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上海“公共租界”界碑、道契和外滩公园入园规则——美、英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证

"公共租界"界碑旧中国上海的"租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各国帝国主义侵略全中国的重要堡垒。上海"公共租界"是美、英帝国主义依据它们用武力强迫当时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建立的美租界和英租界的联合侵华据点。在这个租界区域内,有美、英等帝国主义     

甲午战争后六年间长江流域通商口岸日租界设立问题述论

《马关条约》订立后,日本为了在华享有与西方列强同样的地位与权益,急于在长江流域一些通商口岸设立专管租界。但清政府根据张之洞等的建议,以设立本国拥有主权的外国通商场来应对,同时接受李鸿章主张,试图引入列强来牵制日本。围绕在苏州、杭州、沙市、汉口、重庆、上海设立日租界问题,双方交涉6年多。日本始终想剥夺中国对日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实施治外法权,同时尽量将设租界的负担转嫁给中方,但遭到相关各地官府和总理衙门的抵制。日本最终以强权迫使清政府屈服,在苏州、杭州确立专管租界框架后,推及其他口岸。此间,日本很顾忌西方列强的反应,其在上海设立专管租界的图谋与英美扩大公共租界相抵触,加上别无有利之处,最终选择放弃。张之洞曾主导中方抵制设立日租界,但在转向对日"联交"后,态度与举措大有改变。     

租界、治外法权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国际性 ——以《中国论坛》与"伊罗生事件"为中心

美国左翼记者伊罗生19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中国论坛》的出版发行和随后发生的"伊罗生事件"的解决,前者依靠租界的活动空间,后者有赖于治外法权的效力.租界提供了容纳编辑人员进行地下工作的空间,治外法权则给予了主编切身的保护,以刊物为阵地、以主编为纽带,中共地下党人、美国记者伊罗生和各界在华左翼人士三方实现了有效的"跨国合作".考察《中国论坛》在租界的持续运作与治外法权在"伊罗生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可以为深入理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之"国际性"特质提供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实例.     

1940年上海公共租界选举闹剧

租界,是殖民地的产物,向有“国中之国”之称,帝国主义凭借其在租界特权,进行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公共租界,一般为几国所共有,因此租界内最高决策机构工部局董事会,便成为租界内各国关注的焦点。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于敌手,时上海公共租界内英美日尚未成为敌国,但日本侵略者为独霸其在租界内的权益,于1940年掀起了一场选举董事之闹剧。阴谋、利诱、枪杀……接踵而来。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如此折腾,不能不是中国人的悲哀……     

北洋政府外交部等为交涉处理五卅惨案来往函电

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捕房枪击华人事件,酿成五卅惨案,由北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风潮.本组史料反映了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在各界压力下派员与上海领事团、租界工部局、北京使团等交涉处理此案的经过情形.     

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

"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何去何从,顿成中外关注的焦点。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和外侨以及其他相关方面首先向英美寻求支持。英、美的反应有明显不同:基于对华新政策和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判断,英国不愿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美国的表现截然不同,从"上海中立化"的建议,到试图通过民间机构介入调查"上海问题",再到最终推动上海工部局采取聘请外部专家调查方案,美国表现出强烈的插手愿望。尽管如此,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却有一条共同底线,即放弃武力,采取开明的亲善政策。     

华洋诉讼中的法理与国权:熊希龄与华昌公司案研究

1922年美国人怀德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控告湖南华昌公司拖欠钱款。原告胜诉,但华昌公司处于破产托管中,包括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在内的股东们消极应诉,无意协助执行判决。1926年6月会审公廨借熊希龄访沪之际将他拘传受审。彼时正值中外交涉收回会审公廨的关键时刻,熊希龄质疑法庭的管辖权和传唤程序,将个人受辱引申为西人藐视中国主权,引发各界声援。这一华洋纠纷变为交涉事件,有利于中方收回会审公廨。该案于1927年审结。华昌公司案在舆论中由隐到显以及会审公廨管辖权不断被"问题化"的过程,反映了1920年代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北洋政府收回利权的努力,亦构成租界法权变迁和近代中国废除治外法权的缩影。     

“孤岛”往事——抗战洪流中的教育家陈鹤琴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随着战火的蔓延,百万难民从闸北、浦东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英租界及南市安全区,在南京路、霞飞路等昔日繁华地区,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容枯槁的妇孺和衣衫褴褛的儿童,蜷曲在路边或沿街乞     

上海霍乱

1937年11月14日,因为淞沪会战,大量中国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以寻求保护,这让租界巡捕忙于应付。战火破坏了华界的基础设施,从而加剧了1938年霍乱的流行。     

宁可不奢华，不可不精致

上海淮海西路。原名乔敦路,开辟于1925年,是上海最后一批公共租界的道路,也是旧法租界的一条主道。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以幽美、繁华和富有异国情调而享誉中外。     

私产·市债·工潮——民国时期收回天津比租界的历史考察

天津比租界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唯一一个完全通过谈判收回的租界。该租界设立后,比利时政府并未着意建设,而是将其经营权让与私人公司。1927年比方在中比修约谈判过程中承诺交还该租界,随后的交还谈判却由于比方在"私产"问题上做文章及北京政府的垮台而中辍。南京国民政府与比利时签订平等新约后,中比重开谈判,双方在比租界专管公司资产性质、租界市政债务等方面僵持不下,其间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工潮的爆发打断了谈判进程。而后,比方在英国的影响下提出以向中方出售地亩的方式偿还市债的方案,最终南京国民政府妥协让步,双方订约。中国收回比租界的交涉过程既反映出比租界特殊的治理模式所引发的连带问题,亦凸显收回租界谈判中诸如私产性质、市债处置及列强在修约问题上互为援引等共性问题。     

二二八事件亲历记

1941年,我考上了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沪江大学。这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均为日军所占领。我不愿在沦陷区继续求学,忍受当亡国奴的耻辱,于是辗转数千里,来到大后方的陪都重庆,进入重庆大学继续学业。1945年8月于重大毕业,适逢抗战胜利,宝岛台湾也随即回归祖国,我与全国同胞一道,欢欣鼓舞,上街游行庆祝。     

汉口、九江英租界收回过程中的英国因素

1927年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的一件大事,中国方面付出的艰辛努力值得肯定和骄傲。收回英租界的过程中,英国自身因素对英租界成功收回客观上也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大革命时期,英国由"强硬"变为"怀柔"的对华政策直接影响了英国官员对"一·三惨案"后形势的判断;野心勃勃的英国殖民者不甘心放手交还英租界,也采取了武力威胁的方式企图让国民政府屈服,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英国没有得逞。     

“孤岛”时期的上海抗日进步报刊

1937年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后,由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日军占领区的“孤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陷,这四年零一个月,被称为“孤岛”时期。这一时期,上海新闻界、文化界的爱国志士创办了一批抗日进步报刊,教育“孤岛”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际性、地方性与利益共同体——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代表权问题为线索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凸显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代表权问题,出于调整对华政策的考虑,英国表示支持,并且形成了以本地化和渐进化为原则的解决思路。但是,在落实过程中却引发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矛盾和竞争。为维护既得利益和地位,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保持自治地位为由,将排除来自租界以外的政治势力作为首要关切;为遏制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势力的增长,美国支持华人代表权;日本亦积极支持华人代表权,其动因是希望改变英、美籍董事在工部局中的绝对多数地位;意大利等国则趁机提出工部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诉求,谋求借此提升自身的地位。这些矛盾和竞争及其解决之道反映出上海公共租界既具有高度国际性,又具有地方性,而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则是依托上海城市的繁荣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上海“孤岛”时期的“洋旗报”

上海“孤岛”时期,以外商名义注册的“洋旗报”,是“孤岛”抗日进步力量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利用英美在租界的特殊地位,为求生存而采取的一种办报策略。一“孤岛”初期,由于日寇强行对租界内的中国报刊实施新闻检查,并通过租界当局取缔抗日报刊,因此,自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下旬起,除《新闻报》、《时报》等少数报刊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继续出版外,大批抗日报刊纷纷迁往内地和香港,或毅然停刊,以示决绝。据１９３７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载称：“自１１月华军退出上海后,出版物之停刊者,共３０种。”上海“八一三”抗战后…     

胡钟生与秋瑾案

正1912年1月14日凌晨,35岁的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字焕卿),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惨遭暗杀。1月19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刑侦股的《警务报告》记载了这样一段案情追踪:"关于陶焕卿于本月14日在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被人击毙之事,他的朋友们说,一个叫王竹卿的绍兴人可能是两刺客中的一人。经查刑侦股档案,此人曾被人控告过,亦曾服过刑。他曾     

关于五卅运动中的“四提案”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上海成为侵略的中心,比较明顯的是在上海租界内的各种统治。租界本是中国的领土,而中国人在租界内却没有任何的自由。如“上海纳税外人会议”是租界内的立法机关,决定各种法律章程与税捐,不受任何限制,“工部局”是租界内的行政机关,中国人的一切自由可以任意侵犯,交通与市政都归共掌握,“会審公廨”是租界内的司法机关,不但是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的特别審判机关,而且是上海租界内的最高法庭,中国人的刑事民事案件都归其審理,可以任意判处,并无上诉机关。由此可知中国人在租界内失去一切权利,帝国主义则可以任意虐待,但富于革命傅统的中国人民不願忍受这种压迫,屡次起来反抗,而残酷的帝国主义使用各种办法对付,“四提案”就是帝国主义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而又威脅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反动措施。     

近代上海银器中的中外情谊

正近代上海,是旅华外侨最集中的城市。以1942年为例,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外侨超过86000人。~①当时,公共租界华人人口超过150万,接近外侨人口的30倍。外侨与华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和谐相处、友好往来的温情画面,但后者常被忽略。上海中外人士交流、交往中,常互赠礼物表情达意。近代上海银器曾经是中外居民社交中最常见的礼物之一。1970年开始,作为中外互赠礼品的近代中国银器逐渐引起国内外文博界、收藏界关注。1975年美国H·A·Crosby Forbes等人所著《中国的外销     

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

1910年10月初,上海公共租界发现鼠疫病例,由于"不卫生"的华人被视为疾病蔓延的温床,外人市政当局采取了带有明显种族偏见的检疫措施,华洋关系骤然紧张,引发了多起华人下层民众的街头骚动。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华人精英提出自主检疫的主张,与外人进行协调和谈判,同时努力说服普通民众和平抗争,迫使外人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此后的检疫和救治过程中,华人精英一丝不苟,普通民众主动配合,不但让外人刮目相看,且也使华人增加了参与租界政治的信心。联系事态的连锁反应和后续发展,此次华人争取自主检疫的抗争,可视为推动英帝国威权在上海租界渐次崩衰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