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今译》误译举隅

近来古籍今译成了热门,短小精悍的选译早已不过瘾,几十上百万言的大部头纷纷问世.这是一件好事,但任何事情如果过热则必有问题.有人对此现象写文批评,认为今日众多的“今译”存在十弊,主张“古籍今译是一桩关系到子孙万代的严肃问题”,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之(见《光明日报》“史学”第557期),笔者对此也深有同感.只是这篇批评是泛指一般现象,从而归纳出十条弊端,并不涉及具体作品.觉得意有未足.最近读了中州古籍出版社新出的厚厚两大本硬皮精装的《〈三国志〉今译》,正好作一具体例子,这里仅以该书卷27为例.     

汉赋今译浅议

古籍今译,是当今社会赋予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历史重任.本文仅就汉赋今译问题略抒己见,希望得到方家师长的批评指教,以期提高古籍今译的整体水平.一、汉赋的基本句式汉赋是一种便于叙事的半诗半文的文体.《释名·释典艺》称:“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挚虞《文章流别论》称:“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钟嵘《诗品·总论》称:“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都指出赋具有叙事状物的特点.正因为这种文     

漫话古籍今译——兼评《周礼今注今译》

在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大量工作中,与广大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应该算是今注今译,特别是用现代语言翻译艰深古籍的今译工作.关于古籍今译工作,郭沫若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充分估计到了它的重要性,他说:“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整理中国的古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必要的事.但是此外我觉得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对这个重要观点,他论证说:“古书所用文字与文法与现代已相悬殊,将来通用字数限定或则汉字彻底革命时,则古书虽经考证、研究、标点、索隐,仍只能限于少数博识的学     

古籍整理研究琐谈

拙著《意林全译》、《穆天子传全译》、《燕丹子全译》三书系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第二批,原书皆是第一次全面整理问世的,故笔者不揣冒味,将此三书奉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傅璇琮先生,以期得到指教。傅先生于百忙中拨冗赐函,让我就此三书的译注写一篇古籍今译的体会。傅先生抬爱、提携之美意难违,故将著此三书的占滴感受坦陈于读者。首先,关于“全译”的体例。拙著三书出版后,曾有师友、同仁对书名“全译”不以为然。有人认为“有校有注,为何名之日‘全译’？”也有人认为我是把“全译…     

借鉴《国语解》为古籍作注

我承担了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的《国语选译》工作.它的具体要求是“每篇依次分为提示、原文、今译、注释四部分,以译文为主”,但是“注释是今译的补充部分”,意思是说读者还是要借助注释才能更好地理解译文.可见,即使有译文,对古书来说,注释也是不可少的,更何况没有译文的古书,注释更是必需的.我在进行《国语》注释和今译工作中,反复阅读推敲韦昭的《国语解》及近现代对《国语》有关注释、翻译诸作,深感极有必要探讨如何借鉴韦昭《国语解》来为我们当前的古书注释服务.     

评“白话译本《资治通鉴》”

我偶然购得台湾柏杨先生的“白话译本《资治通鉴》”(①战国时代)(全三十六册)的第一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11月第1版),怀着兴奋的心情,对照《通鉴》(因译本末附原文)认真细读,目的是为我们正在搞古籍今译取得借鉴.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召开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和“今译要经过选择,要列出一个精选的古籍今译的目录,不要贪多”的指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准备,议定组织高校人员编译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并建立丛书的编辑委员会.今年五月七日至十日,编委会全体成员在杭州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古代文史名著选择丛书》的书目和凡例,确定了古籍委员会直接联系的各研究机构承担的项目,明确了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日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林同志、国家教委文科科研处处长(兼委员会秘书长)陈志尚同志亲临会议关怀指导,并作了重要讲话,巴蜀书社的同志列席了会议.     

古籍今译应考虑普及的需要和限度

古籍今译是一项古代文化普及工作,所以应该在普及的需要及其限度内进行.世界文明古国中,如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等,经过异族侵入、民族迁徙、战争和自然条件等原因,文化传统大都中断或经过变异,惟有我国几千年来保持着稳定的延续,这是好事.但另一面,这个传统也成为一种文化包袱,十分沉重;特别是当前知识门类繁多,除了少数从事古代文化事业工作的人以外,不应该过分地增加一般求知者的知识负担.因此,古代文化的传播必须有所选择.有人主张把先秦经书、二十四史之类的典籍全部译成今语,恐怕并无必要.而且,有些古籍是很难译述的,如《易》的“乾元亨利贞”一句,就很难翻成今语而不噜嗦累赘.二十四史中,如《天宫书》、《五行志》之类,一般读者既无必要,也极少兴趣.如系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则还是自己去读原文可靠.就是正史中的纪传,也只宜有选择地译述,《元史》以后,列女传中大量贞妇烈女的传文,译出来有这必要吗?     

古籍今译中误解字词古义举例

古籍今译中误解字词古义举例时永乐古籍今译是一项难度大、要求高的严肃的学术工作,要求译注者必须具备扎实的小学根柢,按照古人的语言习惯和古文的原义去翻译。这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但要真正做到这点,亦洵非易事。笔者在翻阅古籍今译本时,时常发现望文生训、误...     

焉能以己所取非人所取——读《<诗经金译>质疑》

袁愈荌译诗、唐莫尧注释的《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全译》)成稿于1977年,出版于1981年6月。此书出版后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96期曾作如下评述: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经全译》,是一个新的开端。《全译》将三百零五篇全部加以译注,比较充分地吸收了历代和今人研究《诗经》的成果,提高了译文水平,在古诗今译方面做了些新的尝试,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全译》基本上是采用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式,不任意删节也不任意增添词义,尽量找出一些对应的词加以翻译,读者通过这样的译文,基本上可以掌握原文。……《全译》好就好在注释的文字很扼要,但在关键之处均能说明本于何家。征引的诸家见解,都是有代表性的。《全译》在碰到一些各家说法不同的     

古文今译与古今词义

古代文献典籍转译成现代汉语,这是一个使现代人通过阅读译文了解历史、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捷径.然而开辟捷径确是一顶复杂而艰难的工程.转译不准确,背离古文原意,定会把读者引向历史歧途.因此,古文今译“信”是头等重要的.所谓“信”,就是忠实于原文.     

古籍今译势在必行大有可为

古籍今译,是指把用古代书面语言写的古籍翻译为现代书面语言.这是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内容十分丰富,它包含着我国古代思想、政治、经济、文艺、科技、军事等方面十分宝贵的经验,这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国宝,是我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财富.对古代典籍加以整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建设符合中国历史传     

《国语译注》失误商榷

薛安勤、王连生先生《国语译注》（以下简称《译注》）,是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的一种。对先秦历史典籍《国语》全注全译．在1993年以前,就个人目力所及,国内可说是第一本．筚路蓝楼,功不可没。1993年,我因为承担了贵州人民出版社“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之一的《国语全译》,在工作后期曾参阅《译注》,觉得该书的注释和译文都存在一些问题,现将较突出者分类昨列,提出讨论。一、注释错误：（1）55页注（29）郑出自宣王：郑桓公是周宣王母亲的弟弟,郑国之封是在周宣王之世。按：后半句不错,前半句误在将韦昭《国语…     

祝贺《炎黄春秋》十五周年

记得杜老润生在《炎黄春秋》2002年迎春座谈会上曾经说过：要把《炎黄春秋》办成《资治通鉴》现代版。我查了一下,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总共九千多页。《炎黄春秋》15年出了172期,如果每期都是80页,总共就是一万三千多页了。每页的字数也比《资治通鉴》多许多。总计应该有两三部《资治通鉴》那么多了。当然,重要的不在字数,而在于它是“现代版”。《资治通鉴》基本上是供帝王将相作鉴戒的,“资”的是专制统治的“治”。到了新中国,这些应该说是“俱往矣”。将近三十年前辞世的现代伟人,生前也经常把这部大书放在身边,大概从里面也曾领会到不少治国谋略,实行起来自然不会原样照搬,而是“还看今朝”,我们是身受其惠的。     

古籍今注今译，不可忽视人文背景——以《颜氏家训》为例

本文以《颜氏家训》注释中存在的问题为例,指出古籍的今注今译,应充分考虑古籍著作特定的人文背景。因为语言文字运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必然受到社会环境、人文背景的影响和制约,非语词本身的因素会对古籍文本的理解产生重要的影响。     

《董叔欲为系援》旧注今译商榷

《晋语·董叔欲为系(繁)援》乃《国语》中佳篇。而古注多有舛错及未详之处,今人译释亦多误解,其文仅七十七字,全录如下,而试正读之。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愬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楚辞全译》试评

一九八四年二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福建师大教授黄寿祺和贵州大学教师梅桐生合著的《楚辞全译》。全书包括《楚辞》各篇简介、原诗、简注和译文,二十五万字,印制比较精美,发行以来,已为学术界所闻知。 在历年已出版的许多《楚辞》注译本中,《楚辞全译》是有特色和长处的一种。首先一点就是“全”,是全译本,不是选注本、选译本。今人的许多注本大抵只注释和研究屈、宋作品;翻译更未有过全译本。郭沫若、文怀沙、陆侃如、龚克昌的译本都只是选本性质。《楚辞全译》则依照刘向、王逸对《楚辞》的编排,兼采战国、两汉,不但全部译齐屈原的诗篇,而且对宋王、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的“楚辞”作品都加以简注和翻译。而后者自朱熹以来,一向认为“自《七》以下,无足观者”（《楚辞辩证下》）,所以一直未为研究者、注释家所重视,至于今译,更是一向无人涉足问津。朱熹等古人的评价有一定片面性,《七》、《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等“代言体”诗篇固然比不上屈原诗歌重要,但也是文学史上知名的作品,对其加以研究和今译乃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全译本避免了选译本零碎、片断、不见全牛的缺点,对于想要综览《楚辞》全貌的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其二     

地灵之赞词 人杰的颂歌——读龙光沛《黔苑拾英》

贵州人民出版社副编审、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龙光沛先生,长期从事编辑工作,默默无闻地忙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编辑了《诗经全译》、《古文选译》等100余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图书。同时,一直坚持业余奋力笔耕,特别是离开编辑岗位后,其写作更为勤勉。《黔苑拾英》中的绝大部分篇什就是这时     

《屈原赋》“其”字浅说

近读陈子展先生《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陈先生解《楚辞》,主要用译释的办法,只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略加简注。鉴于“今之《楚辞》译文亦数见不鲜矣,往往未能扣紧字句,致失原意。”(见《凡例》,下同)所以,陈先生的“今译,亦名直解,深戒解非本义,率而为之。必也古词今语,寻文比句,为媸为妍,临镜自见。”可见陈先生的“今译”是力求直译,尽量忠于原作的。用我们教书     

读王天海的《意林全译》

王天海先生的新作,《意林全译》被收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是国家“九五”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也是首次对《意林》这部古籍的全面整理研究。就总体而言,可以说《意林全译》是近年来古籍整理中一部上乘之作。《意林》是一部诸子百家言论的摘录汇编,为中唐扶风人马总所撰。马总字会元,生年不详,卒于唐穆宗长庆三年,主要经历与活动在唐贞元至长庆年间。一生为官,从地方官吏直做到户部尚书。马总性情刚直,不妄交游,崇尚儒学,精于政道,曾在岭南为官多年,于边区开发建技颇多,有政声。《意林》是马总多年研究诸子,摘录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