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代言官制度

封建统治者为使自己的政权绵延久长,总要制定许多不同名目的制度。作为一种有效调和皇权、百官、人民,即封建社会各阶层矛盾的特殊体制,言官制度在封建国家里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至明一代,言官体制可谓完善,且因特殊的时代背景,又呈现出许多与各代不同的特点。     

明中后期的史学思潮

嘉靖、万历以来 ,时代的动荡 ,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巨大变化 ,阳明心学和此后实学思潮的兴起都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批判程朱理学成为一种思潮 ,传统的经史关系认识受到冲击 ,以史经世的思潮得到发展。     

试析明代邸报与言官政治——以李三才人阁风波为例

万历年间,内阁缺员,群臣围绕推举李三才人阁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时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此事写信给朝中重臣表示支持李三才,之后信件内容通过邸报递送京城各大衙门,引起激烈反响,反对者认为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李三才为平息纷争最终引咎自去。这次风波因为有了邸报的参与,也成为一场“舆论战”。而明代邸报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当时完善的言官制度影响下较为透明的舆论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魏晋时代与明代中后期士人心态比较

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简单的国家行政机构已经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时局,这就需要大批有才华的平民通过其他方式成为"士"阶,参与国家机器的管理运作。所以"士"作为贵族与庶人上下汇流之处,人数不断增加,这就成为其兴起的必要条件。同时随着争霸战争的持续,各国统治者都意识到需要招纳在学术领域有影响力的人进入朝廷,来增强自身的政治号召力。这样,平民凭借文学晋升则成为一种风气。"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赋予了士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广阔的舞台,使得他们可以周游列国,陈述时事,大展抱负。     

论明代中后期潮汕地区吏治败坏问题及其影响

一、明代前期潮汕地区吏治概况 （一）明代潮州府下辖区域 明代所设广东潮州府,所管辖地域十分之广,下属十县。洪武二年（1369年）,省去梅州,改为潮州府。初领县四,即海阳、潮阳、揭阳、程乡,成化以后,陆续增置六县,为饶平、惠来、大埔、平远、澄海、普宁,共为十县。足见当时潮州府所管辖的地域有多广,腹地广袤,地处粤闽交界,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均可海陆皆通．在明代对外海上贸易上为一处通商点。     

探析明代言官道统精神与皇统的对抗

明代言官肩负着谏君劾臣的重要职能,在面对乾纲独揽的皇帝时,言官秉着"道高于君"的精神信仰,直言敢谏。然而言出祸随,遭到皇帝的打击压迫。     

明代中后期的文化转型及原因

明代的政治、经济方面都出现了新特点,文化领域内的变化尤为突出,至明代的中后期出现了转型。本文从多个方面论述明代中后期的文化转型及原因,明代的文化上承宋元,下启清代,地位举足轻重,对明代中后期文化转型的研究意义重大。     

光绪朝前十年间言官披露的吏治问题

晚清吏治腐败。1875至1884年的10年间,曾出现过一个言官清议的高潮。当时言官奏折中披露的吏治问题,主要涉及捐纳、保举、科举、冗员、书吏、讼案、属员、调员、弄权等。捐纳、保举、科举都关系到官的任用,冗员也是这三者带来的一个官场病。书吏、讼案反映出吏的违法行为。属员、调员、弄权反映出官的腐败劣迹。     

论明朝中后期贪风的特点及其原因

明代自嘉靖以后,官场贪风弥漫,蝇营苟狗.官僚阶层视贪贿为自然,"习以成风,恬不知耻"①;廉洁奉公者反而遭受别人的讥笑,被斥为无能、迂腐.对于明朝中后期的贪污腐败现象,学界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将这一现象置于明朝中后期大的社会背景之中,从社会风气的角度进行剖析,探讨贪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为例

明代留存下来不少财政数据,这些数据均以叙述性文字罗列,给今人利用造成极大困难,急需运用现代统计技术加以整理。但是,由于这些财政数据的来源和性质十分复杂,整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赖建诚教授的《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值得充分肯定的尝试,但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提醒我们在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时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历时性研究必须准确判断财政数字的年代;转录财政数字必须辨清各项目之间的分合关系;比较财政数字必须以性质相同、口径一致为原则;解读财政数字必须明了当时的财政制度。     

灾害、环境与慈善的相反相成:以乾隆朝直隶乡村社会保障建设为中心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因“粮政”政策受挫而要求建立义仓系统,试图利用义仓之名再次推动乡里民间积储体系建设。这种由依靠官仓向民仓转变的行为,是乾隆统治政策整体收敛并由“养民”向“教民”转变的一种体现。畿辅义仓体系很好实现了赈济和管制的完美结合,直隶的稳定成为头等重要的事。在全国废除留养资送制度的大背景下,唯有通过留养局体系,才能最大可能减少流民对京师的压力。留养局系统的设立是乾隆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妥协和让步。留养局的空间分布特征受交通、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乾隆十三年统治政策转变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直隶义仓、留养局系统的建立中,灾害、环境与慈善这三方面的因素以相反相成的形式交织在一起。     

“以文征利”与“倚商事文”——晚明士人文化活动的趋利化及对文化消费风尚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显著扩大。具有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认识到文化作为谋生资本的作用,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生产和消费,并引导整个文化消费风尚。商人与普通民众亦步亦趋,雅文化与俗文化交互作用,士大夫的传统义利观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进入了第一个较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消费时代。     

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

在明代科举考试史上,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建文二年的殿试变得扑朔迷离,疑案在悬。三月初一日举行殿试,作为一项制度于洪武十七年推出后,在洪武朝后期得到了较好执行。建文二年三月初一日因有日食,殿试推至次日举行。参加该科殿试的贡士,除本年二月会试中式的109名新科贡士外,还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告殿贡士郭秩,总数应为110人。     

晚明名妓的气质与形象及其文化透视

名妓文化是晚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明名妓清丽脱俗的气质与形象体现在三个方面:衣着风貌的艺术美,居住环境的雅致美,行为举止的脱俗美。这种表现与她们的艺术修养以及晚明空灵的士风相关,也与名妓心理上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可和朦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密切相连;从文化层面看,晚明名妓在此方面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晚明市民文化、娱乐文化、思想文化等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趋向。     

试论明至清前期黔中城镇的发展与特点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重点,多集中在中原、江南、口岸等城市,不关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的历史状况,因此很难形成对中国城市发展起源、类型、特征总体的科学总结。笔者在日常文化遗产调研的业务工作中,发现贵州城镇中保留下来可供我们作为文化遗产观察、分析和研究的古代城市建筑物、街区、城垣等遗产已所剩不多,而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对城市发展的历史,对城镇历史遗物的文化价值、社会意义所知甚少。本文拟就明至清前期黔中地区的城镇发展史做一点粗浅论述,以引起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明代中后期粤东增设新县的地方政治背景——以万历《普宁县志略》为中心

为强化地方管治,明中后期粤东县级政区屡经调整析分。政区变动牵扯到错综复杂的疆界划定和赋役摊派等地方资源分配问题,造成新县增设过程中充满矛盾斗争。本文以编撰于建县初期的万历《普宁县志略》为例,分析新县的内外困弊及其与邻县的都图纠纷,探讨当地官绅如何利用方志这块园地,通过有意识地书写地方历史来处理新县与原属县的利益纠葛和县际关系。     

论清末吸引侨资的政策及其失败的决策因素

清季末年吸引侨资的政策 ,经过逐步探索 ,在引资措施、激励制度、投资环境建设等方面渐露比较健全、规范、注重政策实施步骤等相对科学可行的端倪。但随着引资政策的实行 ,财政本位性对引资政策的反动 ,引资政策缺乏切实可行的优惠办法以及新旧体制的摩擦等深层次的决策性因素 ,制约了吸引侨资政策的深入。这是晚清政府半封建半殖民地本质所决定的。     

隋末唐初岭南政治势力探析

在隋末唐初的乱局中,岭南因为僻处南疆而未介入中原逐鹿的大战,从而显得相对平静,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因为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多样,岭南的割据局面之复杂,并不亚于中原地区。本文运用政区地理和政治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复原了隋末唐初岭南地区的政治形势,将众多的地方势力一一勾勒出来,并考证出诸多史籍记载不确和不全之处:前者如被夸大的邓文进、宁长真、冯盎等割据势力;后者如实力强大却广被忽视的李光度,以及南康州周边地区晦暗不明的陈氏集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