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州女性家庭生活探微——以吐鲁番砖志为中心

家庭是绝大多数妇女唯一可能有深度参与的生活领域,对了解过往的女性而言,家庭史的研究有很高的重要性。本文以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西州女性墓志为中心,探析唐代西州女性的角色定位、道德规范及在此框架之内的家庭生活情况。     

唐西州官吏编年补证——以《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

文章以《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材料为依据,总计考证、补充十五位西州官吏的任职时间,基本涵盖了西州州级的重要机构,发现客馆一处——济弱馆,并初步判断该馆在天宝十至十三载即已存在,属蒲昌府辖区,在西州馆驿系统中级别可能较低。     

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

“弓手”一词 ,在宋代之前多指职业军人的一个军种类别 ,赵匡胤建国以后 ,正式将弓手当作维护基层治安的武装力量。这一转变 ,使得弓手与国家权力及地方社会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它不仅是宋王朝的政治设计和作为的重要环节 ,也是中国王朝维护治安、巩固帝业的基本武力 ,在王朝统治力深入民间的历史上 ,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 ,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型态 ,以及运作机制的一大转变。以往学界囿于断代研究之限 ,将唐宋的历史问题明显区隔 ,分别讨论 ,以致将历史现象孤立化 ,缺乏联系 ;对基层社会的发展与转变 ,缺乏长时段的观察与联系 ,以致出现断裂的现象 ,影响对中国社会前后相继的历史延续性的完整了解。     

民国基层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与认同危机——以学生自治会研究为中心

学生自治会诞生于民初。在民国时期,它经历了一个从"自由放任"到"基本认同国民政府"再到"走向国民政府对立面"的过程,从无秩序到有秩序再到"无秩序",这一循环过程显示了秩序建构与认同之间的特殊关系。从政治学的理论出发,政治秩序是否有效,关键要看民众的认同,国民政府对学生自治会整合的失败,根源就在于过于迷信强力整合,而忽视了认同问题。进而论之,欲建构有效的政治秩序,首先要符合国情民意。     

“闾左”新证——以秦汉基层社会结构为中心

从秦汉里制和基层社会结构入手,古今学者对闾左含义的种种分歧可以涣然冰释。闾本是基层居民组织,后指里门,闾左即里门左侧。里的设置和居民分布有严格规定,街巷墙垣、道路林木、里门数量依制而定;里民则根据身份等级,各有相应居住区,五家为伍,比邻而居,相互监督。闾左是浮浪人群居住区,其来源复杂,既非贱民,亦非破产流亡人员,使之居于闾左,是秦统一之后基层社会秩序化的体现。"发闾左"则体现了秦朝徭役制度的严肃性,不能简单地看做秦政残暴的证据。     

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与清季国家主义——以章太炎、严复为中心

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对清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毋庸置疑。可问题是,此一鼓吹个人主义的学说何以会成为合群保种的思潮?对此,史华兹、冯客等学者都看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与他鼓吹的个人主义有矛盾,正是前者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资源。然而,这一解释仍有未尽之处。从章太炎、严复的论述中能够看到何以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在中国会成为国家竞争的学说,及彼时中国人自由观与斯宾塞自由观之差异所在。应当说,斯宾塞的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是对立的,而在中国,二者则具有同一性,这也决定了斯宾塞学说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的总力战与基层社会——以中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为中心

正前言总力战(total war)是20世纪战争的特点。一般来说,为支援这种规模巨大且历时较长的战争,社会各方面物资及人力资源都会被国家进行总动员。为保证战争的实施,整个社会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中国具有这种性质的战争,始于1937年7月爆发的中日战争,此后国共内战(1946-1949年)和朝鲜战争(1950—1953年)也都属于总力战范畴。本稿的目的在于考察这三次总力战给中国基层社会带来变革的意义。笔者曾以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四川省为主题,通过具体事例对中国基层社会在中日战争到国共内战历时十几年的总力战中     

吐鲁番出土契约文书所见唐代房屋租赁——以65TAM40∶28号文书《唐杜定欢赁舍契》为中心

唐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房屋租赁市场的繁荣,吐鲁番出土的房屋租赁契约文书为研究唐代房屋租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65TAM40∶28号文书《唐杜定欢赁舍契》的签订时间应为唐永徽元年(650),从性质上看,它并非一件以寺院常住为主体的房屋出租契约,所出租房屋系僧练伯之私产。结合其他隋唐房屋租赁文书可知,唐代房屋租赁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例如契约参与者的变化、契约中特殊要求条款的消失、房屋租金支付更多使用银钱、悔约惩罚措施的明确化等。在此基础上,对唐代房屋租赁契约书式进行了复原。     

开源与下沉:关于基层社区红色非遗活动的调查与研究 ——以扬州市为例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以来,扬州市基于自身资源优势,展开有益探索,通过"非遗集聚+毗邻合作",有效促进资源共享立体化;依托"网格动员+属地转化",积极探索活动创新通俗化,成为开展基层社区红色非遗活动的先行者.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资源长效供给缺乏、居民自组织化程度较低等问题仍制约着此类活动的发展.对此,笔...     

社区民宿邻避效应：风险感知、权益冲突与形成机制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

“治理”是未来我国社会改革的价值取向。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基层的有效治理是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公平的保证。民宿经营打破了基层社区原有的生活状态，对社区经济、文化、环境、服务、治安等多个维度构成挑战。厘清民宿治理的逻辑体系，实现社区民宿治理现代化对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究上海市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存在性与影响因素，为社区民宿的有效治理提供决策依据。结果表明：（1）社区居民对社区民宿态度较为负面，表现出“不在我家社区”（not in my backyard）的邻避效应。社区民宿所引发的反抗情绪与抵制行为符合邻避效应的三要素必要构件。（2）以社区居民对民宿的接受水平作为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测度因子，显著影响因素包括环境正义感知、风险感知、社区属性与居民特征4个部分，实证结果验证了社区民宿邻避效应的存在性。（3）回归弹性系数实际反映了居民对该变量的敏感程度，也即社区民宿治理中不同影响因素的边际报酬测度指标，社区治理资源投入弹性系数大的影响指标可以获得更大的边际治理效果。（4）社区民宿邻避效应是“经济理性”与“民生权利”的冲突，冲突根源在于社区民用设...     

儒户、生员与元明社会管理模式变迁——以基层儒士优免为中心

元明易代后,元代实行的儒户制度与生员制度皆得以延续,但前者已经失去了圈定优免对象的功能,后者在明初扩大发展,成为基层儒士获得优免权的主要渠道。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蒙元时期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文化,明代则将儒学提升为官方独尊的政治文化,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流动模式。明代调整基层儒士管理制度,刺激生成了一个新兴的,且具有较大开放性的儒士特权阶层,从而使14世纪以降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客家”称谓之始与永安社会——以屈大均《永安县次志》为中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客家研究热潮的兴起,房学嘉、谢重光、陈支平等诸多学者对早年前辈学者罗香林等人对“客家”的解释提出了质疑,推动了客家研究的深入发展。近年来,对于“客家”名称由来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影响较大的看法有中原移民说、作客说、非汉族说、畲族混血说。     

湘军与甘宁青社会文化的培植——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以左宗棠为首的湘军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之后，面对社会文化凋敝的惨状，为了重建甘宁青地区的社会文化秩序，采取了一系列修复和重建的举措，试图培植甘宁青地区的社会文化。本文拟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对其培植社会文化从忠义祠和昭忠祠的创建、学宫和文庙的修复以及地方志的纂修和图书的刊发三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述论。     

基层选举与派系纷争——以抗战胜利后汉口市复兴区第八保保长选举为中心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汉口市复兴区第八保保长选举中,国民党党部人员王干臣虽获得多数选票,但三青团方面却极力反对。党团双方借助各自资源,分别公函负责处理选举纠纷的汉口市政府,汉口市政府将纠纷交由湖北省民政厅裁判。最终,在三青团、汉口市政府、湖北省民政厅三方合力之下,王干臣保长当选无效,复兴区第八保重新民选保长。在战后各地的基层选举中,由派系纷争引发的选举纠纷颇具有普遍性,而这些选举纠纷共同折射出国民党基层统治的弱化。     

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社会改造——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是根据地政府领导下的,利用民间戏剧形式进行革命宣传的文化改造运动。戏剧运动中,政府通过组织成立革命剧团、团结教育民间艺人、发动群众参与创作、配合中心任务宣传演出等方式,将文化的改造与根据地社会的改造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戏剧运动,根据地政府不仅达到了以民间文化形式宣传革命、教育群众的目的,而且实现了以戏剧为中介对根据地社会的全面动员和改造,使政治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融入到根据地社会。     

1940 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以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与沦陷区为例

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面对空前的蝗灾,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破除视飞蝗为"神虫"的愚昧思想,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灭蝗救灾斗争,实现了灭蝗救灾与思想启蒙、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时并举.在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也曾制订防除蝗虫计划,"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还编印书籍,专门研究蝗虫习性,并且设计了种种治蝗方案.但是,伪政权的治蝗社会动员缺少民众基础和具体组织措施,甚至一些官吏盲信迷信,借治蝗以中饱私囊.沦陷区内"官吏猛于虎,苛政猛于蝗".历史表明,不同政权控制区的蝗灾治理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治蝗效果;蝗灾的监控与治理检验不同政府的管理状况,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民心向背和政权兴衰.敌后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群众性治蝗运动,预示着中国救灾体制正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     

易学与社会兴衰论——以严复译《天演论》文本解读为中心

《周易》在西学东渐的文化氛围中被严复视作重要的本土思想资源,严译《天演论》将人性之善恶、生存斗争学说、进化论与易学精神相印证。解读《天演论》文本体现的社会兴衰史观,可从中西文化会通层面分析:就方法而言,严复将易学中逻辑思想与西学中归纳、演绎法结合起来,开启近代中国实证主义之先河;就文化精神而言,严复将易学忧患意识与西方关于社会盛衰史观,交融互释,为晚清社会变革提供学理上的合法性、可能性。严复是有思想的翻译家,中国近代救亡图存是其利用易学诠释西方历史兴衰论的社会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