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与南诏的关系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永昌郡,古哀牢国。”即保山在西汉以前,是古哀牢国地。而南诏则是在唐代——以今大理为统治中心的新崛起的国度。但在《蛮书》、《白古通纪》、《南诏野史》等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说：“南诏”本“哀牢”后裔。其渊源历史根据是什么呢?     

大理国服饰图考——兼论西昌北山火葬墓出土陶俑

大理国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白蛮建立的地方政权,其服饰是其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大理国的服饰种类丰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其王族、文官、武士、侍者等不同阶层人群的服饰,具有鲜明的等级区别。大理国的服饰在原料上可分为丝织品、木棉布、麻制品、毛制品、皮制品五类。由于大理国继南诏而立国,而南诏与唐在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理国还和与其同时代的赵宋王朝有着频繁的文化交往,故其服饰受到了南诏、唐、宋的影响。     

论韦皋在南诏归唐中的作用

唐朝边将韦皋在西南地区执行唐德宗的新民族政策,在南诏归唐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韦皋采取多种措施招抚南诏,包括开路置驿,为抚南诏、抗吐蕃打下基础;采取"联蛮通诏"的策略,通过东蛮来了解南诏的情况,使南诏归唐的可能性大大增强;用反间计破坏南诏与吐蕃的联盟等,最终使南诏抛弃吐蕃而彻底转向依附唐王朝,实现了南诏归唐的目标。     

唐代《南诏图传》中的二蛇交尾图考

1967年,台湾省学者李霖灿先生著《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一书,首次发表了两个《画卷》的照片及《南诏图传·文字卷》的资料,并对《南诏图传》和《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作了专题的研究。该书的发表对于学术界正确了解、研究两个《画卷》有着重要的帮助。《南诏图传》由画卷和文字卷两幅长卷组成,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画卷纸本彩绘,长约5.73、宽约0.3米。从《南诏图传·文字卷》的记载和画面上的题记来看,此画作于南诏“中兴二年戊午岁三月十四日”,即唐昭宗乾宁五年(898年)。由南诏官员信博士内掌侍酋望忍爽臣张顺、巍山主掌内书金卷     

七十余年《蛮书》研究的学术史述论

樊绰《蛮书》是现存唐人记载云南地区史事的唯一专书，亦是南诏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自1949年以来，学界在前人基础上对《蛮书》进行了全面研探，大致可分为校注、内容考辨以及学术价值探析3种类型，呈现出多视角的研究趋势。这3类研究各有特点，既促进了学界对《蛮书》文本的细致解读，又对深入认识南诏历史起到积极作用。     

《大理战书》与朱元璋的平滇国策

从汉武帝公元前109年在云南设置郡县后的二千余年,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曾出现过和唐、宋大体相始终的南诏国和大理国,两国之间既有和好交往的历史,也曾多次兵戎相见,但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敢于面对中央王朝的平滇大军“下战书”的具体记载,却只见到一件,这就是元末明初的《大理战书》。本文拟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进一步认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平滇国策及其决策对边疆地区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阿嵯耶观音形象起源、特征及其风格演变

阿嵯耶观音是具有东南亚和大理民族特色、驰名中外的“云南观音”，是南诏大理国佛教艺术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南诏国重要文献《南诏图传》等云南地方史料出发，简述了阿嵯耶观音的形象起源及大理国对南诏国阿嵯耶观音信仰和形象的认同和继承，重点讨论了云南剑川石窟梵僧观世音和阿嵯耶观音石窟造像，《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简称《梵像卷》）中阿嵯耶观音等大理特色观音画像和国内外收藏的大理国时期金银质、铜鎏金和木质阿嵯耶观音，以美国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和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典型造像，解析其造像风格、装饰特征及鉴别要点，并以多尊不同时期的阿嵯耶观音造像和绘画，讨论其本土化演变，包括面容、身姿特点。最后讨论了在元明后，阿嵯耶观音造像在大理转变为慈眉善目、白发白须的白族“观音老爹”形象。     

80年代剑桥版《南诏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一书汉译本问世

1981年,剑桥大学出版了美国青年汉学家查尔斯·巴克斯的博士论文:《南诏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这是西方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的最新成果,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巴克斯的这部著作系统地论述了唐朝与南诏、吐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论证了唐经营西南边疆政策的得失与影响,详细论述了南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民族情况。作者批判了中国封建史家的陈腐观点和西方史学家的主观谬论,并提出了新的见解。代表了80年代西方研究南诏史的最高水平。1983年,韦克斯勒在《亚洲研究》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书     

佛国妙香话梵音

云南大理素有佛国之称,历史上是南诏与大理国的统治区。南诏和大理国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两个地方政权,从8世纪起至13世纪,统治我国西南边疆地区达五百年之久。元郭松元《大理行纪》中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     

南诏大理国图书流通浅述

南诏和大理国是唐宋时期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凡治西南史者无不为南诏和大理国史所吸引。本文就南诏大理国时期图书流通发展的因素、流通方式及图书流通的文化意义进行了论述。     

《南诏大理国研究成果目录索引》编撰刍议

19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较为分散,不利于检索利用,不利于学术的创新。基于此,文章论述了编撰《南诏大理国研究成果目录索引》的内容、方法和意义。     

浅谈唐与南诏的和战关系

唐和南诏存在的时间基本相随,南诏的兴亡和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唐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唐与吐蕃的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南诏持观望态度,时而臣服于唐,时而叛唐归附吐蕃。南诏利用唐王朝和吐蕃之间的斗争实现了在夹缝中割据,绵延二百余年。     

南诏大理国菩萨造像鉴赏

<正>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作为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云南很早就和印度有着交通往来。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看,至少在东汉时期,便有佛像传入云南。然而佛教在云南的兴盛,主要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统治者的推崇,自上往下的推广。南诏、大理国的君主把佛教尊为国教。这一时期留下了无数精美的佛教文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这件全长1635.5厘米的画卷共绘有佛、菩萨、护法明王、君臣平民等各色人物774人,开卷即为大理国利贞皇帝段智兴率文武群臣礼佛(图一),堪称大理国重要的一件皇家恢宏之作,是现在研究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艺术最重要的史料。     

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语句索引编制思考

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是传统文献史料的补充,而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的索引编制可将分散的史料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为研究者提供快捷的检索史料的途径,也有助于推进南诏大理文化的研究。     

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概述

在传统文献中南诏、大理国史料保存下来的不多,幸在白族历代金石碑刻中也保存了一些南诏、大理国的史料,它可以弥补传统史料记载的不足,加强对南诏、大理国金石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有助于南诏、大理国研究的深入。     

从洱海图看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生殖崇拜和图腾崇拜

南诏中兴二年(唐昭宗乾宁五年,公元898年),信博士内掌侍酋望忍爽臣张顺、巍山主掌内书金卷赞卫理昌忍爽臣王奉宗等人,根据《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国史》等古籍,绘制了《南诏图传》及文字卷呈送南诏宫室。洱海图是参照当时的《西洱河记》一书画成的。该图虽然绘制在《南诏图传》的末尾,但它是整个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诏图传》成画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国内外一些研究《南诏图传》的专家学者,还没有对洱海图引起足够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事。笔者根据历史文献,民族学调查资料和民俗学调查资料,以及考古学资料,撰写此文,对洱海图作一些探讨,以就正于专家。 一、唐、宋时期的洱海图概说 为了研究的方便,首先将唐代张顺、王奉宗等人绘制的《南诏图传》中的洱海图介绍如下:(图一) 西洱河(即大理洱海)中画有雌雄二蛇,     

汉晋时期云南货币初探

历史上云南的货币流通使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汉晋时期。除原始的以物易物外,由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建立郡县,推行汉王朝的币制,这一阶段云南货币流通受到中央政权的很大影响。第二阶段,从南诏到明末。唐南诏统一云南后,建立了独立的商品经济体系和货币流通体系,用贝作货币,这个货币流通体系被后来大理政权沿袭下来,     

唐成都府助教鲜腾墓志铭考释

2005年于成都西郊金沙村唐墓发掘出土的《唐故成都府助教鲜腾墓志铭》主要记载了墓主鲜腾的家族世系、墓主个人的仕宦经历以及墓主与唐代成都的南诏留学生之间的教学。作为现存唐人墓志中唯一在志文中直接反映唐与南诏关系的墓志,弥足珍贵,是研究唐南关系史的重要实物佐证。     

蛮书

唐朝樊绰著。又称《蛮志》、《南蛮记》、《南夷记》、《云南志》、《云南史记》。明代以来,原书佚失,清乾隆年间开旧库馆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重辑录成书,印入武英殿聚诊版丛书,以后又收入《知不足斋丛书》、《琳琅秘室丛书》、《渐西村舍丛书》,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向达《蛮书校注》,除对《蛮书》本文作了校勘注释外,还附录了有关南诏的文献资     

渤海国与唐王朝的民族关系——以唐鸿胪井碑为见证

渤海族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存世大约六百年,公元698年(唐圣历元年),渤海族首领大祚荣,在上京筑都建立震国,后改名为"渤海国"。渤海国自建立之初就使用汉文,以唐制管理国家,积极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及文化,并与唐王朝保持友好往来,号称"海东盛国",在我国东北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本文以唐鸿胪井碑为见证,并结合唐王朝的羁縻州府政策,揭示渤海国与唐王朝的民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