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

章从三个方面对“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观点,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化的前进方向”,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上科学地回答了广义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相互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贷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将群众、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群众、政党关系之上。     

试论我党如何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同时又有各自特定的内涵和要求.其中居首要地位的是第一个代表,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才有坚实可靠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的科技发展战略为代表先进生产力注入了永久的动力

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的历史,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其中,通过制定和实施不同时期的科技发展战略,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以毛泽东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视发展科技,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指导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贯彻和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注入了永久动力.     

党的科技发展战略为代表先进生产力注入了永久的动力

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的历史,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其中,通过制定和实施不同时斯的科技发展战略,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以毛泽东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视发展科技,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指导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贯彻和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注入了永久动力。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第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他说:“因为我们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所以全党同志的一切奋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实,关于党与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关系,江泽民曾多次作过论述。1993年6月,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2周年座谈会上就说:“这七十二年,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始终站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前列,     

试论"先进生产力代表"思想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内涵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要肩负起伟大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要自觉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本文将着重就"先进生产力"代表思想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内涵做一阐述.     

文摘

“三个代表”与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建设　　李君如在《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8期撰文指出,“三个代表”的关键,在“代表”二字,在于党能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对于政党来讲,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就要自觉地、主动地去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并不是始终都坚持和实行“三个代表”,也有过不同程度违背“三个代表”的情况,因此,并不因为我们党叫“中国共产党”,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到“三个代表”,要坚持“三个代表”并不容易。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问题上,党只有敏锐地把握社会…     

党的使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因为无论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落脚点就表现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学习"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重要论述,要求我们将之转化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而要做到这点其关键是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根本保证是必须从严治党,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论江泽民关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

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是我们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一个新的发展。本文阐述了其科学内涵、重要性以及实现途径。     

代表先进文化走在时代前列

江泽民同志关于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科学论断,充满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经验总结,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本文就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问题作了三个方面的论述.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Alternative Spaces of the "Argentinazo"

The ongoing instability in Argentina that emerged from the December 2001 uprising in Buenos Aires (the "Argentinazo") has been one of the highest profile examples in recent years of reaction to the economic "disciplining" of a country. For enthusiasts, this reaction has been resistance, an upsurge against neoliberalisation by people conscious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how things should be ( Aufheben 2003 ; Carrera and Cotarelo 2003 ; Dinerstein 2002 ; Galeano 2002 ; Harman 2002 ; "IM" 2002 ; Klein 2003a , 2003b ; MAS 2002 ; Ollier 2003 ). Subaltern resistances such as those developed by Argentines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geographical writing on resistance in recent years ( Castells 1997 ; Leyshon, Lee and Williams 2003 ; Pile and Keith 1997 ; Sharp et al 2000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ange of actions, or "action repertoire"( Tarrow 1998 :20–21), of the Argentinazo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alternative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convergence spaces"( Routledge 2003 )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emerged both as resistance to, and articulating a coherent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     

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

欧洲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几成定论。但该学说的史料、考古等诸多层面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是最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关于匈人的历史文献。对该文献进行核对和翻译,并加以必要的分析,有助于古代史研究者对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有所认识。同时,在古典史料中还存在其他可能与匈奴人有关的线索,藉此可以勾画出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