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行者——周天胜的史料情缘

(一) 一个身体敦实的中年人又行进在乡村公路。行者无疆。 穿一件价廉的衬衣,头戴草帽遮挡炽烈的秋阳,拎着那只相伴多年的旧皮包。他步履轻快,深邃的目光向着远方。 行者周天胜,贵阳市青岩贵璜中学的高级教师。“十·一”黄金周,酷爱党史、文史研究的周老师徒步前往花溪区久安乡的石柱山、打通村一带,实地调查、考证贵阳解放初期,我人民解放军在这里进行的一次剿匪作战——拐耳坝战斗。     

宁安堡观音堂大钟铭文的史料考证

历史文物的文化内涵往往是人们不大重视的问题,有些历史文物的价值要经过漫长岁月的考查才能有所察觉。而当人们察觉到的时候,那一件文物却已历尽了沧桑。     

他们为高原山城树起了文化丰碑——记乌恰县治史修志的事迹

乌恰县从 1984年成立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从事党史资料征集整理、编辑出版和地方志编辑工作以来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史志工作名列自治州、自治区的前茅。他们先后编辑出版了《乌恰地震纪实》2 0多万字 ,《乌恰地名图志》30多万字 ,《中共乌恰县组织史资料》30多万字 ,《乌恰县党史大事记》2 0多万字 ,《乌恰县志》80多万字。是全自治区县级史志办中编辑出版成果较丰的先进单位。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自治区组织史资料编辑领导小组及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 ,多次肯定乌恰县的史志工作成绩 ,赞扬乌恰县的史志工作。自…     

哀牢国史料概说——《哀牢国史料续辑》前言

从1993年起,笔搜集和采了形成于汉晋、六朝时的26种史籍、碑,编写成17000多字的《哀牢国——永昌郡史料辑录》,刊出于《保山师专学报》,后收入拙。出版6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和鼓励。当时出于两个原因,对六朝以后的晚出史料都舍而未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辑录一份历代形成的较全面的哀牢史料,显得很有必要。因此,笔在多年收录历代资料的基础上,着手全面搜集和爬梳。2000年7月,收到申旭先生惠寄宁超先生主编、1996年出版的《滇国、滇越国、哀牢国、掸国、八百媳妇国史料汇编》,内载哀牢国史料57种。     

试析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料和历史考证方法的重视

20世纪30年代,经过中国社会史论战而迅速扩大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着明显的教条化和公式化、轻视史料与考证的缺失。4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纠正,而且还从理论上论述了史料及考证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阐述了理论观点与材料方法间的辩证关系,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和学术研究的中国化。     

续志工作征集档案资料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征集档案资料是写好续志的前提和基础,是整个续志工作的关键。因此,在征集档案资料中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

人物研究向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史学潮流的变化,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以傅斯年研究为例,主要表现在:以各种形式的新材料揭示了新的问题;重回历史现场,揭示了其史学口号的本旨,并梳理了"史料学派"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似无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走进人物的心灵,去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按此,不是不需要史料,而是需要更多的史料甚至穷尽史料,去以实证虚,即探求人物的无意识心理、言之真意、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这显然超越于各种单纯的史料而形成"史料之外的历史"。如此所为,或许能变作今后人物研究的有意识指向,以使史学研究跃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七十年来新四军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新四军史料的搜集整理,抗战时期即已开始,新中国建立后发展迅速。70年来,新四军史料的整理工作,在综合性史料、专题文献、回忆录等的编纂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尚未编纂出一套完整、系统、全面地包含中外政府档案、文献、报刊和口述史料的新四军大型史料集,在史料整理的基础上展开考证、辨伪、校勘、注释、编写目录提要等史料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全面开展这项工作,是一个崭新的新四军史料整理和研究过程。     

浅谈编史修志对档案工作的检验作用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史志是历史的系统记载。编史修志与档案工作密切相关 ,相互作用。编史修志需要并要依靠于档案 ,而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编史修志服务。笔者认为 ,编史修志的开展对档案工作又具有反作用 ,主要表现在检验作用上。那么 ,什么是编史修志对档案工作的检验作用呢 ?编史修志都在哪些方面检验档案工作呢 ?下面谈一点个人看法。一、什么是编史修志对档案工作的检验作用是指在编史修志工作中资料的收集以档案为主要对象 ,编史修志对档案的利用 ,实际上是对档案工作的一次细致、全面的检查。开展编史修志工作 ,要翻阅、…     

抗战时期的内债史研究与档案史料

通过对有关档案资料的考证,本文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共发行内债计法币公债1602200万元、关金1亿单位、英金2000万镑、美金21000万元,另有谷麦等粮食库券81240339市石,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抗战事业。但由于战时国民政府公债政策的失误和战时公债发行客观环境的影响,导致战时的内债销售不畅,实发额除粮食库券外,大部分仅为发行定额的25%左右,限制了公债政策作用的发挥。另外,由于受抗战时期的艰苦恶劣环境影响,关于战时内债问题的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并不多见,使战时内债问题的研究受到迟滞。为了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需组织专门的力量对有关档案史料做进一步的发掘与整理,以便对战时内债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思考。     

一部了解湖北天主教的重要史料

湖北是天主教传播比较早的地区之一。湖北优越的地理环境及近代以后在全国的经济、化地位,使得西方传教士将湖北作为一个重要的活动据点。1945年,美国传教士柯兰石(B．Clancy)编撰《武昌教区史》(英,手抄本)记载了天主教在湖北发展的一些事例,下撷出较典型的事例,从中可窥见一个区域天主教发展的特点。     

史料笔记与民俗研究——以晚清史料笔记的记载为例

史料笔记对民俗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晚清史料笔记对民俗的记载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传统民俗的记载,二是保留了近代以来民俗变迁的资料。笔记史料对民俗的记载虽有零散、芜杂等固有的缺陷,但其记载更为丰富多彩、细致生动,同时也更为客观、可靠。     

字字凝历史 句句重千钧——从志书出版前的校对工作谈起

志书是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述,要求入志的各种资料务必做到全面、系统、准确。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要高度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和选用外,在志书出版阶段认真做好校对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之一。结合实践,就志书校对工作的重要意义及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齐齐哈尔市志办及时提供史料充分凸显史志为现实服务的资治功能

2003年8月4日,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处工地施工时,从地下挖出5个金属桶,其中一个不慎被当场挖破,桶内的油状物溅出渗入土中。上午9时,两个民工买下了5个金属桶,并对其进行切割,又造成了两个桶内的油状化学物品外泄。随后,这两个民工将金属桶全部转卖给一家废品收购站。晚6时,接触人中已有3人相继发生眼痛、呕吐等症状。至8月中下旬,有43人出现此类症状,1人死亡。     

谈编史修志中应正确处理的几种史料关系

历史资料是编撰党史方志的依据。现在可收集的历史资料极为丰富浩瀚,有历史文件,大量的回忆录、调访资料,还有国外文献资料和敌伪档案。在编史修志中,搜集的史料越多,写出的党史志书越真实、生动、完整。如果讳忌疏忽某一方面的史料．就会给编史修志带来局限性。但在繁多的史料中,必然充满着矛盾和分歧,会给编史修志带来点麻烦。因此,在撰写党史或方志时,还必须科学处理各种史料关系,这是准确、真实、完整编写党史志书的关键。     

关于抢救活史料的几个问题

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档案文献资料非常重要,而回忆资料、口碑资料也同样十分重要,也是研究工作中很迫切的一项任务,即通常所说的抢救活史料、活资料。中共领导人历来重视抢救活史料的工作。早在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就号召参加长征的同志们,“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以出版《长征记》。     

对《党的历史上用英烈名字命名的县》一文的补遗

《党史研究资料》2000年第6期所刊《党的历史上用英烈名字命名的县》一文,不仅字里行间追思先烈,也是民主革命时期文献阅读时有用的参考资料。笔者也收集有部分相关资料,这里滋按该文格式补充一、二。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正确认识史料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历史、历史学和史料的确切含义。作为区别于自然史的人类社会史,其最根本的含义是指人类过去的生活,也就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正如李大钊所说：“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     

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

With a dramatic expansion in quantity and variety, the amount of recent history source materials has surpassed the sum total of those available for all earlier dynasties.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the case in ancient history study, the obscure boundary of source materials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historians to locate and obtain what they need for their research. Since it is impossible to exhaust or to ascertain the boundary of relevant sources, scholars either retreat into narrower fields or make arbitrary interpretations of materials, both contributing to the loss of orientation in historical study, and, for that matter, eroding the integrity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ians must, first and foremost, acquir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cipline before they can undertake studies on any particular subject, which is the proper way to conduct historical study and to avoid short-sightedness or a tunnel vision of the scen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it is urgent to resolve the dilemma in preserving and utilizing source materials by publishing as many materials as possible efficiently so that scholars on recent Chinese history can stand on an equal footing as far as materials are concerned. Only in this way will they be able to undertake deeper investigations, to uncover the complex correlation between source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study, and ultimately, to contribute to recent history study as a wh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