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头金粟影:维摩画像研究献疑

瓦官寺维摩画像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代相咏传逾1600多年。然而,该像在唐亡后即绝迹于世,以致后人竞相揣度,却始终难得其详。该像是中古维摩变演绎的源头,图像意义极为重要,本文以对瓦官寺的考察为起点,结合20世纪中叶以来的相关考古成果、藏经洞维摩写卷、画史材料以及维摩变遗存,对维摩画像研究中的几种观点提出了异议。笔者认为,日本东福寺藏宋本《维摩图》、炳灵寺169窟北壁及龙门宾阳中洞东壁卧榻维摩,与瓦官寺维摩画像并无关联;而巩县石窟第1窟莲花座维摩、云冈石窟第6窟与第7窟胡装坐榻维摩、莫高窟隋代石窟殿堂维摩、晚唐五代石窟背凭隐几的维摩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宋本《维摩演教图》、王振鹏《维摩不二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宋本《维摩图》、张胜温《梵像卷·维摩大士》等,与之亦无直接渊源。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新考——以莫高窟第61窟为中心

归义军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诏赐其"沙州节度使"的十一年间,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统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这一"非常时期"敦煌以文殊信仰为主导的佛教文化的物质性再现。该窟借鉴了初唐以来莫高窟《维摩变》与《文殊变》相对表现的空间格局与视觉经验,中心佛坛文殊造像与西壁《五台山图》实际上直接脱胎于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塑绘结合的《文殊变》,并因第61窟史无前例的文殊主题,相应有极大拓展,基于佛坛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画院运用"空间单元"图式结构,重构了中唐《文殊变》中的《五台山图》,赋予其"独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文殊造像为中心的文殊语境中,实现了以《文殊变》与《维摩变》对应结构为主体的宗教与图像内涵的紧密结合。     

敦煌249、285窟的窟顶图像

本文系统梳理了莫高窟249、285窟窟顶的图像元素,并考订存疑者。作者认为两窟窟顶四披的图像正是太一出行的组合及其变化。其中第249窟增加了四神的元素,显示出更为完整的出行结构,而两窟窟顶四披图像跟下部的山林野兽和狩猎场面共同构成出行、向西披西流的意象。两座窟整顶壁画结构的出现是当时的出行制度使然,绝非偶然。     

莫高窟第98窟《维摩诘经变》新探

莫高窟第98窟是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的功德窟。该窟主室东壁《维摩诘经变》中的《方便品》由七组画面组成,学界仅关注到其中三组。为此,本文对这七组图像做了经一步释读,并发现该图像表现出一些在其它洞窟中不见的特征:不但集中绘制在《佛国品》经常出现的东壁门上位置,而且在对维摩诘劝化对象的选择上多表现为权贵阶层。结合经典和历史背景,本文认为该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在内忧外患的曹氏政权初期,曹议金使用宗教力量维护政权稳定的意图。     

炳灵寺第8窟维摩诘经变探析

本文通过炳灵寺第8窟造像、壁画与佛经比对,认为此窟是一个维摩诘经变窟.《维摩诘经》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经典之一,汉代传译人我国.维摩诘居家修行的大乘佛教理念,迎合了我国土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的信仰需求,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维摩诘题材也成了我国石窟艺术中最重要的题材之一.     

敦煌维摩诘经变以窟门为中心的设计意匠——以莫高窟第103窟为例

维摩诘经变以窟门为中心的设计,始创于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03窟维摩诘经变,发展完善了这一以窟门为中心的设计,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以第103窟为代表的这种设计,在凸显维摩诘与文殊菩萨两位辩论者的同时,还可能蕴含独特的意匠,即以窟门喻"不二法门",只有通过这一比喻法门的窟门,才能进入象征《佛国品》所说佛国净土的石窟主室。     

天龙山石窟与《维摩诘经》

太原市天龙山石窟以娴熟的雕刻技法、精深的佛教内容、生动的形象刻画称于世,石窟的开凿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一样都是由于佛教传人中国并逐步流行而兴起的。天龙山石窟仅有的两个东魏窟中,都有依照《维摩诘经》所雕凿的维摩诘造像。可见,《维摩诘经》所表现的佛教思想内容对当时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     

大同云冈第1、2窟图像构成分析

大同云冈第1、2窟图像一体设计而成。两窟周壁与中心柱四面配置第7、8窟以来流行的法华经、维摩诘经图像,结合中心柱上端及窟顶图像,共同表述奉持释迦佛所说大乘教法,将来往生至弥勒菩萨所居兜率天并最终成佛之意涵。     

《维摩演教图》及其相关问题讨论

《维摩演教图》是宋人师承李公麟的白描人物画。作者经过对比分析,认为此图不是金马云卿的《画维摩不二图》。而关于王振鹏《临马云卿画维摩不二图》也存在诸多疑问,它或许是曾经元内府收藏、清《秘殿珠林初编》著录的李公麟《画维摩不二图》卷的临摹本。     

大敦煌

修建于宋代的莫高窟第55窟为覆斗顶形窟,塑像丰腴饱满,形象,服饰颇俱唐代遗风,规模则超过了唐代,是宋代塑像的代表作,窟内经变画数量众多。窟顶东披壁画中有许多生动的画面,如《屠宰图》画一屠夫撑案卖肉,屋内悬挂着许多肉,有狗在旁垂涎徘徊,生动形象。     

云冈第9、10窟的北魏建筑形象探微

云冈石窟第9、10窟洞窟的营造,《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1](以下简称《金碑》)所云:“在崇教,小而完,……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 根据《金碑》记载推测认为崇教(福)寺即为云冈第9、10窟,为宠阉钳耳庆时(王遇)主持营造的一组双窟[2]。两窟的宏伟工程开凿于北魏兴盛时期,集中表现了北魏建筑形象的中国化和外来影响,具有造诣巧丽的风格。下面就第9、10窟的北魏建筑形象和它所反映的几个问题分别加以分析与探讨。一、建筑(窟体)的主要特征和建造情形此两窟为双窟,位于云冈中部窟群,属佛殿窟。1. 分前后室:两窟的建筑结构相似,均由前室…     

云冈石窟的皇帝大佛——从鲜卑王到中国皇帝

在象征北魏平城时代的云冈石窟中,有七座高13-17米的大佛。这些大佛以北魏皇帝为原型雕凿,是体现北魏佛教特性的重要作品。作者认为,在初期昙曜五窟四座如来像中,第20、19、18窟大佛为"鲜卑皇帝大佛",第16窟大佛则为"中国皇帝大佛"。三座"鲜卑皇帝大佛",以《魏书》所载初代道武帝的奇特容貌为基础,用魁梧的身躯、巨大的耳朵和眼睛强调了鲜卑王的彪悍。"中国皇帝大佛"则身着汉式衣装,表情睿智,俨然是知书达礼的中国皇帝。从"鲜卑皇帝大佛"到"中国皇帝大佛",反映了北魏英雄形象的转变。对于第13窟并排站立的七身中国式如来像,作者认为与天子七庙制有关,很可能是"七帝七佛造像"。     

克孜尔石窟第38、100窟“誓愿”、“授记”题材探讨

克孜尔石窟第38窟主室券顶因缘故事画、100窟主室侧壁佛传图均以表现对佛陀的供养、礼敬为主。在前人对龟窟石窟因缘故事研究的基础上,并参考库木吐喇窟群区第34窟龟兹文榜题解读的成果等,可知其中包含许多表现释迦往昔供养诸佛的故事,这些故事与弥勒接受"摩顶授记"等场面一起,强调了"誓愿"、"授记"的主题。     

敦煌石窟首例《大般若经变》——榆林窟第19窟前甬道南壁图像新解

榆林窟第19窟前甬道南壁图像一直被看作是"六道轮回图"或"生死轮回图"。但笔者在核查该壁的榜书题记时发现,这铺壁画应是依据玄奘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而绘制,表现的主要内容有三十七菩提分、有为空、五眼、六神通、六波罗蜜多等。壁画中部的"三界轮回图"应是根据《大般若经》之《初分转生品》的内容而绘制,重点表现四惑、六道、十二缘和生死轮转等内容。榆林窟第19窟前甬道南壁的图像是敦煌石窟迄今发现的唯一一铺《大般若经变》,其珍贵价值不言而喻。     

乾隆皇帝的汉装画像图

乾隆时期,宫廷绘画创作与收藏活动是空前的,不仅数量大,题材丰富,流派也多。其中一个重要的题材是乾隆汉装画像。已发表的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汉装图计有18幅。其中属年节时令的3幅:郎士宁等绘《雪景行乐图》(共2幅)、佚名绘《岁朝行乐图》;宗教类2幅:丁观鹏等绘《洗象图》、《维摩演教图》;日常生活类13幅:董邦达绘《松荫消夏图》、张宗苍绘《松荫消夏图》、佚名绘《观孔雀开屏图》、金廷标绘《观妃渡桥图》、郎世宁绘《采芝图》、《平安春信图》、《阅骏图轴》、《观童子举     

石钟山石窟人像传说

石钟山石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迄今发现十七窟,共造像一百三十九躯,分布在方圆约三公里的石钟寺、狮子关、沙登箐三个地区。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些传说愁面观音石钟山石窟第五号正中座上,坐着一位头缠布帕的老者。他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悲苦之情。民间俗称这窟造像为愁面观音。其实这窟造像是《维摩诘经辨·问疾品》。佛经上传说,维摩诘是吠舍离城富家子弟,和释迎牟尼是同时人。     

敦煌第六十一窟《五台山图》研究

《敦煌第六十一窟<五台山图>研究》载日本《创价大学亚洲研究》1983年第4期。翻译时根据复制件,文中图版不清,无法照像制版,故文中图版均省。省去的图版有:图1,《五台山图》(部分),敦煌61窟西壁右端;图2,《五台山图》(部分),八角堂;图3,《五台山图》(部分),北台之顶;图4,法隆寺梦殿,日本奈良;图5,法隆寺梦殿救世观音像;图6,梦殿救世观音像光背;图7,北齐太宁二年(公元562年)石造双观音像;图8,北齐河清元年(公元562年)石造坐佛三尊像;图9,北齐河清四年(公元565年)石造双弥勒半跏像;图10,北齐平武六年(公元575年)四面石像(拓本)。     

故宫博物院藏《维摩演教图》的图本样式研究

本文是针对故宫博物院藏《维摩演教图》图本样式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该图是在唐代《维摩变》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作品突出维摩不二、天女散花的形象,体现了北宋后期以来文人士大夫的信仰和情感;2、图中文殊一侧的会众中,除菩萨及青毛狮子外,还有善财童子、佛陀波利、文殊化现老人和于阗王,他们以文殊使者的身份出现在这场法会中;3、从文殊使者进入与文殊相关题材图像的时机,以及该图与《降灵文殊、普贤像》中部分图像样式的相似上来看,二图创作的时间应接近,因此金维诺、方闻先生认为该图绘制于金是有道理的,二图对《新样文殊》的利用、改造,反映了南宋时代(包括金、西夏)宗教画创作观念的变化。     

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书写——以藏经洞维摩写卷为中心

此文以对藏经洞约1173件维摩写卷遗存的考察为基础,就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翻译、书写、流传与庋藏情况作了初步研究.作为物化在确定时代和地区的经验官能的产物,佛教功德思想贯穿中古敦煌《维摩诘经》书写的始终,并主要呈现为课业或功德、供养或受持以及祈福禳灾三种形式,另有浩繁写经虽为经生应约所写,亦不离其宗.此文还对S.2282、S.1864号维摩写本的年代作了研究,并推断S.2282号《维摩经》应写于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或前后距之不远的晚唐时代,而S.1864号《维摩经》则应写于唐贞元十年(794年),而非“甲戍”(792年).     

南、北石窟寺七佛造像空间布局之渊源

通过梳理七佛造像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南石窟寺第1窟和北石窟寺第165窟将七佛置于正壁、弥勒置于前壁的做法借鉴自克孜尔石窟第80窟;而将七佛分散于三壁来表现的做法则是参考了云冈石窟第13窟七佛,并略作改动而成。可见,南石窟寺第1窟和北石窟寺第165窟的七佛造像布局既受到来自西部的影响,同时也接受了来自东部的影响。东、西两个方向的七佛造像布局方式在河西走廊与中原交界处的古泾州之地相遇,使得南、北石窟寺的七佛既有继承也有革新,形成了独特的陇东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