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与方志编纂

本文简要阐述了口碑或口述史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情况,并通过具体事例分析了口述史资料在方志编纂中应用不足的原因和问题,认为方志编纂借鉴口述史资料及其成果,重视口述资料的入志,对于拓展志书的资料来源,弥补资料缺憾,深化志书记述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应成为方志机构和编纂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方志理论

<正>社会统计调查资料在地方志编纂中的运用李炜在《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1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方志首先是实地研究中快速获悉地方历史脉络的最为重要的资料;其次是社会变迁研究中甚为珍贵的纵贯     

中国方志“大用户”——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

地方志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源,不仅国内学者非常重视,国外汉学家也是我国方志的大用户。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著名学者,著述颇丰,其著述对中国方志钟爱有加,方志编纂者以及方志中有关宗教、社会、经济等内容都是卜正民著作选取的视角或资料来源。     

史念海对新方志学的贡献

史念海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新方志编纂事业和新方志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史念海在1949年之后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利用方志文献,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新方志编纂及相关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史念海对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史志关系、方志的性质、新方志的编纂方法、历史地理学与方志学的关系、新方志学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新建议,从而为丰富和发展新方志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通志序跋研究

序跋是地方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不少关于方志定义、性质、渊源、特点、功能、体例、内容、资料来源、编纂方法、志书评述等方志理论问题的探讨,凝结修志实践经验,是研究方志发展史和方志理论的重要载体,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以清代通志序跋为例,着重考察其中反映的方志是什么、为什么修、修什么、怎么修等方志理论问题,并从序言篇数、主要内容、行文记述等方面,对新方志序言撰写提出若干建议,希望对方志理论研究和修志实践有所裨益。     

巨变中的困惑与选择——以经济和社会部类编纂为例

经济部类和社会部类是志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志书编纂尤其是第二轮修志遇到问题和困难最多的部类,对这两个部类的编纂组织模式进行调整是必然的。首轮修志已经将一些基本理论和编纂记述问题厘清,二轮修志适逢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变化很大,主要体现在编纂背景、编纂体制、机构职能、编纂人员素质、志书编纂准备等几个方面。并由此给二轮修志带来一些未曾预料到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地情认知的准确度、资料来源渠道狭窄、地情视角局部化年度化、工作失误和社会现象的记述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许多地方已经陆续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补救。具体内容如下:1.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志书编纂组织模式;2.建立志书内容基本要素规范;3.建立方志资料搜集制度;4.建立规范的培训制度;5.适度调整综合年鉴的形式与内容,在兼顾年鉴特点的同时,注意利用年鉴这一载体为修志积累资料。     

朱士嘉的新方志学思想

朱士嘉是我国当代著名方志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首轮修志活动中,朱士嘉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批判传统方志学的基础上,就方志性质、新方志编纂、旧方志整理的相关问题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为当时新方志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认为,地方志是全面记载一定行政区划的自然、社会、人文等历史和现状的综合著述,编纂新方志和整理旧方志都要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出发点。朱士嘉研究方志学的经验对当前新方志学的进一步发展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方志与报刊的关系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方志与报刊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两者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相辅而行,彼此完善。 编纂新方志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宏观控制上,既要着眼于大的布局,又要注意充分挖掘一切资料来源,特别要积极利用各种报刊资料。 今天的报刊是明天的历史;过去的报刊,是编写新     

方志编纂学理论体系构建论

按照现代学科的要求来建设新方志编纂学,笔者以为以下几个问题是必须作一番认真研究的。 一、逻辑前提 所谓逻辑前提就是指理论制高点。方志编纂的传统观念无疑是这样:所谓方志编纂就是编纂方志,就是把地情资料加工为方志     

《史志林》2001年第1期《充分发挥地情资料咨询中心功能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本届地方志编修和成书发行的全过程中,各地各级方志机构搜集了大量历史和地情资料。志书编纂中和成书后,如何保存、利用好这些资料,更好地服务于两个明建设,既是关系方志机构的职能、地位和存亡的大事,也是历史和社会、国家和民族赋予修志人的历史和社会的重任。各级地方志机构都应认真研究和实践这一问题。桐梓县将修志工作与本县地情资料咨询中心的建设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为两个明建设服务,受到了上下各方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