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国问题的争论

在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后,围绕着如何看待革命形势,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以及如何应付突然事变等问题,在直接左右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     

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政策转变的心理探因

本从历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政策转变的原因,指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锐、蒋介石的求生本能和宋美龄等人的亲情感化是促成蒋介石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同时分析了这些因素在促成这一转变过程中各自所起的作用。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背后的国共政治博弈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交后,为掩饰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诱骗中共代表出席国民参政会;而中共提出事变善后的"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条件,这让蒋介石倍感舆论压力。双方反复谈判,第三方积极斡旋,台前幕后,斗而不破。末了,蒋介石将中共出席条件与各党派的平等联系起来,借此孤立中共,并利用参政会的决议化解中共政治攻势。中共则借机达到将皖南事变实质揭露出来、遏制反共逆流的基本目的。     

日寇在广州的暴行和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持续4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人视线,乘欧美帝国主义无闲东顾和蒋介石忙于“剿共”打内战之机,实施其侵华政策,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     

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

发生在1945年10月的昆明事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当局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多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强势个性碰撞的产物.事变以龙云解职离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惟衡以实情,龙云解职后,云南仍未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现实的妥协,且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故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解决龙云之举,其得失非断然可判,未可一概而论.     

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

从两岸档案史料综合分析可证,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容不得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要求新四军于1940年12月底前北移和不准攻击兴化,是蒋介石划定的两条底线。蒋介石确有围剿新四军的周密预案,但是并没有在茂林设置陷阱。顾祝同也只求新四军渡过皖北。由于皖南新四军选择南走茂林的错误路线,又轻率地过早坦露行动目标,从而给第三战区制造皖南事变提供了机会。皖南事变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无法回避的一页痛史。     

“西安事变”后的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向蒋介石发动兵谏的“西安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和平解决。但在事变之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却被逮捕,东北军群龙无首,杨虎城孤掌难鸣,又一次惊心动魄的事变也就不可避免了。     

战与和之间的折冲者:孔祥熙与西安事变的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以国民党中政会成员和代理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以及蒋介石亲属的多重身份,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当局内"主战"和"主和"两种对立声音之间充当了一位折冲者,以求在政治、经济的稳定以及蒋介石的安全都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事变。     

略论皖南事变在军事方面的历史教训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在1941年1月制造的一次震惊中外的反共事件。当时,蒋介石调集了七个师八万多人的优势兵力,将我奉命北移的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包围袭击。我军广大指战员虽然英勇顽强奋战八昼夜,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未能打破顽军的围攻,除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造成了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次最大损失。本文拟就这个问题在军事方面的历史教训谈一点浅见。毫无疑义,蒋介石策划皖南事变这一罪恶阴谋之所以能够得逞,主要是由于中共东     

谁先觉察到西安将要发生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前,除了张学良、杨虎城等极个别人知道外,一个远在几千里外的局外人,已经知道西安将要发生变故。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将晏道刚、曾扩情二人安置于张学良、杨虎城身边,要其对张、杨进行监督、控制。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从民族大义出发,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而晏道刚、曾扩情事先丝毫没有察觉,致使蒋介石受到囚禁,丢尽脸面。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由西安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惊魂未定而又满腹嫉恨,便对事变前没有察觉的责任人进行处罚:“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     

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发,出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意外。如何解决事变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陕北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表示联合张、杨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正在莫斯科的王明则提出了立即枪毙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也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与中共电文交驰,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评美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爆发前夕的重大事件,当时曾引起较大的国际反响。近些年来,我国有许多史学著作述及这一事件,正确地指出了英美不希望中国内战、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持蒋介石的地位的态度。但是尚缺乏具体的细致的分析,本文拟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的有关材料为主,把美国政府当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作一述评。(一) 西安事变爆发初始,美国当局十分关注事变的现状及发展,尤其担心蒋介石的安全问题。     

陶行知三论“剿匪”与“造匪”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1932年1月日本海军图谋侵占上海，先在虹口天通庵等地制造事变，由H本领事提出不准抗H等无理条件，步步进逼，上海市政府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步步退让，全部接受H方条件。日军仍按原定计划于1月28日纠集海军陆战队向闸北进攻，遂酿成“一·二八”事变。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检讨——兼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

本文试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中的指挥错误作一检讨,兼论皖南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以求正于读者。国民党早就有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阴谋首先必须说明: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而蓄意制造的反共军事行动;在皖南事变爆发之前,国民党当局早就开始筹划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阴谋。当一九四○年反共磨擦从华北移到华中以后,蒋介石“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在那里”。孰料韩德勤     

新桂系与皖南事变

一长期以来,史学界一般指责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为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而对新桂系在这一事变中所起的作用则注意不够。实际上,只要我们了解了新桂系在皖南事变中的所作所为,就不难明白新桂系在这幕反共惨剧中充当的并不是一般角色。第一,新桂系部队配合蒋军大举进攻华中新四军,发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国民党顽固派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陕甘宁、晋西和晋冀鲁豫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又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1940年3月以后,华中的反共风云日     

甘肃雷马事变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1931年8月,雷中田、马文车联合发动政变,囚禁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改组省政府.事变发生后,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迅速介入,试图利用解决事变之机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在西北自创局面,蒋介石则以处理事变为契机,顺势展开对西北的统一行动.蒋、杨围绕雷马事变的博弈,反映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特点,即代表着"中央"的"地方"在分裂着"中央".     

信任的流失:一二八事变前后的陈铭枢与蒋介石

自宁汉分裂,陈铭枢一直追随蒋介石。然而,一二八事变前夕陈铭枢和蒋介石的关系却日渐恶化,双方由彼此信任发展到互相猜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双方在抵抗的程度上又产生了严重分歧,并由分歧走向了决裂与对抗。其关系之恶化除外部因素外,角色错位与性格多疑皆为重要原因。     

国民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的态度

西安事变最后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张、杨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事变是他们发动的,当时的蒋介石处于他们势力的绝对控制之下,处置蒋介石的任何方案,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就根本无济于事。而张、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主张和平解决。其次,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中的作用,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当时张、杨非常信任中共,指望中共作出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决策。特别是后来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以     

近年来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研究概述

近年来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研究概述任元今年是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史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本文仅就近年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关于西安事变某些问题的研究加以归纳综述。一关于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史...     

纵观孔祥熙（续十二）

十七 在西安事变中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举世震惊的爱国行动。这一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孔祥熙扮演多变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