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初探

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吴文化,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远在勾吴建立以前就已经形成。泰伯奔吴,被后人尊为吴文化之祖,是指泰伯在三让王位的同时,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入吴地,并与当地原有的古文化进行有机的融合与重组,终于形成了新的吴文化,至今仍在发展壮大。这一承前启后之创举,正是泰伯奔吴后对吴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程桥三号春秋墓出土盘匜簠铭文释证

本文试对江苏六合程桥三号墓(报告见本期)出土之盘、匜、(?)上铭文作一考释.一、盘:铭文隶定如次:工(?)大(太)叔(?)或自乍(作)行(?)工(?):吴国国号.典籍作句吴,《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句吴即是吴.金文作工(?)、攻(?)、攻哉、工(吾攵)等.大叔:王之同母弟,即太叔.《左传》中有大叔段、大叔带、大叔仪、大叔遗、大叔文子(大叔仪).大叔僖子(大叔遗)均为王之弟.郑伯克段于(?)故事中的大叔段即郑庄公同母之弟段.(?):吴太叔名.铭文漫漶,(?)从句作,释(?)或释(?).《曾伯文(?)》中黄(?)之(?)作(?),(铭文—般作(?)),《曾仲大父(?)》黄之(?)作(?).(?)释,即越.考戊疑即寿越,考《集     

《金瓶梅》方言新证

本文的出发点是研究《金瓶梅》中的吴方言现象,但其目的却是试图借此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故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作者认为,《金瓶梅》中既存在山东方言,又存在吴方言,可见该书作者必兼备相当熟悉山东方言和吴方言这两个条件.一般地说,北方方言(包括山东方言)因接近官话而较易掌握,而吴方言则因其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特殊性显得较难掌握.据此立论,《金瓶梅》作者应是吴方言区某地人并在山东生活过一段较长时间且熟悉山东方言者,这个人正是明代太仑人王世贞.     

吴越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吴越文化新探》、《百越民族文化》、《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简介

吴越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古代人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贡献.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组切部分.早在1936年.就有蔡元培,卫康贤诸先生发起组织“吴越史地研究会”,并调查过苏州越城,常州淹城、杭州古荡、良渚等遗址。林惠祥先生也于1935年前后调查发掘福建武平等地遗址.一批研究论著相继问世.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78年以来,吴越文化研究再度复兴.先后有“百越民族史研究会”(1980)和“吴文化研究会”(1983)的诞生,南方各省尤其是东南几省的考古所、博物馆、社会科学院和大专院校的许多专家学者鼎力相助,使吴越文化研究蔚成风气,遂有新成果叠出,除已推出《吴文化资料选辑》(吴文化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百越民族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     

略论中世纪泉州港的文化现象

泉州是中世纪世界上著名的国际性贸易大港,也是一个极富特色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越族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经过了西晋、唐、五代及宋元三个时期的撞击和融合,形成了泉州独特的地域性文化。     

全域旅游背景下挖掘文化资源、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措施研究——以苏州为例

苏州是一座有着2 500多年历史的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对这座著名旅游城市的意义非同寻常,文化与旅游的高度融合发展是苏州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核心工程。系统化挖掘和梳理苏州具有旅游经济属性的文化资源,特别是苏州古城以及众多的古镇、古村落等整体呈现出吴地文化的案例,规划和构建苏州文旅高度融合发展的全域旅游示范区,通过重点突破,形成苏州文化融合发展的品牌项目。     

湖南人编写的《国民政府北伐歌》

近日翻阅史料,偶然发现1926年8月8日由湖南人民讨吴委员会编辑部编印的《讨吴战报》第十三期上,刊有一篇诗文结合的《国民政府北伐歌》。偶看标题,以为此歌是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所编,当读完全文后,方才大悟,这“北伐歌”原来是湖南人编写的。 “北伐歌”由四段白话文和五段快板体诗歌相间组成。这是一种宣传性的文章,宣传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宣传的内容,讲了北伐的意义、北伐的对     

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

东晋南朝时代,江东地区的文化冲突和融合,表现为侨、吴、士、庶之间的?格互动,并最终形成了既体现汉魏中原文化精髓、又兼具吴地文化特色的江东文化。自隋唐以后,江东一直是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心。追溯其源,其滥觞就是东晋南朝时期形成的江东文化。     

对《宜侯矢(皀殳)考释》一文的看法

宜侯矢?自一九五四年六月在江苏省丹徒县大港烟墩山出土后,已经有许多人对它进行了研究.而把对宜侯矢?的研究同吴文化联系起来的,是唐兰先生的《宜侯矢?考释》一文.唐兰先生在其文内说:"它是吴国的最早的铜器,而且是在吴地发现的."但从宜侯矢?的铭文所意,并结合有关的史载来看,我不认为宜侯矢?是吴文化的遗存,它只是表明西周王朝政治势力到达东南地区的一件实物例证.这里我就唐兰先生所作宜侯矢?铭文的释文,对他在《宜侯矢?考释》一文中的说法,提出几点浅见,供关心吴文化研究的同志参考.     

常州3200年历史的由来

对于常州的历史,《常州市志.总述》记述：＂常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从春秋时代命名‘延陵’以来,已有2500多年历史,被誉为‘八邑名都’、‘中吴要辅’＂。但常州自古被认为是吴文化的一部分,从泰伯奔吴计起,吴文化的历史当有3000多年。     

返朴归真 亲近自然——吴文化中的道家文化元素研究

吴文化作为特定空间分布的综合性文化．是一个内涵深邃、结构复杂的庞大系统。既有原生态文化在世代传承中所构筑的草根平台,又有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后中华文化的渗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的浸润,还有东晋南朝玄学兴起后道家文化的影响等等,难以尽述。分析吴文化中的道家文化因子,对于深刻认识吴文化的内核与精髓,乃至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福乐智慧》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

《福乐智慧》是生活在十一世纪的维吾尔族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写成的著作。十一世纪是维吾尔历史上的多变化、多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一个特殊时期。《福乐智慧》的社会背景对于研究中世纪维吾尔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等方面有很重要历史的意义。     

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

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可为三期：一期为“横栏山文化”;二期为过渡期,包括有“礼州中段遗存”、“礼州晚段遗存”、“大洋堆下层遗存”、“咪咪啷遗存”;三期为“大石墓遗存”。首先是土著的横栏山文化,横栏山文化后来演变为礼州中段遗存,与此同时,外来文化进入安宁河流域,如与齐家文化较为密切的大洋堆下层遗存,伴随而来的可能是外来族群的迁入。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经过一段时期的并存而后逐渐融合,如礼州晚段遗存和咪咪啷遗存。最后融合发展的结果形成了1类大石墓文化遗存,在大石墓遗存的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了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第2类大石墓文化遗存。     

关于“湖熟文化”命名问题

1960年夏鼐先生在《长江流域考古问题》一文和1981年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市历史学会的一次报告中,都提到了汉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问题,包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关系,阐述了民族发展融合的过程.从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来提出问题,给我们很多启示.实际上,商周时期,提出一个文化命名,什么情况用商周?什么时候用小地名?是十分慎重的事.前阶段的在《考古学集刊》第六期上看到安徽大城墩的报告,大城墩离南京很     

曾子与《孝经》──儒家孝道理论的历史变迁

曾子与《孝经》──儒家孝道理论的历史变迁罗新慧为历代所重视的《孝经》一书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可以说它是儒家孝道理论在上古时代的一个总结。前辈专家对于《孝经》一书虽然有所探讨,但多考证其版本、讨论其作者,而对于这本书的思想来源及其与儒家诸学派...     

初探海岱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

初探海岱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吴汝祚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各族人民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过不同的贡献,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明确的一个观点。海岱地区是《禹贡》九州中的青、充、徐三个...     

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

一、吴国的国名及由来吴国国名,史籍记载历来作“吴”,见于《春秋》经、传和《国语》、《战国策》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他如先秦典籍,也作“吴”,如《周礼·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是其例.秦汉典籍也作“吴”,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70年代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也作“吴”.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     

广东先秦社会初探——兼论38座随葬青铜器墓葬的年代与墓主人问题(Ⅰ)

广东在先秦时代究竟有没有过青铜时代?是否进入了奴隶社会?过去研究者一般是持肯定态度的.本文作者力排众议,提出广东在先秦时代不存在青铜时代,也没有进入奴隶社会.这就对岭南上古时代的文化面貌、文化发展水平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新问题.文章取材丰富,论说有力,是研究广东先秦文化不可多得的佳作.我们欢迎专家学者就这一问题继发表高见.     

论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

关于苏州城的始建年代,过去都往往依据文献资料.认为始于春秋时代的阖闾大城.对此,笔者曾撰文加以辨正(参见《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东南文化》1989年4、5合刊).本文认为.苏州城的始建时代是在汉代.汉代以前,今苏州市区的一些高地上便有了聚落,如城内发现的公园遗址,振亚厂汉城墙遗存下叠压的战国时代的灰坑和遗物等.在城     

影像方志的守正创新——以《中国影像方志》编纂为例

《中国影像方志》是一档以纪录片为题材的大型电视节目,以影像为表现手段,以地方志为内容载体,借鉴传统地方志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体例,挖掘不同地区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特色,以此为框架进行节目内容的构建。在节目的编排上,借鉴、融合了传统文字方志的记载模式,通过影像符号的编修开创新的修志模式,影像所呈现的画面语言弥补了传统文字方志在传播、视觉呈现上的劣势,对现实社会和文化发展等正在发生的点滴细节进行直观记录。《中国影像方志》放弃传统的宏大叙事,小角度切入,精微表达,选取最能够突出县域特色的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事件以及具有新意的关键词。从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进程中,挖掘地方的核心内涵,使得《中国影像方志》不仅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还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