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五四运动九十年——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

记者: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您作为五四运动史研究的专家.发表、出版过很多这方面的成果.值此之际,想请您对五四运动作一回顾,并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谈看法. 萧超然:过去我主要是从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的关系的角度,对五四运动作过一些研究,但谈不上作过系统的专门的研究.尤其是近年来身体不好,很少参加学术活动,对五四运动史研究的现状不太了解.既然你们要我谈谈,我就从宏观的角度,对五四运动及其相关的问题谈谈看法.     

1990年以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若干问题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五四运动研究经过一段时期的消沉复起之后,呈现出了研究范围扩大、若干专题研究深化、新理论被系统运用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和学术批评重新受到关注的新趋势,研究成果浩若星辰。本文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五四精神、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五四运动与女性研究、五四运动的区域研究等方面对近十五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了较详尽的介绍。     

沿着五四运动的道路,实现民族复兴

我出生于五四运动发生后两年多,自从20世纪30年代我开始知道五四运动以来,至今也有70多年了。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否赞成五四运动的精神,它的影响都是无法回避的,而且是深刻而持久的。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在北大生活和工作了60多年的人,它的影响更是刻骨铭心的。     

西安事变后,我劝杨虎城不要回国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逼迫杨虎城将军出国考察,杨将军要我和杨明轩(1891年生,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6年入党。后在西安从事教育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爱     

一段情缘 两部著述——我与五四运动研究

从1955年到1960年,我曾做了一些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一些成果,而这一工作是在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为主要任务的中央编译局完成的,为此有些人感到奇怪。实际上这是几个因素凑在一起造成的。此后几十年我一直从事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但是我一生的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是在这最初的几年里打下的,因此我有时称这是我与五四运动研究工作的一段情缘。     

追忆父亲

1949年7月,快到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苏联呆了10年。我从专科技术学校毕业后我于是继续上学,还是回国参加工作有些犹豫。按苏联的规定,是要分配工作的。毕业前夕,我写了一个申请,要求不要分配我工作,毕业以后回     

我们潜入河南获取第四次“围剿”计划

1932年春节,当时我在中共上海浦东区委担任青工工作。突然接到组织通知,要调我和我丈夫徐强前往河南开展工作。具体工作说要到目的地时,再详细告诉我。不久,我们到了河南开封。同时调去的还有李文德、老傅、陈家兴、老王、徐振甲等,都由徐强领导。     

近十年来五四运动研究的新进展

长期以来,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近十年来,随着学术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国内五四运动史研究日渐深入,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为便于了解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对近十年来国内五四运动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基本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蔡元培和他的北京故居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而提到五四运动,就必然要提到北京大学,也必然要提到蔡元培。     

永记心中的人和事

抗日战争开始时,我在娄烦第二高小读书。1938年国难当头,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我抱着一颗爱国之心,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牺盟会工作。后组织上分配我当上了一名抗日教师,从此我在教育战线上奋斗了50多年。许多人和事,我想起来都会热泪盈眶,激动万分,我要动笔记下来,以示怀念;同时留给后来人永志不忘。     

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

1919年秋,我奉中山先生电召由福建到了上海,中山先生给我讲述了当前革命的新方略:“在国际上要联俄,按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     

谁主沉浮——浅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

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因此,对它的研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五四运动是由谁领导的?怎样定性?这是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文章通过分析各阶级领导领导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最终得出:五四运动是一场由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无产阶级起主导作用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的两个特点

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大家已经讲得很多。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走过了近80年。五四运动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这以前和这以后,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上)

蔡元培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②、《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③等文中,以及在向我口述《传略》(下)中④,关于他在五四运动时的事迹,都语焉不甚详。现就蔡先生生前谈到的一些情况和我看到的一些文稿,作较详的叙述。(一) 这得从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说起。早在一九○六年秋,蔡即在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任教。当时,清廷拟送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他到京候派,译学馆馆长章一山邀他暂任国文及西洋史教课,为时一个学期。⑤他自己认为这是“服务北大之始”⑥。一九一二年四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蔡仍任教育总长。他呈准将北京大学堂改称北京     

珍贵的纪念

大约在1960年秋季,几位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中国画报》社工作。一位分配在经济组的人大新闻系毕业生,几次在楼道或食堂见到我时,总是一面点头,一面盯着我看几眼,弄得我莫明其妙。我想,也许我当时是画报社里唯一的女记者的缘故,所以才引起他的好奇吧。[第一段]     

我的高僧表哥(三)

在我返回家的路途中,我回忆起解放后第一次我们兄弟俩见面的情景。那是1976年,文革即将结束,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西藏日报社工作。一天门卫忽然来电话通知我,说外面有个要饭的要见你。     

路过兰州

火车途经兰州的时候,我突然生出去看看兰州的想法。我曾经在兰州附近的永登当过三年兵,那三年来,我与兰州虽是咫尺却又仿佛是天涯。当兵去永登时要路过兰州,回家探亲时也要路过兰州,退伍回乡时还要路过兰州,西出阳关时,又一次路过兰州。兰州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政争、舆论与五四——以研究系为中心探究

五四运动是政党派系极具蛊惑性的言行煽动与普通民众迷茫的爱国热情混合的产物.研究系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被皖系屏弃之后,多为“第一流人才”的研究系要人,凭借其掌握的《晨报》《国民公报》等言论喉舌、外交委员会、国民外交协会和梁启超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的有利条件,形成国内国外、在朝在野“四位一体”的配合机制.研究系在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旗帜的掩盖下,以外交为名目,以策动传媒、鼓动舆论为手段,把政争的火矢射向了众矢之“敌”的段皖势力,最终成了五四运动的点火人.     

我和男同志一起挑担送货

1959年8月,我正在林县石板岩中学读书时,石板岩公社来学校挑选了2名女学生参加工作。其中,一名是申月梅,被分配到公社看总机;另一名就是我,被分配到石板岩人民公社综合商店（1961年10月改称石板岩供销合作社）当营业员。     

小忆祖父许德珩

1948年,祖父许德珩在北京大学学生刊物上发表文章纪念五四运动。他在文章中写道：“今日的中国青年,当然要并且已经跨越五四前进一步。我们不要追赶时代,为时代遗弃,而要把握时代,创造时代。是这样,今日纪念五四,才成为有意义的。”回想当年,在国家危急关头,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高举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旗帜,勇开思想解放的先河。他们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而我的祖父许德珩也列身于他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