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实录”新探

《史记》“实录”新探易宁,易平《史记》在汉代就被人称为＂实录＂,司马迁以此书创作而获得＂有良史之才＂的美誉。在先秦史官中,春秋时晋太史董狐以＂书法无隐＂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汉太史公司马迁继其后当此殊荣,足见汉人对司马迁《史记》之推重。＂实录＂两字...     

从成都驷马桥说起——有关司马相如几个问题的探讨

司马相如是汉赋的奠基人．鲁迅先生曾对其高度评价：“武帝时代,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相如之辞赋,“不师故辄,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鲁迅《汉文学史纲》第54页）。武帝读相如的《子虚赋》后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遗憾之至;后读《大人赋》后,“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刘邦歌诗

一、击筑慷慨歌《大风》,泣血深情悲《鸿鹄》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割记》中批评司马迁写《史记》不大重视文献记载,对“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较之班固《汉书》,这的确是《史记》一个缺憾。但司马迁自有收文标准,对于自认为特别美好特别关键的文献,记载得就特别详细。比如刘邦的两次唱歌,既录其歌词,又记其背景,细节生动．氛围感人,千载之后读之,犹闻其声,可见其在司马迁心中的分量。     

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

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易平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开宗明义提出他著述历史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以史立言”,标志着我国古典史学的发展已进入成熟阶段①。司马迁是如何“以史立言”,他在《史记》中表达出怎样的“一家...     

《史记》“爱奇”说考述

扬雄曾正确地评价《史记》具有两个特色,一曰“实录”。二曰:“爱奇”。班固详评《史记》曰:“自刘向、扬雄,博击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样“实录”就成为《史记》为信史的评价。“爱奇”之说,班固未谈,应劭针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评论为“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司马迁爱驺衍的什么奇呢?显然,应劭指的是驺衍的“其言不轨”,“其言”的内容是什么呢?看该传全文可知,原来驺衍是“其语闳大不经”、“先序今上至黄帝,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当有东方朔代撰《序略》考论

以司马迁自撰为前提来解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存在着诸多疑问.诸如,为什么作为尊称的“太史公”在同一篇中兼指司马谈父子二人?司马迂前文声言《史记》为“述”而非“作”,为什么后文小序解题却皆言“作”?“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一句,目前流行的几种点断皆难圆通; “拾遗补艺”之语,亦与司马迁写作宗旨极不协调;此外,前后文亦有相互重复之处.本文从上述诸问题质疑入手,结合桓谭《新论》、《汉书·司马迁传》、《汉书·杨恽传》所载东方朔、杨恽与《史记》的关系,指出:自篇首至“诸神受纪”,为司马迁自叙家世生平及著书缘由宗旨,其后为东方朔“平定”之文,自称代为书写《序略》.其内容包括评介司马迁生平及著书宗旨、体例构思,排列各篇顺序并作解题.篇末所缀一句,当为杨恽所增.若此,则上述诸疑皆可冰释.     

《史记》所用“我”字说

在阅读《史记》的《纪》、《表》、《世家》等部分时 ,常能看到诸如“秦伐我”、“魏败我于……”之类的句子。我们都知道“我”字是代表的某一诸侯国 ,但称“我”应是春秋战国当时人的语气 ,司马迁作为后人写《史记》 ,理应直呼国名 ,但他用“我”字 ,显然不合逻辑。不少学者以“我”字为司马迁作书时所依据的旧史原文来解释这一现象 ,其实这一说法很难成立。本文即是对此现象作出另一种解释 ,并进而对《史记》的部分资料来源作出一种推测     

《史记》的体例与“通变”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它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司马迁撰写《史记》,其史学思想的核心是“通变”。如何认识《史记》的五种体裁,表现在各种体裁中的“通变”思想有什么不同特点,是本文拟为探讨的问题,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关于《史记》的五种体裁,某些方面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但如何理解才符合司马迁的原意,却是一个重要问题。比如本纪,司马贞的解释,除指出依照本事加以综理之外,还包含要使整理的帝王事迹成为后代纲纪的意义。张守节在解释时,首先引出裴松之的“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然后说:将所统理的众事,依天子之世系分别连缀在它相当的年月上,就是本纪。司马贞和张守节二人都强调本纪必须与帝王、天子相联系。     

从《徐氏宗谱》看家谱在民间文献中的价值

家谱是记载家族世系的历史图籍,但一个时期以来,它曾被视为“四旧”,以致许多私家谱牒毁之殆尽,不想一部徐氏家谱却能幸存,那是本族中人冒着风险,才藏匿下来的,已成唯一仅有的孤本。在我国,家谱的兴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最早始于皇族,且多为官修,专记帝王诸侯世系,此后名门士族,继而各家各族,私修家谱渐成风气。司马迁的《史记》对于“三代不可考的纪年”就是凭藉的“谱牒旧闻”。《史记》中的“世家”“列传”其实都是为帝王将相     

司马迁批评《老子》了吗?

司马迁撰《史记·货殖列传》,开头这样写道:“《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据中华书局出版《史记》校点本) 历来的史家都根据这一条资料,说司马迁在这里对《老子》提出了批评,指斥老子的思想行不通。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合理,有悖于司马迁的基本思想。其实,司马迁在这里非但不是批评《老子》,相反却赞同《老子》的主张。试申述四点理由如下: 第一,从文字训读看,有两点应当校正。其一,     

让“太史公”魂归故里

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一颗是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一颗是与《史记》齐名青史的《资治通鉴》。前者是司马迁编纂,后者是司马光编著。司马迁与司马光,都崇尚名节、光明磊落、忍辱负重、忠君爱国,都为丰富和充实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宝     

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续)

(三)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最令我们重视的是司马迁所揭示出的《春秋》之义的最高层次的含义:即孔子把三代之礼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并探讨了礼的发展的规律性。请读司马迁如下的一系列论断。他写道:“《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太史公自序》)。他又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甚至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观殷、夏所损益曰:‘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建国以来司马迁哲学思想研究综述

自《史记》问世以来,不断有人对司马迁的哲学思想进行探讨。新中国建立以后,广大史学工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司马迁哲学思想展开深入研究,重要哲学史专著都列专题讨论。有些问题争论热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探讨和争鸣使人们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笔者以下试从六个方面作一综述一、关于司马迁哲学命题的含义“天”、“天人之际”等是反映司马迁哲学思想的重要概念,人们对其在《史记》中的含义界定进行了深入探讨。1.“天”的含义界定。“天”、“天道”等在《史记》中的含义不确…     

为卫宏之司马迁“下狱死说”辨诬补证(《太史公卒年考辨》之四)

郭沫若先生认为:“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他很可能在写作《报任安书》之后“再度下狱致死”。(《关于司马迁之死》,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郭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他的根据是汉人卫宏的《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句下裴骃《集解》注引)     

《离骚》辨义

1《离骚》是《楚辞》中的代表作,其影响深远,流誉无极,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不朽的杰作,人们对它命题的含义却颇多争议。这些争议持续了千百年,至今仍未有一公认的结论。题目是一部文学作品灵魂之所在,如果连题意也未弄清,势必对研究工作带来消极影响。可见,探求《离骚》篇题的真正含义,同时排除各种无谓的歧义,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诸家对“离骚”二字的不同解释,依时间先后,主要有下列几种: 一、“离骚”犹“离忧”说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二字之中,司马迁以“忧”释“骚”,于“离”字则未加解释。依《史记》惯例,可知司马迁当时,“离”字     

《史记》与《周易》

《史记》深受《周易》的影响,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说明司马迁十分推崇《周易》,视其为圣人之书;“致命遂志”是司马迁的最高价值追求;“殊途同归”、“易简”、“时变”等观念是其写作《史记》的重要指导思想;《周易》中的很多辞句,成为其立论的依据。     

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

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浩若烟海的历代史籍中,司马迁首创“记传表志”体例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一千年后,司马光“因丘明(《左传》作者)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作者)简要之文”,消纳《十七史》于一编,修成了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全书凡二百九十四卷,始战国而终五代,包括时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按照时代的顺序贯串起来叙述,弥补了《史记》后千年无通史的空白。这两部通史可称为我国史学著作中两颗光芒四射的巨星。     

论民间文学对《史记》取材的影响

司马迁撰写《史记》多取材于民间文学,对此他有过明确的表述。如他在《报任安书》中,谈到其写《史记》的情况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这里所谓的“放失旧闻”,主要指的就是民间文学。在《殷本纪》中,他说的更加明确具体：“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     

再造“轻吕”

<正>剑到底源于何时,为什么要称之为“剑”,这一直是困扰古兵器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先秦史籍《逸周书·克殷解》里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记载,大意是“诛一夫纣”的武王攻入朝歌后,“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此处文字描述了武王使用“轻吕”“黄钺”对纣王的尸体施行击斩,学界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古老的复仇习俗。《史记·周本纪》对这段记载后进行采用（图1）,但太史公司马迁在文字当中把“轻吕”改成了“轻剑”,甚至在后文种干脆写成“击以剑”,以及“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的内容,这充分说明司马迁认为早在西周初期剑就诞生了,“轻吕”就是剑。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注意到了司马迁的这一改动,同样认为“轻吕”乃剑名。     

《吴世家》史源探讨

一、《左传》以外的记事史料《吴世家》记事部分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就是《左传》.不过有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较《左传》更为原始或者更为可靠的史料,司马迁当然不会放过.例如关于诸樊元年吴楚交战,《左》襄十三有记载:“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而《吴世家》记云:“秋,吴伐楚,楚败我师.”这里《世家》依据的就不是《左传》,而可能是某种原始的吴国史记.“我师”应是吴国史官记事之辞,本不宜出现在汉人的著作里,也许是司马迁偶有疏失,没有将人称更改,遂使后人得以略窥其史料的来源.《吴世家》:“(阖闾)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此事在《春秋》、《左传》中都有记载.定公五年《春秋经》云:“夏,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