,涉及龙从兽形到人形、祈雨形式从巫术到祭祀的变化,佛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节点是"龙王"名称的采用及其信仰的普及,宋代统治者出于集权目的的封赐促成了这一变化;第三个节点是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涉及四海龙王对传统四海神的取代,这一时期龙王地位的上升、佛教影响的扩大都起到了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