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政策及工作述论

192 5年 7月国民政府成立后 ,重视侨务 ,在侨务工作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并为此作了很大努力。到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更加灵活务实 ,侨务工作成效显著。本文拟就 192 5年国民政府建立到 1945年抗战胜利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及工作作一简要评述。一192 4年 ,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广州革命政府大本营设置了侨务局 ,并派熟悉侨情的人员专办侨务。虽然不久该局因孙中山的逝世而告停顿 ,但这是中国政府专门侨务机构的正式创立 ,从此侨务工作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孙山中逝世后 ,192 5年 7月 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大元帅府改…     

多层外交与救护侨胞——国民政府对战后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置

论文以二战后国民政府围绕缅甸归侨遣返交涉为中心,论述了缅甸归侨遣返的背景、遣返工作中断的原因以及国民政府对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理过程。结果显示,国民政府的战时难侨救济和战后归侨遣返工作,是近代历史上中国政府规模最大的救侨运动,其中缅甸归侨遣返工作,是战后归侨遣返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缅甸战后的归侨遣返工作因缅甸政局变动而一度停滞,造成归侨滞留危机。从1946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站在维护侨胞权益的立场上,充分动用多种途径,采取多层外交策略,迫使缅甸当局有所让步,达成70%遣返目标。国民政府维护侨权的坚定立场、灵活务实的多层外交策略展示了近代中国政府对华侨权益的高度重视,值得肯定和借鉴。     

1924-1945年国民党海外部与侨务工作考论

针对目前学术界在民国侨务政策、侨务工作方面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侨委会,对于海外部仅粗略涉及的现状,依据相关档案及其它文献资料,对国民党海外部的沿革、职能、其侨务工作实绩及与侨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分析和阐述。认为国民政府的侨务委员会与国民党海外党部从党政两个权力系统推展侨务工作,二者分工合作,相辅相成。抗战前,以侨委会为主;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及日本推行南进政策后,以海外党部为代表的党务系统在侨务工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国民政府在惩处日本战犯问题上的两面性

左双文教授在《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一文中指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曾瑞炎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掀起规模空前的爱国热潮,从财力、物力和人力各方面支援祖国抗战。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为了争取更多的抗日财源,国民政府制定和颁布了有关的政策和法令、法规,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华侨的工作,促进了华侨抗日救...     

论战后赴日华工归国及遗留问题

本在系统发掘与研究战后国民政府接收由日归国华工档案及相关劳工证词的基础上,首次系统论述了战后美日遣返与国民政府接收由日归国华工的政策及事件始末;并首次以国内的新史料对赴日华工战后的主要遗留问题,如被掳至日本的华工人数、美日战后遣返华工数、赴日华工死亡人数等重要数据,以及赴日华工的“工资”与赔偿问题等,作了进一步澄清和考证。     

战后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关于接收北平高校及文化机构的函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各沦陷区进行了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全面接收。本组史料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就战后平津地区伪组织所办各级学校之处置、新民印书馆等文化机构之接收等问题与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等的来往文电,反映了战后文化教育的接收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处理态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侨政策再检讨 ——以张天爵报告为考察起点

论文在梳理了1941—1942年紧急救侨工作概况的基础上,通过对时任广东侨务处处长张天爵的一份调查报告的解读,从政策学的角度分析了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救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信息发布滞后或不达;各地侨务局执行能力不足;国民政府机构权力交叉,责权不清,执行不力;国民政府侨务工作态度暧昧等。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的热情及其对祖国的支援,促使国民党对海外华侨给予重视,救侨政策在此背景下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在政策学上,公共政策不仅是一个决定,更是政府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研究中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并且连续的考察。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以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为中心

迄今为止,关于战后中国对日讲和政策之研究,大多以1952年4月28日签订之《日华和约》为主要对象,而对于1945年至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研究则明显不足。部分学者主要将焦点集中于战争赔偿、战犯处理、战俘和日侨之遣送等问题。近年亦有学者关注战后日人留用等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足以揭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笔者利用《蒋介石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以及国史馆等相关资料,考察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所制定的一系列对日讲和政策,揭示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从而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法币制度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军试图摧毁中国抗战能力而制定的,所以评价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时不能忽略其对抗战的作用。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货币攻势的措施之一是稳定法币的信用,其二是防止日方的外汇夺取。本试图通过考察战时体制下国民政府的法币稳定政策、日本攻击法币的状况和法币作用的变化以及英美法币援助政策,汪精卫政权的储备银行券和法币的对立等,探讨国民政府战时法币政策的意义和局限性。以及战时货币政策遗留的影响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     

抗战期间华侨与国内的垦殖事业

抗战初期,由于国内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一些海外华侨将投资目光转向了一向被视为冷门的垦殖事业。他们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积极捐助或投资国内的垦殖业,为发展农业生产与安置难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大批旅居南洋一带的侨胞为躲避战乱纷纷撤退回国。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国民政府在各地设立侨垦区与归侨村安置难侨,解决他们生产与生活方面的困难。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推动华侨与国内的垦殖业的发展具有吸引外资与安置归国难侨的双重作用,同时也充分反映了此间中央政府侨务工作重心的演变过程。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何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

战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中国有50亿美元的赔偿请求权。但是,处于战后困顿中的国民政府却出乎预料地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侨委会侨务工作述评

侨委会是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行政部门。抗战期间,它为争取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大力号召并全力发动华侨抗日救国;加强侨务管理,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创造条件;积极慰勉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侨胞;开展抗日文化宣传;继续推进战时国内外华侨教育;大力救济因遭受战争惨祸的归国难侨。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总体上是好的,但有失误甚至严重问题;侨委会的侨务工作得大于失,功大于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对华侨的其党务工作功小过大,得失难抵。     

国家政策与社团实践——平教会华西实验区农地减租问题考察

因战后国民政府对全国各省分批豁免赋税和"二五减租"一年的政策未能真正在包括四川在内的大部分地区践行,随着局势的变化,1949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决定在四川省实施永久性的"农地减租"。在农复会的补助之下四川省开始实施减租,并选定了华西实验区在内的五个行政区为重点实施区域,期间取得了一定成果。在这次减租中国家与乡建社团的配合得到了较好的展现,同时,通观整个战后减租活动,也可以从中看出国民政府在战后减租问题上的坚持与无奈。     

国民政府外交部等编印之《关于世界贸易宪章草案及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之说帖》

抗战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应邀参加联合国贸易暨就业准备委员会历次会议,讨论有关签定贸易宪章草案、关税暨贸易总协定等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事宜。国民政府外交部、财政部及经济部特编印此份说帖,就中国国情对相关条款加以分析,提出意见,反映了国民政府在美苏两大阵营形成之际所取的立场。     

战后收复区高校接收：干预与维护力量的对抗——以北大、清华为例

对战后收复区高校接收问题的研究,目前基本上处于空白。有意思的是,北大和清华这两所民国历史上长期并驾齐名且同处一隅的高校,在抗战胜利后接收其原校址、校产过程中的境遇却几乎呈现出天壤之别:北大遭受了最初的冷遇之后很快柳暗花明并取得意外收获,而清华的接收一波三折,长久陷入与军方纠葛的漩涡而不能自拔。文章依据清华大学未开放和其他已公开档案及同期主要报刊资料,在展现战后国民政府复员背景及所选个案接收中侵蚀与维护两种力量交锋之动态场景的基础上,试图揭示高校接收领域的特殊性及其对战后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伪满大学教育实况及抗战胜利后整理意见（一）

《伪满大学教育实况及复员整理意见》选自馆藏国民政府教育档案汇集,原件为油印件,国民政府教育部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编印。本组史料对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在东北的教育状况及战后接收改组意向叙述颇详,特予公布。     

战后邮政总局接收台湾邮政相关文电一组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全面接收台湾。在邮政方面,不同于内地邮政独立设局管理,为节省事功、便利民众起见,国民政府决定在台湾暂时维持旧制,试办邮电合并。本组史料反映了战后邮政总局接收台湾邮政初期的人事安排及工作进展状况,有助于了解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省的邮电概貌、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邮政的经过以及试办邮电合并的困境。     

管窥抗战后民国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以南通唐闸自治实验区的申办为中心

政府公信力源自廉洁高效、公平公正。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民国政府公信力迅速下降,一个原因是腐败无能,另一个原因则是其执政过程中严重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有法可依而有法不依,势必导致国民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通过对南通唐闸自治实验区申办过程的微观分析,可以生动再现战后民国政府所陷入的公信力危机。     

被束缚的经济自主:战后国民政府与国际石油公司交涉论析

二战后中国取得了政治独立,经济自主成为较之前历史阶段更为突出的问题。这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与在华外国企业的关系更为敏感。国民政府与国际石油公司关于石油事务的交涉即是一例。国民政府设立国营中国石油公司、开发石油资源和管制石油进口都与在华的国际石油公司产生矛盾,美国政府亦卷入其中。这一系列事件是战后中国政府实现经济自主的重大实践,也是对外国在华经济利益集团的直接挑战,涉及经济发展模式选择、自然资源开发主导权和外资公司管理等经济自主的核心问题。这一例子不但反映了近代中国政府与在华外国企业关系在战后的转变和美国政府与企业对中国的压力,而且也使我们窥见近代中国在获得政治独立后经济自主能达到的程度及所受的限制。它折射出战后中国历史诸多重要变化中的其中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