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千手千眼观音像

敦煌千手千眼观音像王惠民千手千眼观音在密教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有关经轨多达十余部,单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就译有四部。汉译经轨主要有：不空《金刚顶瑜伽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仪轨经》,不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不空《大悲心陀罗尼修行念诵略仪...     

西夏宝源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动能依经录》考

黑水城所出《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是西夏国师鲜卑宝源于仁宗天盛元年（1149年）前后翻译成汉文的,其在佛典中的通行经名为《圣观自在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此本未见任何著录。本文根据题记以及勘同梵藏语经题,推定宝源译本与藏文经典‘phags—paspyan—ras gzigs dbang—phyug thugs—rje chen—po＇i gzungs phan—yon mdor bsdus—pazhes—bya—ba,即“圣者大悲观自在妙集功德陀罗尼”,出自同一部梵文原典,同时宝源汉译本具有藏式译经的风格。     

白居易故居出土的经幢

白居易故居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珍贵物中,有石质残经幢。经笔考证,该经幢所刻为《佛顶尊胜陀罗尼》与《大悲心陀罗尼》,是白居易晚年书写,为研究白居易晚年的宗教信仰和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畿辅续志金石目(三)

金 霸州大城县重修庙学记 刘光国撰 正书 天会二年十二月 大城学宫 沙门惠心造陀罗尼经幢 八面刻 先经后 记 正书 天会三年三月癸卯朔 房山 赵鉴为亡父造陀罗尼经幢 八面刻 先 呪后题名 正书 天会五年十一月三 十日 房山城内大寺 沙门行章造大悲心陀罗尼经幢 八面刻 正书 天会六年五月二日 东安城内观 音寺     

遵义湘山寺观音像碑渊源考

贵州遵义湘山寺所供奉观音像碑,乃四川省南部县嘉陵江畔罗寂寺所存唐代吴道子之《白衣观音像》拓片翻刻版,湘山寺观音像碑所述碑之渊源存在错讹之处.清代达县进士王正玺履职遵义,遂成黔省翻刻此碑机缘.湘山寺之翻刻观音像碑则又为解决现存罗寂寺《白衣观音像碑》之翻刻时间问题提供一定佐证.     

新见圣历二年《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文献价值

2014年发现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刻于武周圣历二年(699)二月十五日,是目前所见完整《陀罗尼经》幢中时间最早者。《陀罗尼经》在唐代有多个译本,并以出现石刻经幢的形制在全国各地广泛流布。经对勘发现,文水县圣历二年经幢所刻《陀罗尼经》的译本,是唐《开元释教录》中所记佛陀波利译本之别本——即佛陀波利、顺贞等所译经与地婆诃罗、志静所译咒的合本。这个没有在《大藏经》中独立呈现的唐代版本,其实是流传于宋、明二代的代表性版本。     

甘藏西夏文《佛说解百生冤结陀罗尼经》考释

《中国藏西夏文献》刊布了两件题名为《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的佛教文献残卷,经考证,这一佛经实际应该定名为《佛说解百生冤结陀罗尼经》。这两件残卷原本是同一纸文献断裂后而形成的两部分,可以缀合并拼接成一部完整的经文。这部西夏文《佛说解百生冤结陀罗尼经》与今天所见嘉兴藏汉文本《佛说解百生冤结陀罗尼经》的陀罗尼存在着差别。     

河北蔚县出土辽代绿釉陶塔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陶板

2020年8月,河北蔚县蔚州镇东关小学在挖掘集中供热管道沟时发现大量带字绿釉陶器残片,经拼对修复,发现是一座无垢净光塔和10块书写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陶板。此塔及经板的发现,对研究辽代《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内容及底本溯源、辽前期蔚州政区归属、辽代宗教信仰和官制等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于968年京兆府国子监里的《佛道图文碑》

北宋初期长安的国子监出现了一块特殊的石碑:《佛道图文碑》.此碑碑身高133、宽67厘米,两面共刻有五篇经文(一篇佛教经文和四篇道教经文)及三幅卷首图,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1].正面(碑阳)制作于乾德六年(968),上部为佛教的《佛说摩利支天经》(带卷首图),下部为道教的《黄帝阴符经》(带卷首图).后刻的为背面(碑阴),制作于太平兴国五年(980),由上至下为道教的《太上老君常清静经》(带卷首图)、《太上升玄消灾护命经》和《太上天尊说生天得道经》.各段经文分别记有施主、书者、刊刻者、绘画者姓名.明代以来,此碑的两面分别以拓片的形式流传,曾发表过一些关于碑文书法的评论,但一直没有完整的介绍,更无专题研究[2].笔者在数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得此文,记录和讨论如下.     

瓯海出土“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函”不是东晋物

《文物》1998年第11期刊登了《浙江温州市瓯海区出土东晋铭文砖》一文,报道了两座晋墓的纪年铭文砖材料,其中永和八年(352年)墓中除纪年铭砖外,还出土一件石质经函,由此作者将其定为东晋时遗物。据经函盖拓片“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函”,可知石函用于存放该经。《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为唐代所译之经典,共1卷,收录于各《大藏经》中。据《宋高僧传》卷二《寂友传》记载:“释弥陀山,华言寂友,覩货逻国人也。……天授中     

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及其相关问题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一部在唐宋时期非常流行的密教经典。进入21世纪,敦煌壁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逐渐成为国内外敦煌图像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敦煌壁画中目前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共8铺,包括盛唐4铺,晚唐1铺,宋代3铺。其中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发现的宋代一铺,虽然内容不多且有残损,但仍然为研究敦煌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宗教功能、题材组合、分布关系和绘制形式等提供了珍贵的新视角。     

邢台开元寺

邢台开元寺位于邢台旧城内东北隅,俗名东大寺,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 原寺占地四十五亩,寺院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有琉璃滚龙团花大影壁、石狮、瓦桥、山门、钟楼、碑楼、弥勒佛殿、毗卢殿、释迦牟尼殿、大雄宝殿(又称三世佛殿)及耳室、配殿、藏经阁。西北方向有圆照塔,寺院西侧南部有唐代尊胜陀罗尼经幢一座,北部有后梁尊胜陀罗尼经幢一座。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梵文真言陀罗尼经幢的刻立与不空三藏后事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梵语陀罗尼经幢,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尼文化交流的象征,故多命名为"中尼合文陀罗尼真言经幢"。本文通过对经幢刊刻内容的分析,以为其当称作"梵文真言陀罗尼经幢",唐建中二年(781)刻立于大兴善寺,其性质和尼泊尔没有关联,而应该与不空碑同属于不空三藏卒后的礼仪纪念碑。     

三原唐碑考

陕西省三原县现存有七通唐碑,分别是：永徽元年（６５０）的《大唐故左监门大将军襄城郡开国公樊兴碑》、麟德元年（６６４）的《大唐故越州都督于德芳碑》、乾封元年（６６６）的《大唐故柱国燕国公于志宁碑》、咸亨元年（６７０）的《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淄川公李孝同碑》、圣历三年（７００）的《唐明堂令于大猷碑》、大历五年（７７０）的《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左金吾卫将军赠扬州大都督臧希晏碑》、贞元二十年（８０４）的《唐故剑州长史赠太仆少卿汝州刺史陇西李广业碑》。七通唐碑中署撰、书者姓名的分别是：《于德芳碑》由于志宁撰、…     

海宁盐官安国寺唐代陀罗尼经幢

海宁盐官安国寺内遗存有3座唐代陀罗尼经幢,分别建于会昌二年(842)、会昌四年(844)、咸通六年(865)。3座经幢皆保存完整,并镌刻有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及经文,为研究唐代江南地区的经幢形制、佛教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正定隆兴寺三通宋碑相关问题考证

正定隆兴寺内的三通宋碑——惠演碑、田锡碑和葛蘩碑,是研究隆兴寺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的珍贵石刻文献。它们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但也存在着错误及相互矛盾的地方。据三通宋代碑文及其它史料综合考证,惠演文并非作于"乾德元年",应在景年间,绍圣四年与葛蘩文同时刻于一通石碑上。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在北宋的首次重修应在开宝年间,田锡文所说"乾德中"应是误记。     

元大德五年《涿州新建庙学记碑》的问题

诸多方志记载元大德五年涿州修建过庙学,且有李元礼撰文之碑,但梳理资料可知,大德五年涿州未修建过庙学,也没有李元礼撰文之碑,《涿州新建庙学记碑》的撰文人是李谦。清代诸方志沿袭了《日下旧闻》的错误记载,一直讹误至今。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经幢

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简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密教经名之一,是佛教和婆罗门教——印度教相结合的产物,在理论上以大乘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为理论,在实践上则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礼仪、俗性为特征。印度的咒术是一种古老的、流行于民间的原始信仰,佛陀     

金天眷元年《谷积山院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考

《谷积山院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出土于京西谷积山灵鹫禅寺,是有关金代谷积山院历史的直接记录,是研究金初燕京经幢建造等级的珍贵史料。因属新发现文物,迄今尚无人对其研究和公布。笔者通过对石幢所刻佛经及题记进行释读和分析,明确该经幢为继昭大师门人长寿为报先师教诲之恩所建,属于密教陀罗尼经幢,所刻文字以佛经为主,用于传播赞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神奇法力。     

五礼记碑修复工程设计与施工（上）

五礼记碑修复工程设计与施工（上）辛桂未五礼记碑,俗称五礼碑,因碑文所刻系宋徽宗（赵佶）于大观二年（公元１１０８年）所作《五礼新议》①,故又称＂御制大观五礼之记＂碑。据对修复后的石碑实测,石碑通高（自石龟呋底面至碑额顶部）１２．３４米,宽３．０４米,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